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在中國詩歌史上,和一個人的名字密不可分。百分之八十的重陽詩會提到他。寫他,流俗;不寫他,缺典。這讓後來的詩人往往兩難。他就是陶淵明。他《九日閑居》小序說:“餘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詩中寫道:“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菊”和“酒”的關鍵字,就此确立。雖然九日登高、飲菊花酒以除禍辟邪的風俗久已盛行,但寫到詩裡,與“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的人生感慨相聯系,并對後世産生巨大影響的,他可以算是第一人。這兩個關鍵字,伴随着他“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的千古佳句和人生态度,一起構成中國古代士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清·恽壽平《瓯香館寫生冊·菊花》
比如王維,他的重陽詩,大家熟悉的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但他也寫過“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李白《九日登山》寫過“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古來登高人,今複幾人在”。杜甫寫過“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序曰:“餘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上閑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裡,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雲。”詩中說:“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真是愛屋及烏了。
當然李白在永王軍中得意忘形的時候,也曾口出狂言“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龌龊東籬下,淵明不足群”,但我想那大概隻是很短的一個瞬間,特定情形之下。他的常态應該還是《九日登山》中所說的“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這種“不得意”,在他的《秋浦歌》中曾有很多表現。當時的秋浦縣令姓崔,李白稱“崔秋浦”,說“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崔令學陶令,北窗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弦”,即便面譽,也可見出價值取向。
陶潛還有一位鐵粉。蘇轼貶谪期間,無事可做,黃庭堅稱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雖然實際情形是“時宰欲殺之”。再貶海南不久,曾給弟弟子由寫信,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绮,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将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俨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贻俗患,俯仰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實以淵明為精神導師。另值一提的是遊戲之作《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寫饞酒人如漫畫。這麼一件小事,借“白衣送酒”寫來,手舞足蹈、又掃又洗的狂喜,“空煩”“漫繞”的急相,都充滿喜劇感。
蘇轼也不乏追随者,南宋狀元王十朋二十歲在家讀書時,寫過一首《辛亥九日,侍家君同孫子淵、子昭、子尚登高于家之東山。時菊花未開,坐客皆以為恨。至十月望,獨步東籬下,見前日青枝已爛熳矣。東坡雲“涼天佳月即中秋,菊花開日乃重陽,不以日月斷也”,于是命酒肴,呼鄰裡,飲于叢畔雲》,詩中說:“我思東坡言,鄰裡乃相喚。斬新作重九,不以日月斷。人生貴适意,世俗豈能絆。”唯偶像馬首是瞻,連過節的日子都改了。大蘇曾有首《贈朱遜之》,小引中對菊花顔色發表意見,“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知其為人,予于遜之亦雲”。意思是,菊花以黃色為正宗,其他嫁接培育的新品種,全是“僞”菊。蘇轼很贊同這個意見,詩中說“願君為霜風,一掃紫與赪”,想把那些紅紅紫紫的新品種全滅掉。幸好菊花不聽他的。
也有很多人的重陽詩,用“落帽”典故,比如李白“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杜甫“羞将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但孟嘉也不是外人,他是陶淵明的外祖父。除了陶潛、菊花、酒,重陽節還有太多元素可圈可點:螃蟹、莼鲈、闆栗、茱萸、登高、慨思……孟浩然曾言“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今天讀這些詩就是:前人留勝句,我輩複沉吟。
(原标題:往來成古今 古詩中的重陽)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廉萍
流程編輯:u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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