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正制不可不談鄉議，這是察舉制的基礎。察舉制貫徹的是周禮中“鄉舉裡選”的思想，即地方選拔出優秀的人才，提供給朝廷使用。漢武帝制定察舉制，其實就是在全國範圍内設立統一規範的選拔機制，并将選拔權收歸到朝廷派出的地方官手中，把鄉舉裡選和中央集權相結合。

或曰，何不直接設立考試制度？事實上漢武帝也設立了考試制度，即設科射策，飽學之人可以通過考試做官，這樣的案例并不少。但全國範圍的考試制度在當時并不具備實行的條件，因為以當時的社會條件，壟斷知識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東漢時期的經學世家和律學世家就是明證。當教育資源被掌握在了少數人手中時，全面鋪開的選拔考試還有什麼積極意義可言呢？比方說教育部如果規定體育考試考騎馬射箭，能夠拿高分的會是哪些人？而且當時的人本身對考試取人這件事也有抵觸心理。

漢武帝

察舉制把選拔權收到地方官手中之後也産生了很多問題，最為突出的就是地方官本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管轄範圍内的所有人，所以察舉制實行之初很多地區都無法完成察舉任務，于是漢武帝專門下诏不按時察舉孝廉的太守要以罪論處。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複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诏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阖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将何以佐朕燭幽隐，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候貢士，壹适謂之好德，再适謂之賢賢，三适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诏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诏，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除孝廉外，察舉制當中的特科也很多，如賢良方正、文學、明經、明法、勇猛知兵法等，其用意在于按照朝廷的需要不使人才有遺漏。事實上西漢時期确實有大量從平民起家最後成為高官的人，證明當時的選官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很多事情隻要沾上了KPI之後馬上就會變味。皇帝讓舉孝廉，然而“孝廉”與文學、明經、勇猛等不同，是無法被考察的，被舉者何以證明自己符合孝廉？如果地方官不認識可以舉孝廉的人，便隻能去問别人，于是鄉議便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鄉鄰當中名聲較好的人自然容易被舉孝廉。繞完一圈之後，還是得聽下面的話。

同時察舉制在實行過程中自己也發生了變異，例如孝和廉本身是不同的兩科，漢宣帝曾下诏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不得被舉為廉吏。

诏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既然都專門下了诏書，說明這種行為在當時頗為普遍，官員舉廉吏已經近似應付交差。經過西漢末年吏治的進一步惡化加上王莽搞出的“休克療法”，東漢朝廷想原封不動撿回西漢那一套已經很困難了，連孝廉都合并成了一樣。單獨一個“孝”或“廉”都能讓官員感到為難，那麼直接冠上“孝廉”之名的人有多大的可信度不言自明。

而王莽篡漢的行為又給了光武帝警示，大家終于知道連儒學者都可以這麼沒節操下限，因此東漢朝野重視道德教化，崇尚名節，光武帝就獎勵過這些不與王莽同流合污之人。但如前所叙，道德和名節是虛無且無法驗證的事物，孝廉的考核标準是道德名聲，于是便有了許多人為了做官而去制造輿論，博取名聲，幹出種種荒謬之事。

至王莽專僞，終于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绋，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方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于時矣。逮桓靈之閑，主荒政缪，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

光武帝劉秀

樂安人趙宣葬親卻不閉墓道，住在裡面服喪二十多年，得到鄉裡人交口稱贊，卻悄悄在墓裡生了五個孩子。靈帝時期有數十人自發為桓帝守孝，居然集體被召進皇宮做官。以迂腐荒誕著稱的“二十四孝”故事中，有八個都出自東漢時期。

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内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

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複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種對名節的推崇還衍生出了不做官的風潮，名士越是拒絕做官就越會受到追捧，連諸葛亮都說過“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話語。然而真正淡泊明志，能夠以道德約束自己的人必然是少數，多數人和宣陵孝子一樣都是表演出來的，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因而“名”就和虛僞、浮華挂上了鈎，兩者常常互為表裡。

光武帝的孫子章帝在位時就下诏要求舉士勿取浮華，也就是不要舉用那些名不副實的人，說明浮華問題在東漢的全盛時期就很嚴重了。安帝時期下诏要求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要勿取浮華，那麼浮華問題已經成為整個東漢官場的頑疾了。因而順帝年間，尚書令左雄主導了選拔制度改革，史稱“陽嘉改制”，嚴格了孝廉選拔标準，并加入考試環節，還一口氣罷免了十餘位選人不嚴的太守，用以肅清官場。

