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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就業面臨的困惑

教育 更新时间:2024-07-23 03:21:36

一邊是高校畢業生達到曆史高點,首次突破1000萬人,一邊是互聯網大廠普遍裁員,教培、房地産等行業招聘量銳減,整體就業形勢空前嚴峻;一邊是廣大畢業生千軍萬馬在報考公務員的獨木橋上不堪擁擠,或一頭紮進新興服務業卻四處碰壁,一邊是廣大基層單位和崗位少人問津,傳統制造業仍被“一人難求”的用工荒所困擾,建築企業工人年齡結構更趨老齡化。

受新一輪疫情、國際局勢變化等超預期因素影響,今年3月份以來,特别是4月份部分經濟指标明顯轉弱,部分行業和企業困難加劇,經濟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嚴峻經濟形勢疊加嚴峻疫情,穩就業的壓力空前陡增,市場主體穩崗難、新增就業崗位總量不足與就業結構性矛盾并存,當下被社會公衆形容為“史上最難就業季”。

5月18日,李克強總理在雲南主持召開穩增長穩市場主體保就業座談會時強調,更加突出就業優先,着力支持市場主體穩崗,失業保險穩崗返還、留工補助、留工培訓等政策要加大力度。

針對當前就業壓力和招聘痛點,各地政府及人社部門、招聘平台和人力資源公司都在想方設法優化服務、促進就業,努力彌合人力資源供需之間的縫隙。“春風行動”、雲招聘、直播招聘、靈活就業、零工經濟、彈性工作制等紛紛被催生出來,多種形态和方式不一而足。但若真正實現就業突圍,仍待開發崗位增量、優化供需對接、強化技能培訓、細化招聘監管、改善就業服務。要千方百計助力求職者穩定就業預期,轉變就業取向,提高就業穩定性,促進勞務市場健康發展,穩固民生之本。

總策劃:葉俊東

統籌實施:周清印、鄧伽

組稿編輯:鄭雪婧、李力

調研采寫:王凱、魏夢佳、李倩薇、謝建雯、王瑩、王研、王炳坤、武江民、楊紹功、朱程、潘晔、鄭鈞天、熊家林、楊思琪、孟含琪、林碧鋒、李平、林凡詩、周蕊、王豐、孫哲

之一 :喜憂參半穩就業

半月談記者 王凱 魏夢佳 李倩薇 謝建雯 王瑩

受疫情和經濟形勢影響,當前就業形勢複雜嚴峻。半月談記者在北京、山東、四川、遼甯、甯夏等地調研了解到,目前就業市場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應堅持穩字當頭,精準施策,協同發力,努力确保就業大局穩定。

穩就業舉措成效初顯

為應對嚴峻的就業形勢,人社部等多部委聯合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多所高校構建多元化招聘市場,推進畢業生求職、簽約、登記等手續“雲辦理”。

在農民工就業方面,山東、甯夏、遼甯、湖北等多地實施“春風行動”,全方位開展穩崗留工、返崗複工暖心服務。廣西、安徽、福建等地還出台農民工工資保障辦法,嚴懲欠薪行為。

為助力創業就業工作,人社部、國家發改委等多部門聯合開展創業帶動就業示範行動。湖北、江蘇等地實施返鄉創業計劃,均取得良好成效。

青島市市北區人社局局長王萍介紹,當地探索以“政策入股”的形式為企業提供“零報酬政策合夥人”服務。自2021年該服務啟用以來,當地各類創業人員增加15%,創業貸款增加30%,創業帶動就業2000餘人。

穩市場主體是穩就業的關鍵環節。近期,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武漢、南京、青島等重點城市,通過減稅降費、金融支持、産業扶持等政策組合拳,切實為企業穩崗護航。

畢業生就業面臨的困惑(畢業即失業如何打通大學畢業生就業)1

3月8日,位于江西南昌的江西财經大學蛟橋園校區,幾位大學生在排隊等待面試

成都舞東風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該公司董事長張睿說,2020年以來企業經營壓力很大,當地的“就業援助基地”政策讓企業看到了希望。“如果沒有這項政策補助,很可能要被迫裁掉500多名員工。”張睿說,企業還享受了“以工代訓”政策,5000餘名員工每人每月拿到200元補貼。

