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說說過,雅典的民主制,是從原始氏族的民主直接過渡到奴隸主民主制的的。這裡實際有個問題,原始氏族時期,原始民主制是一種普遍狀況。包括我們國家也是一樣,在堯舜禹時代,也是通過民主選舉産生部族領袖,然後到了大禹才轉變有世襲制。而在遠古時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由原始民主制轉變為了奴隸主世襲君主制,而隻有古希臘以雅典為代表的部分城邦,直接轉變為奴隸主民主制。轉變為奴隸主君主制的國家,有兩個特點,一是一定是内陸國家,二是一定是以農耕為主要的生存方式。而轉變為奴隸主民主制的國家,正好與這兩個特點相反,一是肯定沿海國家,二是肯定是商業貿易非常發達,而農耕占次要地位,有的國家,比如雅典,甚至糧食都不能自給自足,相當一部分要靠進口。當然在遠古時代具備這兩個特點的也隻有古希臘這個區域。因此商貿與農耕也就成為民主制與集權制的根本誘因。這也是當今學界的一個普遍共識。
雅典衛城遺址
那麼也正是由于雅典是從原始氏族民主制直接過渡到奴隸主民主制,因此這個民主制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它隻是少數人的民主。雅典為例,在最初,可以參與政治的隻是少數土地貴族。隻有這極少數的人有他們的民主權力。然後上面我們提到的政治家們的改革,完全可以理解為就是擴大可以參與政治,具有民主權力的人的範圍,從土地貴族到新興的商業貴族,再在所有的本城邦的男性自由公民。雅典的民主就到此為止了,那些奴隸、婦女、外邦人沒有被包括在内。即使是這樣在雅典具有公民權的人也是少數,在雅典最興盛的時候,總人口達到了20萬到40萬,這其中絕大多數是奴隸,而具有公民權的男性公民隻占十分之一左右。實際後世民主的推進也可以理解為不斷的擴大可以參與政治的人群,比如奴隸解放運動、比女權主義運動,都是這種情況,那麼到了我們今天,實際已經從理論上實現了全員參與政治,具有民主權力的狀态,當然,隻是理論上。
二是由于過度的民主,導緻了暴民政治與黨争的問題。
前面我們說到過。在德爾菲神宙刻着雅典政治家梭倫的一句箴言:“萬事不過度”。可惜這句話并沒有引起雅典人的重視,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後期就發展到了過度的一種狀态。首先用抽簽的方式産生公民大會和陪審團成員這種方式,雖然公平,但也導緻了大批政治外行參與政治,最終導緻了暴民政治。蘇格拉底之死,實際就是這種暴民政治的結果。此外,由于代表不同利益派别的派别無法取得共識,在雅典後期黨争嚴重,這導緻雅典無法形成統一持久的政策方針,這也是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雅典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
民主與專治,或者說集權與分權是我們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最根本的一個命題,它是我們人類進行社會管理的兩個方向的模式。兩種模式可以說各有優勢。分權更利于創新思想的發展,社會更有活動,但社會的穩定性差,經常會出現分離的一種狀态,國家難以統一,難以形成連貫的政策執行。集權可以使國家更統一,社會更穩定,能夠更好的調動社會資源,政策可以連貫執行,但是一旦政策出現錯誤,糾錯能力極差,錯誤的政策會被慣性的執行下去,直到産生非常嚴重的後果。而且社會的創新能力會被遏制,整體社會缺少活力。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由于權力得不到監督,出現腐敗成為一種必然。這兩個方向的模式,實際對我們人類的考驗就是如何把握好這個度,就是集權與分權的度,這個度應該放在哪裡。是對政治家們,甚至是我們全人類的智慧的考驗。
度,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很多相反的概念,取得相對合理的結果,實際是對極端情況折中之後的結果,也就是對度的把握。而度,随着事物的不斷發展,其正确的位置又是不斷調整的。對度的把握的難點,就在于當事物變化、發展之後如何調整度的合理位置。
以雅典為例,他應該是不斷的從少數人可以參與政治,不斷的向多數人參與政治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從集權不斷的向分權的調整着這個度。開始他們通過民主取得巨大成功,商業發展,财富聚集,武力值爆表,但是這個度到後來他們沒停止在應該停止的位置上,形成暴民政治與黨争,最終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失敗。這就是沒有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調整這個度的位置,造成過度民主而産生的後果。
反觀我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到秦漢實際是從分權向集權調整着度。到漢武帝直至滿清,我們的這個度就停留在世襲君主制和中央集權的這種狀态之下。在兩千年的時間中,我們保持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而且國力始終居于世界領先的地位。所以我們就一直享受着集權帶來的優勢,不再調整這個度。但是,當西方開始了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直至工業革命,外界條件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及時的調整這個度,所以造成了自己的落後,形成了1840年開始被列強欺侮的後果。
雅典是由于過度分權造成的失敗,我們的帝國時代則是由于過度集權造成的失敗,而共同的錯誤是沒有根據外界情況變化來調整集權與分權的度。未來也是一樣,現代科技高速發展,互聯網、機器人、人工智能、大數據統計等等,這些技術都已經使社會的發展情況産生了變化,那麼未來集權與分權的度應該在哪裡?如何進行調整?實際不僅僅是集權與分權的問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财富分配的競争主義與平均主義、人與自然之間應該過度消費還是控制消費等問題、這些度都應該進行調整,但調整到什麼位置最合理,是對我們全人類智慧的一個考驗。
雅典後期的過度民主政治無疑是有巨大缺陷的,但是,他的核心思想,以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實到目前為止一個被當今世界所公認的原則,恐怕今後還會公認下去。
本期到此結束,下一期我們開始以古希臘多神教為線索,介紹古希臘城邦時代絢麗的文化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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