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視一檔叫做《中國地名大會》的節目中，曾專門介紹了香港。這檔節目，不僅讓我們了解到香港這一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更重要的是節目中，還特意提到了著名的小說家金庸先生，提到他将中國的"俠士"這一偉大人格推到了新境界。而像"俠"這樣的偉大人格，是完全浸潤于中國的傳統曆史文化下而誕生的，最後，又影響到文學創作，再經由文學作品影響到廣大國人的價值觀的。而這樣的情況，在中西雙方的文化發展史上，都能找到對應點。

中國"俠士"

"俠以武犯禁"，俠士，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偉大形象。它是浸潤于中國古代的傳統曆史文化而誕生的，最後被史學家司馬遷記錄在了《史記》中。之後，經過曆代的不斷充實，直接影響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創作，之後也經由文學作品，影響到了國民的為人處世。所以，俠，對中國的曆史文化，有很大的豐富，對中國國民的價值觀，有巨大影響。

西方"騎士"

而"騎士"，是歐洲古典文化中的偉大人形象。它是完全浸潤于歐洲古典貴族文化而産生的。之後，經過曆代的發揚，也影響到了歐洲的文學創作，同時，通過文學作品，影響到了歐洲民衆的為人處世。所以，騎士，對歐洲的曆史文化，也有很大的充實，對歐洲人的價值觀，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這兩個形象，一個是東方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體現，一個是西方古典文化價值觀的表現。把二者放在一起比較，能激蕩出中西文化中偉大人格的浪花。

俠士：俠文化，影響到了文學創作：武俠小說

所謂的"俠士"， 最早的時候，是來源于墨家。到了春秋時期，才真正誕生了具有"俠士精神"的俠士，比如《史記》中記載的：聶政刺俠累，專諸刺吳王僚，朱亥一鐵錘，砸死了晉鄙，最出挑的是荊轲刺秦王。但是，這時候的俠士，并非是主流文化，更多的是聽命與人的"殺手"形象，他們以報恩之類的私人感情來行事，缺乏影響力，也缺乏真正意義的大義，隻是帶劍的門客。比如，戰國四君子豢養的帶劍門客，就隻是他們排除異己的工具，此時的"俠"與政治有些許的關聯，《五蠹》中評價這一現象是"群俠以私劍養"。

而"俠士"形象的真正轉變，和司馬遷有關。西漢時期，受先秦豢養門客的貴族之俠影響，西漢時期也非常的時興養士，而此時的"俠士"，從貴族豢養逐漸開始平民化。因為受西漢上層貴族養士文化影響，西漢開始産生了"遊俠群體"。甚至誕生了郭解，這樣有巨大粉絲群的大俠，他的粉絲更是有衛青這樣的大将，最後因為影響力太大，被漢武帝親自下旨斬殺。但是，郭解雖死，以他為代表的"遊俠文化"，卻對當時的人們，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郭解被司馬遷寫在了《史記.遊俠列傳》中，褒獎他"雖時扡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就是遊俠文化在當時影響深遠的最好證據。而遊俠群體，被司馬遷記錄到了《史記》中，也代表着"俠文化"，已經影響到了"文學創作"——"諸先生以文學取"，意味着"俠文化"的誕生。《史記》開了"俠文化"影響文化創作的先河後，直接影響到了後來的文學創作，比如說"新豐美酒鬥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李白的《俠客行》，有"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一直到了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筆下所有的大俠，都有個最典型的特點：不隻為江湖一己私利，其中最著名的一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的形象，已經徹底擺脫了殺人工具的形象，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儒俠"，以家國為己任。甚至有郭靖這樣的大俠，已經直接參與到了襄陽保衛戰，抗擊外辱；以及陳家洛這樣"犧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業"的大俠，他甚至将自己的情人獻給了乾隆，為的隻是光複大明的大業。大俠的形象，在金庸筆下被徹底升華，集優良品質于一個具體的形象，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

而因金庸武俠小說受衆群很大，有言道:"有華人的地方,便有金庸小說。"金庸小說已經成為中華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如此大的傳播範圍，導緻"俠文化"直接影響到了讀者的價值觀，"路見不平一聲吼"成為中國人的普遍價值觀念，過馬路時等人先過、公交上給老弱病殘讓位、有人摔倒扶上一把等等，都是當代俠文化的體現。可見，俠文化在中華曆史文化的發展中，汲取養分，也影響到了廣大的國人的為人處世。

騎士：騎士精神，影響到了文學創作：騎士文學

而所謂的"騎士"，則是歐洲中世紀貴族文化下騎士制度的産物。和中國早期"俠士"的地位身份不同的是，"騎士"本身就是貴族，隻不過是貴族的最低端階層。騎士制度，産生于中世紀歐洲的法蘭克王國，當時法蘭克王國新上任了一個宮相——查理·馬特，因為他的上位受到侍從兵的支持，之後，這支軍隊在征服了國内外的民族後，還打敗了阿拉伯人的軍隊。強勢的戰鬥力，使得騎士制度風頭無兩，直接被推行到了整個歐洲。

