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拟想的漢高祖劉邦畫像。

漢高祖是中國古代數一數二的開國大帝；漢代官修正史有三部：《史記》《漢書》《後漢書》，按理說，高祖的生平事迹，早該一清二楚，題無剩義。然而事實似非如此。正如正午陽光下的一粒細沙仍會有陰影，或者換個說法，像漢高祖這樣的高山大壑級的曆史人物，更可能陰陽向背，藏着人所未窺的多重褶皺。這不，尋繹史料，仍可發現幾處暗點，數宗疑事，不妨作一汗漫之問。

一、漢高何名？

劉季者誰？漢高祖劉邦也。但若死磕曆史，劉邦本人知不知道自己名叫劉邦，漢朝人知不知道自己的開國皇帝名叫劉邦，顯然是一個疑案，是為“漢高未名”。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然而，在識字讀書大不易的古代，“肇賜予以嘉名”（《離騷》）實非窮人家輕易能夠辦到的事，更何況戰國末期，草民更多為文盲，生下兒女來，每以排行或賤稱敷衍應付。一生老二老三，幾代無名無字，乃是常事。“白徒”劉季，就是典型。

漢高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平民天子，古人的說法叫“白徒”，此已為史家公認。他自承“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是照例耍了一把無賴，把原因全推給“暴秦”：“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手敕太子》，《全漢文》卷一）真實的情形，是以他的出身與戰國末期社會發展的水平，一個鄉下老農的兒子，想讀書也沒門。

想當初六國尚未統一，宋國沛地豐邑中陽裡農民劉太公（相當于劉老漢）的老婆劉媪（相當于劉婆子）生下老幺，和幾個哥哥一樣沒給起名設字，按鄉間習慣，随喜排行稱呼。劉季，劉老幺，或劉老四也。《史記·高祖本紀》開篇僅謂高祖“姓劉氏，字季”，并不言名，後文亦但以劉季相稱，直至攻下沛縣被推為首領，始改稱其自封之沛公。究其實，“季”乃排行，亦非父母為這位家中老幺專起的字。多年後長安未央宮落成，漢高祖置酒大會群臣，在為父上壽時仍自稱“季”，呼兄為“仲”。再看《漢書》之《高帝本紀》，開頭即名、字均避而不提，一路稱高祖，把劉季留給蕭何、呂後和父老們去喚。

顯然，《史記》《漢書》作為漢朝官修正史，無疑是關于漢高祖最全面的第一手史料，均有意（也屬無奈）略過這個人物傳記開宗明義必須清晰交代的第一要點。說是避諱吧，《史記》及兩《漢書》乃至清人嚴可均所輯《全漢文》均未諱“邦”避“季”。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刊出的《榖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有“詩雲舊國，其命惟新”句，改邦為國，這成為漢碑諱“邦”為“國”的孤證。但前此延熹元年（158）《郎中鄭固碑》有“邦後珍玮，以為儲舉”語，後此初平元年（190）《圉令趙君碑》有“刊金石，示萬邦”句，又并不避諱。再說，避諱把人的真名給避沒了，這樣的事也太無厘頭了吧？

當然，如此明顯的尴尬，不可能沒人發現，但一直含糊過來。《史記·高祖本紀》三家注：“《集解》：《漢書音義》曰：‘諱邦。’”但《索隐》緊接着提出懷疑：“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雲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别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雲‘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也’”。司馬貞吞吞吐吐要說的意思是，他懷疑漢高祖根本就是有字無名，或字即是名。為什麼呢？通行的經顔師古校勘的《漢書》不提漢高名字，東漢末年荀悅所撰《漢紀》首謂漢高名邦，但顔師古《漢書叙例》“荀悅”條下謂“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若《漢書》本無，荀悅又何所本？不排除他自家杜撰或後人闌入的可能。司馬貞所引的項岱為東晉南朝時人，《漢書音義》作者或謂臣瓒，或謂蔡谟，也都是晉人，說話是不能算數的。