诏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随之。《詩》不雲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谏、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将親覽問焉。其以岩穴為先，勿取浮華。”

己亥，诏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賴身率下、防奸理煩、有益于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绶，隐親悉心，勿取浮華。

于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輕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漢章帝

但隻要選拔者仍然以道德作為衡量指标，就不可能改變士人重名的風氣。于是這種風氣又和當時流行的品題人物相結合，士人們交遊往來互擡身價，并搬出有清正廉明名聲的權貴士大夫背書，發展出了清議。例如能被當時的士人領袖司隸校尉李膺接待的就叫作“登龍門”，頓時身價大漲，少年時期的孔融就前往拜訪過李膺。

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穨阤，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士人們贈予那些品行高潔的士大夫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的稱号，并争相結交，後來參與群雄紛争的劉表和張邈就名列其中，“浮華”一詞也漸漸和士人交遊的行為劃上了等号。而這些交遊的士人逐漸形成了小圈子，把控輿論，影響選舉。這種現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和士人們自發聯合對抗如日中天的宦官勢力有很大聯系，實際上正是宦官大量安排子弟四處為官首先破壞了選舉制度，但不可否認士人的活動也威脅到了朝廷的選拔用人機制。

例如身為宦官後人的曹操為了洗清出身，竭力和士大夫們來往，主動結交名士許劭并要求對方評點自己，袁紹年輕時也和士大夫來往甚密，甚至按照當時流行的風氣守孝六年，隐居不仕，以坐擡身價。這樣的現象自然引起了宦官和皇帝的警覺，于是引發了兩次黨锢之禍，大批士大夫被逮捕殺害，交遊士人很多都被定性被“黨人”，要求終身不得做官。

玄謂太祖曰： “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納焉，由是知名。

嘗問許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問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争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黨锢之禍

黨锢之禍後還爆發了多次反對宦官當權的太學生運動，曹操剛做官時還曾上疏朝廷，為黨锢之禍中被殺害的士人領袖陳蕃、窦武平反。結合曹操的年齡和當過太學生的經曆，那麼他大概率積極參與過太學生運動并因此進入士人圈子。黨锢之禍後十多年爆發了黃巾之亂，其成因與黨锢之禍密不可分，張角很可能就是黨锢之禍後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因而靈帝在黃巾之亂爆發後立刻解除了黨锢。

先是大将軍窦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

于是士人交遊和品題人物的風潮又複蘇了，例如龐統等人就以善于評點人物而著稱，荊州隐士司馬徽号稱“水鏡先生”，他評價諸葛亮和龐統為卧龍、鳳雛，這兩個年輕人很快就成名并進入當權者的視野。在察舉制重視道德的用人标準之下，想做官必須要有名聲，最初大家做出驚世駭俗的誇張之舉博取名聲，後來結交士人營造名聲，而有了點評家之後，直接去請他們給個評價就得到了名聲，所以無論曹操還是龐統，他們出仕的第一步都是去拜訪點評家。

當時幾乎各地都有自己的名士，也有自己的名門望族，其名聲無非是依靠鄉裡輿論進行炒作，如荀淑的八個兒子号稱“八龍”，司馬防的八個兒子号稱“八達”。而那些以評點人物著稱的點評家的政治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例如揚州牧劉繇因為擔心被許劭嘲諷而不敢任用同鄉人太史慈為大将，曹丕給鐘繇寫信說如果孫權敢背叛自己就叫許劭去點評這件事，讓他成為士人口中的笑柄。

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将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将不當笑我邪？”

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妩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複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遊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然而漢末亂世帶來了許多變數，曹操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口号。普通人喜歡把重點放在世家和平民子弟的對立上，但這句口号實際上針對的是東漢時期察舉制以名取人帶來的諸多弊端，将“才”放在“名”之前，進行撥亂反正。曹操的求賢令非常激進，認為隻要是能人，就算盜嫂受金也可以舉用，有些矯枉過正的意思，但其表達的意思也頗為婉轉，稱賢人君子不易得，其實就是想說以道德為标準求來的大都是僞君子。

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闾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

曹操的部下雖然未必贊同這樣激進的口号，但也同樣認識到了以名取人帶來的弊端。例如東曹掾毛玠和崔琰一起掌管選舉，史書上稱他和崔琰所選舉的都是清正之士，似乎和曹操的口号很不一緻，但又說“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毛玠一概不用。大概就是這種重實而不重名的取人風格很對曹操胃口，因而毛玠能夠長期擔任此職。

