衆所周知，《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一副風俗畫，作品用長卷的形式，以細緻入微的筆觸描繪了北宋汴京的城市風貌和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時濃郁的商業氣息、繁榮的市場交易、蓬勃的服務行業、熱鬧的市井生活，打眼一看，這确實是一個空前繁華的大好盛世。

但要知道，《清明上河圖》成畫于北宋末期徽宗年間，這位輕佻的皇帝在蔡京“豐亨豫大”之說的鼓動下，搜集了無數的奇石珍鳥，宮廷用度奢華無比，大興土木修建亭台樓殿，大肆揮霍着本就不再富裕的家底。實際上，《清明上河圖》的開篇就是一株斷樹，斷裂處直指汴梁，暗示了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朝廷的根基已然腐朽不堪。

《清明上河圖》的細節刻畫不止于此，有更多令人拍案叫絕的局部險情：比如有三位運輸貨币的車夫，在熙熙攘攘的街上他們并不顯眼，但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們的身高比例與銅錢大小有問題——這些銅錢遠比普通的錢币要大得多。張擇端自然不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而這些大錢實際上是北宋朝廷發行的“當十錢”，以三錢之重的銅，鑄十錢之币。

那麼面值這麼大的錢币流通起來方便嗎？當時有一位宮廷宴會上的樂師在小攤販那裡買酒，花一枚大錢喝了一杯而索要找零時，那賣酒人無奈地說：“我這才剛出市，還沒賣得零錢，要不你再多喝幾杯？”這位樂師不得不連喝了五六杯，摸着肚子感歎道：“得虧是當十錢，要是相公改成當百錢可怎麼辦呦……”

當十錢流通不便雖惹人非議，但比起貨币貶值造成的災難而言，這點麻煩簡直不算什麼。當十錢由于貨币價值虛高，其價值最多隻相當于三文小平錢，即使用了非常精細的制作方法，鑄錢利潤仍高40%，這讓私鑄錢者趨之若鹜。

面對盜鑄成風、交易不便及物價飛漲等現象，朝廷不得不調整政策來平抑物價。從崇甯四年（1105）到崇甯五年（1106）短短一年間，當十錢不斷貶值，某些地方當五，有些地方當三，這一段時間朝廷的诏令相當混亂，甚至前後矛盾。貨币政策朝令夕改對經濟活動的打擊毋庸置疑，明明是大白天卻市門緊閉，有人拿着錢求購一捆柴火、一鬥米，直到天色暗了都沒人肯賣。

北宋的物價上漲到底有多嚴重呢？在《清明上河圖》中,有家羊肉店叫“孫羊店”,店外挂的牌子上寫着“每斤六十足”，據研究人員推測，這一斤淨羊肉的價格大概在一百二十文以上。可數十年前，宋英宗年間的羊肉才三十餘文一斤，到了北宋末年，羊肉價格已經漲至三百八十五文了。短短幾十年間，物價翻了十幾倍，“物價暴漲，細民不易”， 錢輕而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引起通貨膨脹的錢法改革給北宋政府帶來了巨額财源，而底層人民在貨币政策的盤剝下隻能艱難度日。

北宋末期的斂财方法還不止于此，徽宗時期實行鹽鈔法，商人買鹽需要先買購鹽許可證。然而統治者朝令夕改，鹽未拿到，鹽鈔已換，花費巨額買來的鹽鈔變成了廢紙，同時還要承擔沉重的鹽稅，鹽商們苦不堪言。在《清明上河圖》中，有一個鹽埔，店裡大量的鹽塊無人問津，就是因為鹽稅過重讓官鹽價格昂貴，黑市裡的私鹽貿易猖獗，政府收不到鹽稅便繼續加稅，形成惡性循環。

可政府收了這麼多錢更多的是為了滿足君臣的奢侈生活。據說北宋時期一個九品芝麻官的月薪再加上額外的補貼，其俸祿是六百年後清朝官員的5倍之多，這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

而徽宗喜歡奇石花木，甚至調用了大批運糧官船來運輸花石綱。《清明上河圖》中，汴河上無數糧船忙忙碌碌，而這些船上卻看不到任何兵卒守衛，都是私家糧船。這導緻國家對糧食失去了掌控力，當糧食危機發生時，北宋政府直接躺平等死，根本無力調控糧價。

龐大的财政支出之下，惠國惠民的水利設施卻不修，百姓衣食所系的河道無人整治。《清明上河圖》中，汴河兩岸竟無一堤壩，抗洪能力幾乎為零，徽宗統治的二十年間，光特大水災就發生了十四起，無數百姓因此颠沛流離。有人可能要問了，北宋朝廷難道就沒想過興建水利設施，治理水禍嗎？答案是，興修水利的本事沒有，但借修水利斂财貪腐的本事有，而且很大。

混亂的貨币政策、繁重的賦稅、嚴苛的統治、頻繁的天災讓這個原本富足的國家變得岌岌可危，《清明上河圖》表面上記載了欣欣向榮、華燈璀璨、車水馬龍的清明盛世，但對其細細解讀，便能察覺隐藏在繁華鬧市下的經濟危機。基于對朝廷社稷的牽挂，張擇端以畫谏言，向人們警示社會的種種矛盾，但這幅畫并不被徽宗所喜愛，不久之後就将其轉賜他人，繼續沉浸在粉飾太平的糜爛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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