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女權主義的态度?壓迫或是解放并非僅僅是一個政治術語，還可以将它們看做一種有關社會現象的新觀點壓迫意味着某一群體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公正的對待了另一群體而解放思想的出現則減輕了人們有關烏托邦理念的負擔，它意味着人類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并且伴随對自身與生存環境控制能力的強化，人們能夠不斷加深有關“人類利益”的認識，繼而不斷改善現實世界的狀況換句話說，解放不是某種最終的狀态，而是持續消滅壓迫的過程，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對于女權主義的态度?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對于女權主義的态度

壓迫或是解放并非僅僅是一個政治術語，還可以将它們看做一種有關社會現象的新觀點。壓迫意味着某一群體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公正的對待了另一群體。而解放思想的出現則減輕了人們有關烏托邦理念的負擔，它意味着人類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并且伴随對自身與生存環境控制能力的強化，人們能夠不斷加深有關“人類利益”的認識，繼而不斷改善現實世界的狀況。換句話說，解放不是某種最終的狀态，而是持續消滅壓迫的過程。

在有關壓迫與解放的這種理解方式下，我希望通過本文澄清有關女性主義的幾個問題：

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是怎樣的？

可努力的方向是什麼？

所謂的“田園女拳”如何理解？

存在哪些女性主義的運動思潮？

一個基本事實是，現代社會承認自由、平等的基礎性地位，并且承認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政治權利。當然，在大多數現代國家，婦女受教育、工作和從政的平等機會已大多得到實現。

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情況下，男性依舊占據着比女性更多的社會職位。日常競争中，男性能夠獲得的機會也相對女性更多。

如果我們承認男女權利的平等，也承認男性能力不會天生優越于女性。那麼，需要進一步思考問題是，

在法律賦予男女平等權利的基礎上，是否還會存在其他的男女不平等現象？這些現象是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還是一種人為制造的壓迫呢？

可以看到，法律意義上的平等其本質上是在說：對于任何社會職位，應當對男性與女性保持絕對中立。

然而，性别中立的話語暗示着這樣一個事實：每個個體的真實生活體驗是不依賴于他們的性别的。

對此很容易反駁，想象一下，假如社會中的性别差異不存在任何影響，那麼母親或是父親撫育兒童意味着同樣一件事，但這很明顯是不成立的，與母親或父親相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生活體驗。

即使質疑說，性别中立的條件存在于社會職位而非家庭角色中。也會面臨職位不平等的曆史問題，這是說，現代社會雖然允許女性在性别中立的條件下依據自己的能力去競争，但這些社會職位卻是在男性主導的背景下制定出來的，職位本身就存在性别不平等。金裡卡在《當代政治哲學》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說明問題：

像消防員、警察和軍隊這樣的工作，往往規定申請者的身高和體重不得低于某一标準。這些官方規定是性别中立的，但由于普通男人的身高和體重都要大于普通婦女，這些規定實際上把很多婦女排斥到了這些職位之外。雖然無論是身高還是力量，都是針對工作而非性别設立的必要要求。但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這些設備是為身高五英尺九的人而不是為五英尺五的人設計的？ 答案當然是：那些設計這些設備的人已經假設了這些設備是供男人使用的，因此在設計之初就以普通男人的身高和體重為标準。但這并非不可改變，我們完全有可能為較矮小的人制造同樣的設備。例如，人們普遍認為日本人比西方人矮小很多，而日本的軍用和消防設備也是針對這種身材設計的，但這并不會導緻日本人進行救火等工作的效率更低。

這個例子恰恰說明，我們習以為常的各項社會職業本身就包含着不正義。

可以想象，假設存在一個女性占主導的世界，那麼工作與假期的安排肯定會更有利于女性的生理期而非現在的模樣。

此外，這種隐藏于曆史傳統中的不正義還存在另一個惡劣後果——它會導緻女性自我價值的系統性喪失。因為當工作職位的設立被看做是既定事實，那麼借由工作獲得的利益也将被正當化并賦予獲得職位的人積極的社會形象。相應的，無法正常或是優秀完成工作的人将被其他人（甚至自己）看作是懶惰的或是低劣的。