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并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至于九品中正，《宋書·恩幸傳序》将九品的發端定在了曹操時期，但稱其“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似乎也是以才為先。然而從令狐邵的經曆和魯肅對孫權的進言來看，曹操所訂立的用人制度中，出身也占有一定比重。實際上郭嘉就建議曹操多征辟新服之地的名士，好消化這些地區，因而這種做法也是在執行這一路線。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

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邺，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馀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曆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

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将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将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軍迎操，欲安所歸？原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而這裡更應該關注的是，魯肅稱自己投降曹操後會被交還鄉黨品其名位，之後交遊士林，累官州郡。從這裡似乎可以看出在定品的過程中，鄉黨的意見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而曹操則是收集了這部分的意見。關于其後又說交遊士林，似乎和東漢後期無異，但有記載稱曹操極為厭惡許劭這些點評家，甚至于動用屠刀，令其四散奔走。

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訟議論，門宗成仇。故汝南人士，無複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魯肅

其實從曹操殺死譏諷自己的名士邊讓當中，就能看出他确實厭惡這群人，那麼說他不允許這些點評家從事活動倒也頗為可信。他後來給孔融定的罪狀裡，其中一條是孔融和祢衡互相稱贊，祢衡稱孔融“仲尼不死”，孔融說祢衡“顔回複生”。孔融和祢衡的行為就很有士人交遊互相點評的意思，而這居然能成為孔融的罪證之一，而曹操早先也曾寫信譏諷孔融是“浮華交會之徒”，足見曹操對于此類行為的态度（雖然他年輕時也參與過）。

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複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雲“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讪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官掖。又前與白衣祢衡跌蕩放言，雲“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顔回複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

九品中正制和都督制等制度一樣，都是在曹操時期出現了雛形，最後由曹丕制定規範統一實行，而如果按照司馬芳碑的碑文，在曹操之前地方已經出現了中正一職。曹操既然如此厭惡浮華交會，更不能容許他們幹政，那麼這一制度的初衷應該是排斥清議，由國家派出官員直接統管鄉議。名士不能自己制造輿論擾亂選舉，而應該由政府官員收集鄉議，從而給士人分出等級。就和漢武帝的察舉制是為了把鄉舉裡選交由國家規範管理一樣，九品中正制也是基于同樣的思想。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時，選取的中正官如王嘉、時苗等人都是洛陽的京官，而非地方自行任命，可見制度本身的中央集權特征。

司馬芳碑文

要打個比方的話，點評家們就好像是自媒體，這些自媒體辦得紅紅火火導緻大家都聽自媒體而不聽官媒了，甚至官媒都要轉載自媒體。而九品中正則是實行一刀切，禁止所有沒有得到官方認可的人擅自評點人物，朝廷用人一律以中正官給出的等級為準。

這個制度得以實行，除開曹操的鐵腕手段，也因為漢末亂世帶來大量的人口流轉播遷，許劭這樣的點評家從汝南跑到了江東，諸葛亮這樣的能人從徐州跑到了荊州，無論是鄉舉裡選還是士人交遊，本身都遭到了很大破壞，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人都常常互不了解。那麼這時官方要收回并統一人才點評标準，受到的阻力就會小很多，這本身屬于人才選拔制度的一種再建立。從黨锢到九品中正，其實反映的是朝廷和地方士人争奪輿論主動權的過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

後來曹操的孫子曹叡當政時期，何晏夏侯玄等一幹士人官二代又掀起了交遊之風，互贈稱号“四聰”、“八達”、“三豫”，領頭者夏侯玄甚至連皇後弟弟的面子都不給。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在挑戰朝廷的權威，結果這幫人最後惹惱了董昭等老臣和曹叡本人，被定性為“浮華黨”，下令貶官或禁锢，堪稱黨锢2.0版，司馬師兄弟就疑似參與了浮華黨導緻三十來歲還隻能當家裡蹲。

曹叡

曹叡在浮華案之後幾年還專門告訴吏部尚書盧毓，叫他選舉人才不要選有名的人，名聲如畫餅充饑，不可下咽，司徒陳矯去世時盧毓推舉名士管甯，曹叡也沒有同意。但盧毓則說以名取人雖然招不來能人異士，但能招來普通的人才，這些人仰慕教化獲得名聲，因而不是什麼壞事，如果擔心能人得不到任用，應當制定考課法考核政績，給予他們上升渠道，曹叡表示同意。可以看出從漢章帝開始，無論是安帝、順帝、桓帝、靈帝，還是曹操和曹叡，當權者對于以名取人帶來的浮華弊端都是有所認識并加以貶斥的，這一點并不因為改朝換代或者天下大勢發生改變而有所不同。

