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天下紛争不斷，各諸侯國在逐鹿中原的過程中想方設法擴充壯大自己的實力，基于這種複雜的時代大背景下，諸子百家學說應運而生并且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百家争鳴”的社會現象，并在古代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的一筆。但是到了漢代，交相輝映了一個時代的各家學說卻逐漸走向消亡。隻有儒家思想經曆了秦代焚書坑儒之後不但未曾湮滅反而奠定了其在封建王朝正統思想中的尊崇地位。

漢初社會思想控制的松弛，使得儒家學說得到迅速發展。到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思想，儒家思想的發展在漢代達到了頂峰，經學與政治被緊緊綁縛在一起，為政治統治所服務。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确立也是我國古代思想發展道路上的一項重要裡程碑，它帶有強烈的時代性并深深影響着此後的各個時代，而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具有着深刻的社會原因。

1、儒家思想誕生的社會時代背景

中國古代社會一直保持着尚農的傳統，以農為本的經濟思想指導了兩千年封建王朝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這一現象的産生追根溯源是因為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兩地優越的自然環境符合農業的萌芽與發展，并形成了古代社會人們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文化品格。

早期社會生産力低下，形成了大規模集體耕作的生産方式，因此産生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部落的社會組織。經過時代的發展，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血緣制度确立，統治階層按照血緣的嫡庶尊卑劃分等級，使得整個國家形成了明确的等級秩序。血緣身份與政治身份相關聯，父權、族權、政權相結合，造就了家國一體的政治格局，而儒家學說就誕生于這種社會格局背景之中。

中國儒學正是最典型的反映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條件下，适合于傳統社會結構需要的是安土重遷、遵天命、敬王權、尚宗法、崇禮義、重倫理、興教化以及維護大一統的思想文化體系。隻要社會以農為本的經濟制度以及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關系不發生變化，儒學就會一直存在并不斷發展。

2、儒學獨尊地位确立的社會曆史背景

秦朝的建立結束了戰國七雄争霸的時代，但不同于其他六大諸侯國一直處于中原文化圈的中心，崛起于西北邊陲地區以武立國的大秦，文化底蘊蒼白，血緣宗法關系淡薄，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如何實現思想文化的統一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自負狂妄的秦始皇單純的認為武力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主張以法學為主導思想，無視各血緣宗法制度與習俗，強行推行政府法令，激化了中央政權和地方宗族之間的矛盾。

秦朝苛刻刑法的實施，攪亂了社會尊卑上下的等級秩序，動搖了社會穩定的根本。而漢代吸取了秦朝失敗的教訓，意識到以倫理親情作為立足點的儒家學說思想才最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最有利于以血緣關系建立的政權的穩固，儒家思想獨尊的地位也在這種不斷變化的曆史背景中最終被确立。

1、漢初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的影響

西漢自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一直在推崇貫徹黃老學說中“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和與民休息的政策，因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國家财富日益增多，封建社會秩序安定，實現了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社會局面。但當朝統治者對社會放任自由的方式，激化了社會矛盾，甚至發展到威脅政權和封建等級秩序的鞏固。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嚴重，農業生産嚴重崩壞，吏治日益腐敗，社會形勢變得岌岌可危。

2、社會形式的變化促使黃老思想的消亡

漢初黃老思想的推行同樣使得各分封的諸侯國得到了極大的利益，得益于國家政策的寬松他們不斷擴充自己的實力，使得漢文帝時期出現了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最終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戰亂被鎮壓後，異姓諸侯王被消滅，同姓諸侯王的實力也大為削弱，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鞏固。

雖然皇權不再像以往那樣受到地方割據勢力的嚴重威脅，但皇權和地方豪強的矛盾依然存在，此時再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無疑是本末倒置，不再适合地主階級中央政權的需要，也不再适合社會的發展。

1、内政外交策略上需要加強中央集權的統一

“漢興六十餘載，海内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阙”