細檢史料，“劉邦”首次作為漢高祖的大名正式出現，要到七八百年後的南朝梁代末年。《梁書·世祖本紀》載，太清五年即大寶二年（551），侯景殺蕭綱于建康台城，南梁群臣在江陵上表勸進，時尚為湘東王的蕭繹作答教，謂侯景未滅，自己未宜便登大寶，以周武王和漢高祖自比，而直呼其名：“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可是，這漢高祖究竟是什麼時候正式起的名，叫的邦，并不清楚。

看來我們甚至可以把漢高命名權歸到蕭繹名下。因為，首先，沈約在《宋書·符瑞志》中大書特書漢高祖的符瑞，但始終稱其為劉季或漢高。沈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本人死于531年，距蕭繹作答教的太清五年（551）不過幾十年。理論上講，漢高祖之得名為邦，當發生在這段時間，然而細檢《全梁文》《梁史》《南史》《北史》，從未發現第二處劉季名邦的相關記述。其次，蕭繹自撰的《金樓子》，其《興王篇》也是直謂“漢高祖名季，父名執嘉”。據許逸民箋校《金樓子》前言，此書之成，當在太清、承聖（547-555）之間。蕭繹聚書八萬卷，筆下怎麼可能出這樣的錯？

總之，這是一筆糊塗賬。清人王鳴盛曾從史書體例的角度提出解釋：“《史記》于高祖雲字季，不書諱，餘帝則諱與字皆不書。《漢書》本紀因之，馬、班自以為以臣故耳。……史而不書，後何觀焉？”（《十七史商榷》卷二）問題是，漢代其他帝王的名諱都在本人為太子或皇子時秉筆直書過了，難道漢高祖沒當過太子就不能記錄？這個諸帝諱與字皆不書的别扭做法，我甚至懷疑是司馬遷為掩飾高祖無名弄出來，而為班固所因，宜其不為其後各史所襲。

今人對此也偶有所疑。陳正宏新著《時空：的本紀、表與書》（中華書局，2021）看見漢高無名的事實，但他并未系統梳理其來龍去脈，仍然歸因于避諱制度埋沒了劉邦的大名。他有一段話說得好：

《高祖本紀》裡高祖名字和生年的缺失，和這篇本紀裡一再宣稱的蛟龍、赤蛇、五彩雲氣等等，恰好形成一種反差很大的對比，并帶上了一抹不易為人覺察的諷刺色調。

二、柏人何恨？

戰國以下，兩漢沿至南北朝，客與其主，下級屬官與上級主官如三公、郡守、刺史等，不僅是寄養、辟舉、上下級的關系，而有君臣名分和實質上的人身依附控制，主對客有生殺大權，客對主有忠誠義務，在需要時，客應為主者所驅使甚至獻出生命。主官或老師死了，原則上被辟舉的僚吏、食客、門生要像為人子者一樣治喪、服孝。如此之“客”，包括食客、門生、屬吏等，乃是一個類似後世“養子”“義兒”的帶有拟親拟制性質的特殊群體。

循此關系，我勾沉出漢高祖劉邦昔年一段幾乎被遮蔽的經曆及其隐藏的曆史因果。

劉邦一生喜罵人，有三次，差點罵走好運，罵掉江山，直至罵丢老命。第一次，剛起兵時見儒生就罵，險些罵走郦食其，把陳留積粟弄沒了。第二次，楚漢相争白熱化時罵韓信，幸好及時改口，不然把人家罵醒，中國曆史就該從大秦一統直接跳到三國演義。第三次，是罵身為趙王的女婿，結果引出一場未遂的行刺，若非臨時起意換地駐跸，保不準早四年崩于柏人（今河北柏鄉縣西南）驿館。