前此諸葛誕、鄧飏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诮，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诏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緻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诏作考課法。

盧毓的發言其實點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以名取人本身是崇尚道德教化的産物，雖然會讓一些有真才實學但不擅長炒作自己的人被遺漏，但對于社會風氣是有好處的，完全否定以名取人可能會帶來另外一些問題。這個問題曹操時期擔任丞相東曹掾的何夔就提出過，認為用人不能抛棄道德标準，要重視鄉論這一程序。從他在發言裡說出的“時忘道德”，可知是不滿意曹操否定道德教化作用的唯才是舉，這便引出了“才”與“性”之争。

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闾，使長幼順叙，無相逾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并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争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

盧毓

才指的是能力，性則是道德，能力和道德究竟誰更重要，誰更應該成為取人的首要标準，從漢末開始就争個不停。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之後，馮翊人吉茂被中正王嘉給出了“德優能少”的評語，說他道德優秀但能力不足，氣得吉茂說讓我像你們父子一樣穿着官服去搶人錢财就叫作有能力嗎。這說明九品中正制在實行之初是把道德和能力擺在同等位置的。但從楊沛傳的記載來看，以事能見用的楊沛在黃初年間逐漸成為冗官，說明随着社會的安定和大政方針的改變，用人标準從曹操時期的重視能力而逐漸傾斜向重視道德。

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雲：“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

黃初中，儒雅并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裡巷。

曹叡死後曹爽當政時，又起用了當初因為浮華案而受到打擊的何晏、夏侯玄等人，這些人雖然被冠以浮華黨的名稱，但實際上何晏、李勝、夏侯玄、諸葛誕、司馬師都以善于為官著稱，其在任時成績有口皆碑。以夏侯玄為首，曹爽所任用的官員發起了一場改革，史稱“正始改制”。

由于曹爽和司馬家族的鬥争問題，有關這場改革的相關史料很少，陳壽十分隐晦地将夏侯玄等人的主張以書信形式放在了夏侯玄的傳記當中。其中第一條就是改革中正制，其着眼點在于中正官侵奪了尚書台選舉用人的權力，造成标準混亂，給了别有用心之人開後門的機會。夏侯玄提出的建議是中正官隻能收集鄉論給予用人的建議，不能自行更改人才評級，同時與考課法并行，兩者分别着眼于德和能，而尚書台則綜合二者意見來決定用人。

一些人關注于曹爽和司馬懿的黨争，認為夏侯玄的建議是想把用人權收歸到時任吏部尚書的好友何晏手中。我認為這有因果倒置之嫌，個人看來正因為在夏侯玄等人的政治藍圖中，決定用人的重點機構是尚書台，所以曹爽任命何晏為吏部尚書，而非相反。司馬懿沒有直接否定夏侯玄的建議，而是委婉地表示目前還缺乏條件，後來還提出了設置大中正的建議。許多人據此認為夏侯玄削弱中正官的建議破壞了在九品中正制當中獲得利益的豪強集團，而司馬懿的大中正制度是進一步收買豪強。

司馬懿

個人覺得這些想法未免想當然，如果認為司馬懿代表的是豪強集團，那麼何晏、夏侯玄等人不也同樣出身豪強？夏侯玄的建議中真正最觸犯官場利益的不是中正制改革而是省并郡縣，夏侯玄希望直接撤銷郡級行政，減少萬人以上的人員編制，以節省開支。這中間牽涉的利益糾紛可就太大了，遠不是“觸犯豪強利益”可以概括的。

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财殖谷，一也。

同時，關于大中正的構想，與其說是出賣利益給權貴，不如說是進一步深化朝廷對中正評級的控制。大中正大都由京官兼領，可以直接決定中正的人選和人才的評級，大中正和中正不同，直接和朝廷聯系，對朝廷負責，沒有地方色彩，設立大中正其實是想要強化集權。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浮華黨人出身夏侯玄等人的政治藍圖裡是沒有清議的位置的，中正收集鄉論彙報上級，根本不用參考士林交遊的點評，大概說明無論誰坐到那個位置想法都會一樣吧，曹操如此，夏侯玄也是如此。曹操提出的“唯才是舉”是将才和性進行分離甚至是對立，其理論就是性差的人才未必差，之後要求盧毓選舉莫取有名的曹叡也是同樣的想法，夏侯玄提出中正和考課并舉的意見也是同意才和性應該分開看待。

