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牌生産“一詞源自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英文原義是原始設備生産商。是指擁有優勢品牌的企業出于成本和市場等因素考慮，委托其它企業進行加工生産貼上委托方的商标的産品并出售。在生産過程中委托方往往會向生産企業提供産品的技術方案、設計參數、技術設備等支持，也會對産品質量、參數、規格和型号等方面提出要求。那麼在此種情況下，委托方銷售了以此種方式生産的産品應當定性為制造者還是銷售者呢？

然而無論是制造還是銷售均屬于專利法規定的侵犯專利權行為，這種區分是否還存在意義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七十條的規定，為生産經營目的，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專利侵權産品，能證明該産品來源合法的，不承擔賠償責任。因此，貼牌生産中對于委托方地位的認定關乎到其是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在（2015）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29号、第330号案件中，深圳市銀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星公司）系專利申請号為20XXXX238.4的實用新型專利權人，銀星主張北京愛琪嘉業科技有限公司（簡稱愛琪公司）、深圳市華欣智能電器有限公司（簡稱華欣公司）未經許可制造、許諾銷售、銷售上述被訴侵權産品的行為，侵害了其專利權。庭審中愛琪公司辯稱其采用貼牌銷售方式，僅僅是在被訴侵權産品外包裝及其他附件上提上了自己的标識，不能僅以被訴侵權産品外包裝及其他附件上标識就認定愛琪公司構成制造被訴侵權産品行為，并且其不知道銷售的産品系侵權産品，且其銷售行為具備合法來源，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最終法院根據愛琪公司提供的《智能吸塵器産品合作協議》及其《補充協議》等證據的内容确定愛琪公司與華欣公司存在深度技術合作關系，雙方共同制造被訴侵權産品，愛琪公司應當被認定為制造者而非其主張的簡單的貼牌銷售者。

那麼是不是像上述案例中，産品上标示了名稱、商标等标識就能确認産品标識的廠商就是制造者呢？

在（2012）民申字第197号案件中，飛利浦（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簡稱飛利浦公司）委托深圳市和宏實業有限公司（簡稱和宏公司）在和宏公司産品原模具的基礎上改模刻字生産标有飛利浦公司商标的産品。在本案中被訴侵權産品的技術方案完全由和宏公司提供，飛利浦公司也沒有向惠州和宏公司（和宏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提供生産被訴侵權産品的技術方案也沒有就侵權産品的生産提出技術要求，在整個生産過程中飛利浦公司不存在故意誘導、教唆生産加工方侵犯他人的專利權的情形。法院最終認定飛利浦公司不是專利法意義上的制造者。

同樣是貼牌生産，為何上述兩個案例中委托方一個被認定為專利法意義上的制造者而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而另一個則不是制造者呢？

想要理清這個問題，首先我們需要明确什麼是專利法意義上的”制造者“。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産品質量法》的相關規定，可以根據在産品起标識作用的名稱或商标，确定其為産品的制造者或生産者，由此規定上述兩個案例中的委托加工方均可認定為”制造者“，那麼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認定呢。

《民法通則》和《産品質量法》中的”制造者“強調産品侵權責任，适用無過錯推定責任，而專利法規定的制造行為，其強調的是專利侵權責任，是指生産出覆蓋專利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征的産品，适用的是過錯推定責任。對于專利法中制造的理解不僅要考慮”制造“一詞本身的含義還需要綜合考慮專利法第十一條的立法目的。在委托加工涉案專利産品的情況下，如果制造專利産品的技術方案來自于委托方，或者在專利産品的形成過程中加工方按照委托方提出的技術要求進行生産加工，那麼可以認定委托方與加工方共同實施了制造行為。在上述兩個案例中，愛琪公司與華欣公司存在深度技術合作關系，在專利産品的形成過程中體現了其技術要求，應當認定其與受托方共同制造被訴侵權産品；而飛利浦公司僅僅是起到标示該商品提供者的作用，不應認定其為專利法意義上的制造者。

在貼牌生産模式的案件審理過程中，不能僅依據産品上标識确認産品的制造者，法院需要根據全案證據進一步審查委托方和受托方的合作模式，同時審查委托方的生産條件和生産能力。如果委托方沒有生産能力，并且被訴産品技術方案、技術參數、技術要求等完全來源于受托方，則其隻需提供證據證明其整個貼牌銷售模式中無過錯并且能夠提供合法來源便可免除賠償責任，适用于作為一般過錯歸責原則，如果委托方具備生産研發能力，并且提供了技術方案、技術要求等，則可被認定為專利法意義上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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