但是，騎士的馬太貴了，為了擁有更多的騎士，查理決定改革騎士制度，他拒絕貧窮農民加入騎士的部隊，隻接收貴族和富農成為職業的騎兵。同時，為了供養昂貴的騎士，還将土地分封為騎士的軍事采邑基地，加上從國王向公、侯、伯、子、男、爵直至騎士的分封方式，遍布到了歐洲的整個貴族階層，大家都以獲得騎士稱号為榮，甚至有法王路易七世這樣的"騎士國王"，整個歐洲中世紀，俨然是騎士的"英雄時代"。

因為騎士制度，在歐洲推行了幾百年的時間，加上騎士制度在受歐洲權力巅峰的教會所影響，人人以成為騎士為榮。隻是，想要成為騎士，首先需要出生在歐洲的貴族家庭，七歲時，被送到其他騎士的家中做侍童，學習騎士的各種禮儀和知識、以及騎士精神，之後，接受教皇的冊封，才能宣誓成為騎士。但是，平民如果想要成為騎士也是有可能的，但需要有卓越的戰功，因為騎士是最底層的貴族，平民人人向往。隻是歐洲的貴族思想濃厚，重視血統出身。平民被封為騎士的情況很少，可因為少，才更吸引人。

也正是因騎士制度，上到歐洲國王，下到平民，人人趨從，最後直接形成了騎士精神，人們以騎士精神為自己做人的準則，到了十二世紀，歐洲騎士精神的意義，直接轉變為歐洲人民行為的整體規範：保護老弱婦孺、為公義而戰、以對抗不平與邪惡、熱愛家園、為防衛教會而冒死犯難。如此大影響的騎士精神，經過社會的文化的吸收演化，促生了騎士文學的誕生。

有：騎士傳奇、騎士詩、騎士小說等等諸多形式。比如佩德羅·埃爾南德斯·德·比利溫布拉萊斯的《太陽騎士》，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無人不讀騎士小說。歐洲現代的紳士，就延伸自騎士精神，人們對自己要求嚴格，幫扶弱小，可見，騎士精神對整個歐洲人民的價值取向都有巨大影響。

而比較"俠士"和"騎士"的形成原因，我們可以發現背後所蘊藏的中西文化背景。 "俠士"誕生于中國諸子百家争鳴的文化大繁榮時期，各家積極各展所長，墨子這樣來自底層百姓的學派，以自身的需求出發，渴望社會中的人，都能夠扶危救困，關注底層人民。之後，經過貴族養士的風氣影響，被推行到了整個中華大地上。誕生了"遊俠文化"，這樣真正意義上的俠士，他們扶危救困，被史學家們記錄到了史書巨著中，影響到了後世的文學創作中去。

但是，細究後世的俠士形象，可以發現"俠士"已經是儒家文化下的理想人格。中國的儒家文化，衆所周知要求人有"仁義禮智信"，提倡的是中庸和忠恕之道，主張的是德治和仁政，重視倫理關系。而俠字的本義，就是夾扶别人，和儒家的道德文化相匹配，可見"俠"非常符合"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标準。"俠文化"因為政治原因被推廣，又因為思想道德标準被認同，進而影響文學、影響人的價值取向，浸潤自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獨特的"俠士"這一偉大人格。

但是，"騎士"的形成原因和"俠士"不同，"騎士"的産生，是純粹的政治原因使然，是歐洲貴族為了維護自己權利的産物，騎士的構成也是貴族居多，所受封的對象更是有國王這樣的階層，與中國"俠士"的階級構成完全不一樣。更重要的是，騎士的形成，還有宗教思想的影響，騎士的榮譽，要接受教皇的冊封才能成立，騎士的精神中，維護教會也是主要的組成部分，騎士是正經可以為國征戰的階層，飽含了基督教中使用武力處理義端的教義。

騎士精神的核心是信仰，是渴望受到國王、教皇承認的信仰，騎士的終點，是為信仰和靈魂去犧牲。但是中國的俠士，則是不受控制，人中之大者，護佑其下之人，謂之俠客。真正的俠士，是不為權利服務的，也沒有完全的思想約束，靠的是道德的限制。騎士盡的是對國王、教皇的責任，而俠士盡的是對人們的義務，俠之小者，扶危濟困，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道者，天下大同。

比較這二者的不同，可以碰撞出中西方傳統文化下形成的不同偉大人格，以及他們背後所蘊藏的中西曆史文化的不同。但是，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對各自社會的影響。不同的民族偉大人格，其背後隐藏的都是各自民族共同的精神需求，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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