漢初經過一系列的休養生息，倉廪充實，府庫富饒，民風醇厚，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喜樂升平的想象，但在美好的表象下卻存在着嚴重的社會危機，面臨着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問題。西漢建立後，分封各諸侯王，随着時間的推移各諸侯王實力急劇膨脹，“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雖然最終各諸侯王被覆滅，但并未在體制上根本解決隐患的存在，到漢武帝時期，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是其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外交策略上，漢代面臨最大的威脅是北方匈奴的侵擾。漢高祖劉邦征讨匈奴卻被圍白登山，命懸一線，最終通過賄賂匈奴君臣才得以狼狽而歸。因此漢朝初期的幾十年對待匈奴的外交策略都是以“和親”為主。漢武帝繼位後，雄才偉略好大喜功的特點再加上國力雄厚的客觀條件下促使他一定會奮起反擊匈奴，清除邊患，開疆拓土，建立不世之功。

内外國政上的實施必須确保統治者權利的穩固，而加強中央集權的統一首先要做到思想輿論上的導向，為實現他的偉大抱負，漢武帝需要确立一個權威的思想為他的政治作為服務，君權至上的儒家思想必然會被推崇，這也符合當時的曆史潮流。

2、獨尊儒術符合封建統治者的各種政治需求

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這種政策用于國計民生問題上既不能促使人民建立穩固的倫理等級觀念，也不能使政權控制分散的小農經濟，而其放任自由的特點刺激了豪強富族兼并土地，搶掠民财的貪婪之心，激化的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清靜無為的政治手段已經不适應封建統治的需求。

漢朝初期實行的郡國并行的策略，最終導緻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壯大。這些由宗族權貴組成的政治力量集團與統治君主存在着血緣上的聯系，而儒家思想中有關鞏固和強化宗法制度與思想的理論，以及關于繼嗣制度的理論，明确加強了君主的權利，削弱了地方勢力，建立起了統治階層森嚴的等級秩序，為加強中央集權的統一确立了思想依據。

漢初的和親政策雖然保持了漢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在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的和平局面，但也助長了北方匈奴的嚣張氣焰，以至于漢朝常年受到邊患的困擾。儒家提倡的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哲學思想不僅符合漢武帝時期由被動妥協向主動出擊的對外策略，也滿足了漢武帝拓展漢朝版圖的野心。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思想理論，他所推行的儒家學說不僅包含了苟子關于禮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論，還大量吸收了墨家“兼愛 ”“尚同”的理論，而且其以《公羊春秋》為骨幹，同時融合陰陽家、黃老、法家思想建立一個适應封建社會統治的新儒學體系。這種新儒學所體現的思想恰恰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需求。

新儒學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但這僅僅依靠人的宣傳遠遠達不到理想的效果，董仲舒哲學和政治思想的特點便是将人事與天意挂鈎，陰陽五行與自然、社會現象緊密結合。他始終在強調君權天授的理論，将統治者神話為上天的象征，保證了君主神聖地位的不可動搖。

既然君權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那麼忠君便是理所當然的。儒家強調“天地君親師”的等級秩序，“君”的地位隻在天地之下甚至高于至親，這便把忠君的思想刻印了臣民的血脈之中，而董仲舒所強調的這種“忠”的思想在倫理道德層次完全符合了封建統治者對于臣民忠君思想的要求，也堅定了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決心。

漢代儒學能夠代替黃老之學被确立為統治思想，獨享尊崇地位，在于其符合傳統社會發展的現實，同時也是漢代曆史背景下的時代産物。由于地方割據勢力和中央集權的矛盾日益激化以及匈奴對漢王朝的軍事威脅日益加重，“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已不再适應漢代社會發展的需要。雄才偉略的漢武帝也需要新的統治思想來引導民衆支持他實現自己的偉大抱負，同時董仲舒強調的君權神授，皇權至尊為上的理論，也不斷強化着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他的儒家治國的思想确立了儒家思想獨尊的地位，不僅成為漢代一朝也成為後世曆代王朝的正統思想，為曆代統治者所贊賞和推崇。

參考文獻：

1、《漢書》

2、《史記 儒林列傳》

3、《董仲舒傳》

4、《漢武帝“獨尊儒術”考實》

5、《漢武帝“獨尊儒術”背景剖析》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