漢高祖五年（前202）初，劉邦在垓下之戰打敗項羽，分封一批異姓王。其後二年，項羽舊部臨江王驩、陳公利幾及燕王臧荼等接連反叛，劉邦均不辭勞苦，親征而定。又過二年，韓王信（與淮陰侯同名的另一個韓信）聯合匈奴反于太原，劉邦再次親征，輕敵冒進，被匈奴包圍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曆七天方僥幸脫圍，回程路過趙國國都邯鄲。當時趙王張耳已死，其子張敖繼承王位，并娶劉邦長女魯元公主為妻。皇上加嶽丈來了，張敖非常恭敬，每天朝夕侍候，親自奉膳。但劉邦“箕踞詈，甚慢易之”，就是說兩腳箕張着吆喝謾罵，不把這個女婿當回事。箕踞在那時是極不尊重人的坐姿，嚴重起來可以出人命、結世仇。荊轲箕踞罵秦王；漢初大俠郭解之客，看見有人對郭箕踞而視，就想動刀子。劉邦的表現也可以理解，接二連三的反叛讓他這個平民天子席不暇暖，平城之圍更是兇險，僥幸脫出，驚魂未定，心情肯定好不了，女婿雖說有半子之親，但同樣是危險系數很大的異姓王，大為心病，正好罵上一通出氣，迫反了，一起收拾。

這不，還真罵出事來。

問題不直接出在被罵的人身上。《史記·張耳陳馀列傳》說：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馀，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說王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

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複國，德流子孫，秋豪（編者注：猶言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複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編者注：不背棄恩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污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漢初異姓王權大勢重，可自置官吏，自擁軍隊，迹近獨立王國。但是，張敖不反，他的下屬，準确地說，是他父親的一群舊門客，咽不下這口氣。相國貫高、趙午等人不顧小主人反對，密謀反叛，并于次年策劃了在柏人驿館牆壁藏伏刺客的行動。

要出的氣固然是為主人，但也未嘗沒有自己的一口。這口氣何從而來？再讀《史記·張耳陳馀列傳》，我們可以找到一條隐隐對應的信息：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遊，客數月。

張耳也以門客起家，其後因娶富家女獲得充裕的政治活動資金，千裡緻客，名聞天下。秦滅魏之前，他已當上魏國外黃（今商丘市民權縣境内）令：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張耳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遊，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緻千裡客。乃宦魏為外黃令。

可以這麼說，張耳曾是青年劉邦的舊主和人生偶像，兩人的早年經曆也頗相似。

從劉邦家鄉豐邑到張耳為宰的外黃，直線距離一百多公裡，不遠也不近。當年劉邦應屬“千裡緻客”投奔張耳的四方後輩之一，而也因此對張耳的故主魏公子無忌有特殊情結。《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劉邦于戰國四公子中，獨崇信陵君，實有私淑之敬，也說明他對自己青年時短暫的為客經曆銘感在心。

再者，劉邦起家，也與張耳一樣走了“半子”路線，他靠不按常理出牌的豪俠之氣，獲得沛令坐上客單父人呂公青睐，娶其女呂雉，得到嶽父資助。劉邦的性格與行事，可謂客之豪而俠之痞者。

再深挖下去，劉邦在張耳門下為客時，極可能貫高、趙午等人早就在了。貫、趙年齡大（“年六十餘”），在張耳門下客的輩分中應比劉邦高。已經貴為天子的劉邦，在貫高趙午們眼中還有另一重抹不去的身份：舊主門下客中後生晚輩！而顯然劉邦完全不認這層關系，此已在實質上構成對貫高、趙午們的直接羞辱，“且吾等義不辱”，似乎隐隐指向這層更需“為尊者諱”的隐蔽關系。“貫高、趙午等十餘人”，風險極高之反謀一下能有十多人可以通謀，有可能他們都是張耳門下舊客，則也可見此種勢力雖屬殘餘，尚所在皆是，未可小觑。