由此，身處不正義環境中的女性在工作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卻往往會責怪自己沒辦法克服困難，少數真的能夠翻越障礙的人也将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由于他們的努力。

而當女性群體成功克服工作中面對的巨大障礙取得“成功”時，男性成功者會稱呼其為“女強人”并且接納這些女性為自己的一員，因為女強人的存在恰恰證明了男性主導下社會職位叙事的正當性。

長此以往，社會便會形成從生理缺陷而非社會缺陷的角度解釋女性在職場失敗的文化氛圍——而社會背景的不正義被有意無意的遺忘了。

然而，如果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具有不可動搖的基礎重要性，那麼導緻女性受壓迫的社會背景就需要得到扭正。

我們可以看到，由于這種壓迫誕生于“男性所導緻的支配”，所以僅僅在法律層面保證男女平等、消除對女性的歧視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消除支配權力。

換句話說，女性主義的鬥争目标并非是“男性”，而是“支配權力”本身。正如資本家隻是資本的人間代理人一樣，男性也不過是支配權力的代理人而已。隻要不正義的社會結構持續存在，支配權力也将持續存在，那麼它的代理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

這也構成了所謂“田園女權”錯誤的本質，他們實際上貫徹了一種不徹底的女性主義立場。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我們承認人類社會來自男性的建構，又能做些什麼呢？畢竟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女性主導的社會發展近千年是怎樣的。換句話說，男性主導是不是人類的一種“自然天性”呢？

對此的回應來自密爾，他認為，“自然天性”這個詞有着極大的模糊性。它有時指的是無人幹預的情況下，事情本來的方式，有時又指事物應該存在的方式。但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意味着如果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一事實是道德錯誤，那麼就可以改變它，就像改變曆史上的纏足、跪拜一樣。而後者意味着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正确的。

所以，自然事實不足以論證任何社會狀态。畢竟人類還有着殘忍獸性的自然事實，但這絕不是說人類就應該自相殘殺、毫無道德。

但是這種質疑确實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徹底變革現有一切社會結構運動不可取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為女性做些什麼？

這個問題可以從當代幾種著名的女性主義流派中找到答案。

對此的第一種回答來自于笛卡爾的二元論。它認為，人的存在的獨特價值在于一種特殊的心智能力——理性。一個好的社會需要最大程度的促進人的理性，所以應當提供更多展示女性理性能力的機會來保證平等。這種女權主義認為，作為自然性别的女性存在但不重要，重要的是男性與女性的理性能力。

換句話說，雖然男性與女性有着生理差别，但卻擁有相同的理性能力，并且這種理性能力可以獨立于生理差别而存在。每個女性都是她自己需要和願望的最終權威，社會必須允許女性個體擁有最大的自由去定義他們自己的需要，任何集體價值（社會、家庭）都不能淩駕于女性個體價值之上。

在這個基礎上，笛卡爾主義者相信人人都應該平等的得到尊重，相信尊重人意味着提升他的自由，相信人人都有需要開發自身潛力的能力，同時也相信資源的數量可以影響人們開發自身的程度。那麼人們就能夠對社會資源要求重新分配，以便幫助所有成員開發自身潛能。

并且一旦接受了這種邏輯，笛卡爾主義者便提出了有關女性的“家庭正義”問題。

他們認為，女性在家庭事務中的勞動也必須得到認同與補償。傳統的理性理論僅僅把成年且獨立的人當做他們的理論主體，卻忽視了這些人是如何成年的。實際上，一個人的成長需要大量的關注與艱辛的付出，并且這一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女性來完成的。

如果在家庭内部都無法對女性的每一份工作給予合理的報酬，僅僅把家庭看作是“愛”的相互連接，把女性的付出當然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又憑什麼能夠要求家庭成為培養合格理性公民的學校呢？

