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蒲壽庚）表降于元，錫爵鎮國，俾統州政，父子繼世，恃寵專制，峻法嚴刑，以遂征科，人苦薰炎，甫九十年。——《清源金氏族譜》

市舶司的主人

在元代繁榮的海上貿易中，色目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色目人”指的是來自中西亞的各民族，他們在元代的民族等級制度中僅列在蒙古人之下而居于第二等。在蒙古人對漢地人民（包括北方金地的“漢人”與南宋舊地的“南人”）的統治中，色目商人往往充當元朝統治者的幫手而備受優渥，并且操縱、控制海外貿易，淩駕于一般海商之上。元代色目海商成分複雜，既有已久居中國，華化程度較深的唐宋蕃客後代，也有随蒙古人來華的中亞回回，還有新從海外招徕的各地商人，故其文化背景多樣，其中主要是操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的穆斯林。

元代色目商人活躍于長江以南地區，尤其是江浙行省（包括現在的浙江、福建兩省和上海市及江蘇南部的廣大地區）。這一地區是元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地，幾乎占到全國的1/3，其中海外貿易占了很大比重，這與元代活躍于該地區的色目人為首的海商有着直接的關系。20世紀初，杭州清坡門曾發掘了三座回回墓冢及一些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其中記載墓主死亡的有六方，最早一方為公元1307年，最晚一方為公元1329年，俱為元代時期。

在這些色目商人中獨占鳌頭的，自然是為大元征服福建建立功勳的蒲壽庚，他在泉州之勢力于元代亦達到鼎盛。降元的蒲守庚被授為昭勇大将軍，并任閩廣大都督招讨使，後又遷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甚至晉職左丞。蒲壽庚清楚地知道市舶司及海外貿易對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因此，當元世祖忽必烈因用兵多年急需财力時，他便及時地給出恢複外貿的建議。立市舶司的倡議與忽必烈急于斂财之意一拍即合。元政府下令“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領之……每歲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雖然蒲壽庚在元代兼任“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事”之職的時間很短（隻有幾個月），但泉州的海上貿易仍舊掌握在他手中。1281年8月頒布的《市舶則法》是中國古代最完整、最周密的一部外貿法則。

滿門官宦

蒲氏父子為元代外貿從市舶司的建立到具體運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唐宋以來中國蓬勃開展的外貿事業發展到元代出現了鼎盛的局面。1284年之後，史籍上再見不到蒲壽庚的記載，但他的後裔依舊得享高官厚祿。其子蒲師文和蒲師武都被元朝授予高官，分别任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元帥兼福建道市舶提舉和福建行省參知政事。蒲師斯被擢為翰林太史院官，蒲師孔“以蔭補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蒲均文“诏為右谕德兼中書省知制”。後來蒲師文還繼任泉州市舶提舉司，兼海外諸蕃宣慰使，仍然專事招徕外商來華。

當時，從泉州起航的中國商船，常至波斯灣、紅海沿岸各阿拉伯國家做生意。派往海外的官船高達100隻左右。輸出的商品，主要為瓷器、絲綢、鐵器、藥材和燒珠。瓷器遠銷到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絲綢也是出口大宗，五色綢緞風靡西亞、北非阿拉國家。中國藥材運到波斯灣或經印度、亞丁運到埃及的亞曆山大港，供阿拉伯各地的需要。中國鐵深受阿拉伯人的歡迎。阿拉伯作家大馬士基（1256-1327年）贊揚中國鐵是最好的。經濟力量強大的埃及卡裡米商團，在擴大中國商品市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們除了直接到中國販運外，還從事中國貨的轉口貿易。紅海南面的澤拉港（位于索馬裡西北海岸頂端）是重要的阿拉伯人居住區，為埃及商人荟萃之地。中國商品運到澤拉港附近的薩阿德丁島，埃及商人再由此轉到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裡。

在泉州，蒲氏家族權勢熏天。留居當地的色目人數量比南宋時更多，泉州保留的大量阿拉伯人墓碑，絕大部分是元代的。色目商人勢力發展得很快，以至有不少當地人轉而遵其教，從其俗，成為“僞色目人”，所謂“色目人來據閩者，唯我泉州為最熾……迨今雖入編戶，然其間有真色目人者，有僞色目人者，有從妻為色目人者，有從母為色目人者”。

這是色目人在泉州的黃金時代。然而，同在色目人中，亦有親疏遠近之分。蒲氏家族畢竟是唐宋以來落籍數代、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華化的土生蕃客，相比之下，元代的蒙古統治者更加青睐在蒙古征服以後東來的中亞等地的波斯回回商人。蒲氏集團的勢力在蒲壽庚去世之後逐漸從頂峰跌落。整個元代市舶提舉司基本被色目商人所壟斷，在擔任市舶司提舉的十餘名色目人中，繼蒲氏父子後，相繼有馬合謀、沙的、贍思丁、木八刺沙、哈散、暗都刺、忽都魯沙等。從這些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們屬于新來的色目商人集團。其中就有一個馬合馬丹，他是當時泉州專事海舶貿易，且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西域大賈。至1308年，馬合馬丹竟以一個商人的身份得以遙授行省右丞、海外諸宣慰使、都元帥，又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集海外貿易、海運糧食于一身，其權勢足以與元初的蒲壽庚相坪。元代中葉以後，蒲氏集團已是今不如昔，雖然在當時看來，距離衰敗還有很長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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