在先秦乃至兩漢的政治鬥争和現實生活中，主辱客死，從來義不容辭。春秋時晉國趙氏下宮之難自不必說，戰國時秦兵圍趙，魏公子信陵君求魏王發兵救趙不果，“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史記·魏公子列傳》）。若非用侯生計，盜虎符，殺晉鄙，奪軍擊秦，這數百個給“約”上路的客，隻好跟主君一起肥羊投虎了。很有可能，當日跟着信陵君赴死之客中就有張耳，若張耳那時玩完，沛縣青年劉邦将失去一個人生偶像和投靠學習之所，曆史可能要一系列改寫。

張耳門下客也是不好當的。後來天下反秦，張耳、陳馀擁立陳勝之将武臣為趙王，北略燕地，趙王又被燕将扣為人質，張、陳派使者前往交涉，前後十餘輩，“燕辄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馀患之。有厮養卒謝（編者注：謝，告訴）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辄死，若何以能得王？’”（《史記·張耳陳馀列傳》）。居于“舍中”者皆客也，舍人也就是客的同義語，事急使客，辦不成事丢了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正因此，劉邦對張敖的謾罵才會引起這幫舊客那麼大的反感，而他本人在趙國地面也感到殺氣迫人，不宿而去，算是留了個心眼，也留了條老命。

《榖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即《張遷碑》)中，有“詩雲舊國，其命惟新”字樣。

三、陳豨何來？

《南史·朱異傳》說，侯景謀反之初，鄱陽王蕭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累有急報，“（朱）異以（侯）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并不為聞奏。說劉邦在張耳門下為客時沒結交一個半個大豪傑或小兄弟，換用朱異式的說法，直謂“漢高無一客”，似乎也不盡然，陳豨就很可疑。

養客蓄士之風，自春秋曆戰國入兩漢長盛不衰。下宮之難中，趙氏孤兒靠孤客之力得以保存并翻盤，魏公子無忌反因門下之客無所不能而為其兄魏安釐王所深忌。流風所及，并與兩漢的豪強遊俠、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政治相因應，後世養客之風未減，客路常暢。《漢書·遊俠傳》，可當一篇中央政權剿客滅士的鬥争史來讀。

這種有趣的矛盾和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在漢高祖身上也表現得相當突出。

如前所述，漢高祖曾短期為客，敬重張耳，私淑信陵君。他起兵反秦後，一路收聚舍人門客，文如張蒼、陸賈，武如樊哙、周苛、傅寬、侯緤等，起初都是以“舍人”“客”的身份追随他的；鋤除九江王英布是他人生最後也是最兇險一場惡仗，給他有效建議的，仍是投靠在汝陰侯夏侯嬰門下為客的“故楚令尹”薛公；太子的地位，也要靠張良幫忙招緻商山四皓這樣高冷的“稀客”加上保險。一方面，從他當上皇帝至呂後擅政、劉氏複辟，客的身影始終活躍在西漢政壇的台前幕後；另一方面，他本人又警惕貫高、趙午輩如蛇蠍，也還真差點栽在他們手裡。

陳豨，更像個謎。《史記·韓信盧绾列傳》說，陳豨“不知始所以得從”，即大家都弄不清楚這家夥何時何地跟上劉邦鬧革命，仿佛從石頭縫中蹦出來，但在劉邦平定韓王信的反叛後，他一下子就被封為列侯，坐擁趙、代邊兵。此人酷好養客，“賓客随之者千餘乘”，而且“待賓客布衣交，皆出客下”，仿佛戰國四公子的西漢新版，因此引起趙相周昌警惕。劉邦一采取限制措施，陳豨就真個反叛，而且兵勢不小，頗有威脅。從《史記》說他是“梁人，少時其數稱慕魏公子；及将軍守邊，招緻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的劇透看，我猜測他有可能就是劉邦早年在張耳門下為客時結識的鐵杆小弟，這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他為什麼會莫名其妙得到信任倚重，且熟悉趙、代情況，人生偶像與行徑，又與劉邦如此相似。

馬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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