笛卡爾式女性主義的局限：雖然笛卡爾主義者對理性的把握有助于提升女性的平等地位。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真正的人類存在不可能是抽象的個體主義。人們總是在确定了種族、性别或年齡之後才逐漸擁有了能夠一定程度上獨立于肉體需要的理性能力。因此在不同的社會系統中，女性有着不同的能力與不同的需要，這些無法被通約為“理性”。

同時，相對于理性的獨立性，女性的生育、母性似乎更重視一種相互依賴性，尤其是幼崽對母親的長時間依賴，這些都是與唯我論理念相違背的。并且矛盾的是，女性的母愛等自然聯系往往是脆弱于計算的（calculatively vulnerable），這是說一旦我們嘗試精準的确定它的報酬與利益，這種關系也将随之被破壞。因此，真正對女性的尊重應當重視這種依賴性的地位。

最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這一假定是在說“每個人都能憑借勞動生産出産品，并且對此産品擁有權利”。因此，父母不能主宰孩子的一切，孩子自己運用理性制造了自己。

但是悖論的是，當我們向下看時，基于理性的個人所有權理論卻無法解釋胎兒與女性的關系。可以看到，生育符合“勞動生産”的定義，那麼出于對女性理性能力的尊重，我們似乎應該承認女性擁有子女的絕對所有權（隻要是深思熟慮的判斷，我們甚至需要容忍女性圈進孩子娛樂或是殺了吃掉，因為這是在處置自己的産品）。但從子女的獨立性與理性出發，我們又必須拒絕他們被支配的情況發生。

激進女權主義也就是我們這裡說的田園女權，他們意識到需要消除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性原因，希望通過運動徹底消滅壓迫體系。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性一詞是被創造出來，自然界根本不存在。而社會性别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男性統治的體系，激進女權的任務就在于終結這一體系，并且終結這一體系的方式在于終結男性從這一體系中獲取的利益。

激進女權主義的局限：激進女權的緻命問題在于無法回答生育問題，如果說笛卡爾式女權僅僅是輕視了生育中的“養育”環節，那麼激進女權則是徹底否認了“生育”的存在，因此很多激進女權者将孩子視作男性的控制工具。

但此種解釋的問題在于，人類的任何生理結構并不僅僅是前社會賦予的自然事實，更是一直存在于整個人類社會的變化之中。我們無法精确辨别性别究竟是不是純粹的社會建構。這樣，并不是女性的生物性結構導緻了女性的壓迫，而是女性受到壓迫的事實導緻了“女性”一詞成為一種純粹的生理結構而不具備社會含義。

其次，激進女權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将走向它的反面——徹底承認男性的主導地位是一種合法事實。因為激進女權的主張似乎在說，正确的社會結構應該是将“男性”主導地位對調為“女性”的結構。

社會結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主角并非女性，這樣的話實際上承認了男權的合理性，這使得男性在人類文化上取得的成就得到不該獲得的贊許。

最後，激進女權的訴求并不清晰。他們無法向笛卡爾主義者一樣要求一種無性别的社會，隻能訴求母權制社會，但這就必須回答如何解釋同性戀問題。因為女性時社會建構的，所以同性戀者不可能是女人。正是出于這種混亂，激進女權主義者很難在女性解放問題上達成一緻，也很難表達出明确的、可接受的社會改造主張。

3.馬克思主義式女權主義

如果說笛卡爾主義視角下的男女平等意味着對女性理性能力的尊重，而激進主義者的男女平等意味着否認“女性”一詞的生理性基礎。那麼馬克思主義者讨論男女平權問題時，則将目光聚焦于曆史。

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女性這一概念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區别不是觀念上的，而是以一方部分地組成另一方的方式相互聯系。換句話說，如果看到女性一詞背後的曆史性含義，就不可能通過将其抽離任何特殊社會背景的方式來研究它，笛卡爾主義與激進主義正是在這裡走進了誤區——當我們抽離了女性概念的社會背景，也就抽離了女性概念自身。