後來曹魏大臣對于才和性的觀點發生了争論，傅嘏支持才性同、李豐支持才性異、鐘會支持才性合、王廣支持才性離。總的來說，傅嘏和鐘會認為才和性是互相影響的，李豐和王廣則同夏侯玄一樣認為才和性是互相分離的。這裡極其有趣的地方在于李豐、王廣、夏侯玄三人都是司馬家的政敵，最後也都死于司馬氏之手。如此一來也很難簡單認為才和性的争論隻是單純的哲學命題而與政治無關，這應當是司馬家對理論高地發起的一次沖擊。

後來鐘會集合了四人的言論，編撰出了《四本論》，然而由于鐘會自己也走上了反對司馬家的道路，導緻該書失傳。傳說鐘會寫出四本論之後拿着它想要去拜訪名士嵇康，但又害怕嵇康責難自己，于是把它扔進嵇康家裡就灰溜溜地跑了。這件事頗有意韻，似乎鐘會已經料到嵇康會反對自己的意見，并且沒有信心駁倒嵇康。

鐘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鐘會

而當才與性的争論在朝堂上反複進行時，九品中正制已經積弊頗深。司馬懿想要推行大中正時，曹爽的弟弟曹羲就表示反對，認為大中正根本不可能了解州裡的所有人，隻能去問下面的人，最後還是郡裡說了算。曹羲的意見應該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角度，認為州中正的設置多此一舉，這也符合正始改制把重心放在提升公務處理效率上的出發點。

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撿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複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為問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然而州中正最大的問題在于，當朝廷可以通過州中正的設立進一步掌控地方選舉的同時，中央的官員也就可以輕易地把自身影響力施加到地方。東漢雖然有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但首先官方并沒有認可袁氏世代為官的資格，袁氏也不能直接掌握選舉權。而有了九品中正之後，雖然排除了清議對選舉過程的幹擾，但得到官方認可的中正也是在幹着品題人物的工作，和清議這種自媒體不同的是，他們給出的點評具有官方效力，可以成為做官的資格認證，于是豪族就這樣成為了貴族。而大中正的設立又使得原本影響力僅限于本郡的各大家族可以憑借大中正這層關系輕易地控制國家的選舉命脈，于是地方性的豪族成了全國性的貴族。

例如中正官在給司馬炎定品時，自然是定了很高的品級。當時的潛規則是必須要有人和他定一樣的高品級，以顯示定高品不是因為家世而是因為才德。然而郡裡沒人敢和司馬炎獲得同樣的品級，隻好找州裡其他郡幫忙，最後十二個郡的中正一起商量，擡出了時任九卿的鄭袤的兒子鄭默和司馬炎同品，司馬昭還因為這事給鄭袤寫信道謝。就這樣，中央的高官們輕易地把持了地方選舉。

帝以貴公子當品，鄉裡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舉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竅賢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裡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司馬炎

同時，中正官本身過大的職權也令才性之争失去了意義。太原人孫楚和王濟是好友，後來王濟成為了并州大中正，去訪問郡中正轄區内的定品情狀，輪到給孫楚定品時，王濟說這人不是你可以評價的，由我親自來，然後給出了“天才英博，亮拔不群”的評價。由此可見，當鄉論被收編，清議被排斥，中正官具有極高的決定權時，無論尚才還是尚性都不再有實際意義，與其像東漢人那樣去制造輿論、交遊品題，不如直接和中正搞好關系。

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铨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于是乎，等到西晉初年時，大臣們便不再像夏侯玄那樣從官職權屬以及德才分叙的理論角度對中正制度提出批評，而是直接針對現實中出現的實際問題來批評九品中正制，例如尚書左仆射劉毅所撰寫的《九品有八損疏》。

九品中正制原本是一個出于解決察舉制實行過程中“以名取人”造成的諸多積弊而産生的制度，這一點上和唯才是舉沒什麼不同。該制度和察舉制一樣都是為了将選舉權最大程度地收歸中央，結果在實施過程中逐漸變味，造成了更大的問題，劉毅直接稱其為“魏氏之弊法”。察舉制原本就缺乏明确的考核指标，不從根本上解決其中存在的矛盾，隻是一味收歸權力，讓高官壟斷了人事選舉權，最終遭到權力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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