所以重要的是從組織生産活動的方式入手，研究男女不平等的本質。依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思路，伴随勞動分工的出現以及社會分工的複雜化，最後必然出現特定人群占據生産資料的結果。于是，社會出現了不同的階級，并由此引發了階級矛盾。而男女不平等的本質就是階級矛盾。為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借助人類學知識詳細考察了早期人類的社會分工狀況，并以此作證自己的觀點。

故此，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女性被壓迫的事實伴随資本主義的發展到達頂峰，被商品生産排除在外使得女性的從屬地位得到了空前強化。而女性被壓迫的關鍵在于家庭，因為工人女性承擔了家務勞動“解放”了男性工人，使其能夠為資本家工作更長的時間，因此增加了剩餘價值的比率。換句話說，家庭成為了資本再生産所需要的勞動力的最廉價生産來源。

扭轉這一情況的關鍵，在于通過共産主義徹底消滅家庭，讓女性進入商品生産領域而非留在家庭之中。

馬克思主義式女權主義的局限：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首先在它的人類學基礎上，更多考古學的證據表明——在早期社會，女性的勞動經常是食物更可靠的來源。甚至有更可靠的考古證據表明，是女性而非男性發展了園藝，因此産品剩餘最初出現在女性的領域，而不是出現于男性。依照馬克思的分析，這種情況下女性将成為男性的上級，那麼女性應該俘獲或購買男性，但曆史并沒有如此發展。從人類學視角看，女性的從屬地位顯得非常自然，婚約思想就是鮮明的例證——自婚約誕生之初，女性在家務、生育方面的不平等就業已存在了。還有，女性占據優勢地位的前提下，為何男性可以例行公事般的毆打女性而不是相反呢？如果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為何這些不平等如此隐晦，以至于曆史上贊同女性解放的人也沒有認識到呢？

其次，馬克思主義對于“勞動”的理解過于狹隘了，它僅僅指物品的生産與交換——這種與男性密切相關的工作。然而諸如生育、養育等女性工作則被從勞動中排除出去，甚至被解釋為生物過程。一旦我們将勞動的範圍擴展到女性活動上，就會發現即使允許女性自由的進入商品生産中，也無益于解決不平等，因為性别矛盾仍然不會消失。換言之，性别矛盾比階級矛盾更根本，因為它的基礎不是生産方式上的差别，而是一種基本事實。生産方式可以通過社會變革的方法加以改變，但無法被納入“生産方式”的人類活動（女性生活）卻依舊存在。

所以，雖然馬克思主義以最大的誠意試圖在社會建構中包容女性，但其理論的基本元素仍然是由男性主導的概念理解所構成，因此無力回答許多女性主義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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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這三種主要的女性主義流派雖然每種理論都不完美，但卻各自能夠解釋一部分女性受到壓迫的事實。它至少能夠提醒人們，不能因為現代社會法律層面的平等就認為不需要進一步做些什麼了。

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目前社會層面的過分漠視，以至于本該争取集體權益的女權運動一而再、再而三的退化為對個人利益的争奪，于是一次又一次“女拳”的醜劇不斷上演，甚至引發了更為激烈的男女對立。

這其中既有女性的問題，更有社會主導地位的男性問題——當女性群體找不到任何合理表達訴求的渠道時，一種怪異且荒誕的抗争就是必然的。必須注意的是，女性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群體被壓迫的。

同時，由于女性主義的抗争目标是支配性權力，這就決定了它不是一場男性可以袖手旁觀的運動，因為女性受壓迫的事實同時也意味着男性的不正義與社會結構的不完善。而當男女地位對調後，男性同樣會遭受相同的不正義（家暴、沒收财産等）。

女權主義仍需要許多進一步的論證去充實自身，未來能否對各種理論提出進一步的修正，是女權主義發展的關鍵。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男性主導的社會并非一無是處，人們已經對道德有了深刻且輝煌的認識。如果真誠的尊重人類道德進步的工作，那麼如何将女性主義包容進現有的道德理論中，就是必須且緊迫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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