甯夏、天津、河南等多地多管齊下對困難群體進行就業援助。通過職業指導介紹、創業擔保貸款、社會保險補貼、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等措施,甯夏一季度實現困難人員就業2243人,較去年同期增長251.6%。

“穩崗難”“招人難”“滿意難”并存

——就業總量壓力依然不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分析,大學畢業生總數第一次超過1000萬,同時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還有400萬到500萬中專畢業生、幾十萬退伍軍人和一定數量中學畢業生等,新增求職人數将達曆史新高。然而,目前整體經濟形勢對穩就業構成巨大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目标困難較大。

——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年輕人甯願送外賣也不進工廠,技術技能崗位遠不及管理崗位受青睐;大齡勞動者受年齡和技能水平局限,很難在短時間提升技術技能來适應産業轉型升級。成都市就業局局長遊永志認為,技術人才資源稀缺,一般人力資源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能人才的需求。

——高校畢業生慢就業現象明顯。中國人民大學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介紹,近些年高校畢業生選擇慢就業的增多,很多人甯可選擇繼續考研、考公,甚至“二戰”考研考公,也不願意本科畢業就參加就業。當前,研究生供給增加,就業也同樣面臨困難,這些都會提高失業率。

——部分制造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粗放。從企業管理來看,以代工企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仍将低勞動成本作為盈利點,缺乏對人力資源科學管理。企業薪酬待遇與勞動者期望有差距,難以吸引求職者,導緻人員不斷流失。

——人才培養和産業發展結合不緊密。技能人才培養主體仍然是職業技術學院和技工學校,部分制造業企業“重使用、輕培養”現象突出。職業院校專業設置與産業需求脫節。受“重學曆、輕技能”的觀念影響,技能人才培養質量難以滿足企業需求。

破解就業難需各方合力

破解就業難,應從思想觀念、政策扶持、培訓教育等方面下功夫,凝聚政府、高校、企業、社會等多方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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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三八”國際婦女節,南昌市第十九屆女性招聘會暨江西财經大學春季校招雙選會在位于江西南昌舉行,吸引了衆多女性和大學生前來參加

——正确引導培育青年就業觀。青島市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中心就業服務部副部長于甯甯認為,高校要樹立就業育人的理念,指導幫助畢業生理性擇業、積極就業、愛崗敬業。加強畢業生的職業生涯規劃和職業技能培養,支持高校緊密瞄準市場需求,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創業培訓,鼓勵企業與高校建立訂單式培養模式。

——穩定市場主體,加強服務保障。盧鋒建議,應通過改善營商環境、穩定企業預期、減稅降費等方式激發企業活力。尤其要加大對中小微企業扶持政策,為其“減負”“輸血”和“賦能”。華北電力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王棟梁呼籲,加大到西部地區和基層單位就業的畢業生獎勵力度,切實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積極推進市場化、社會化就業。青島市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中心主任董海波提出,應鼓勵有實力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與高校合作,搭建線上、線下供需對接平台,提高崗位匹配效率。還有一些基層幹部建議,深挖靈活就業活力和潛力,加強城鄉勞動者靈活就業勞動保障。

——建立完善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就業新的增長點、新就業形态不斷發展變化,迫切需要勞動者提升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應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加大相關激勵政策、學曆鑒定等支持力度,推動形成政府統籌、部門協同,行業、企業、院校、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

之二:撫平“畢業即失業”焦慮

半月談記者 王瑩 謝建雯 魏夢佳 王研

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和增量均創曆史新高。受連年疫情影響,一些畢業生實習遇阻、考研考公競争愈加激烈、海歸留學生也紛紛加入求職大軍……多重因素疊加導緻不少畢業生出現就業焦慮,亟須加強就業服務、心理輔導,幫助大學生重建就業信心,穩定就業預期。

部分畢業生因就業危機出現情緒波動

最近兩三年來,就業壓力日益增大,部分畢業生擔心就業崗位減少、考研考公競争激烈,對就業的焦慮不安情緒呈現蔓延之勢,籠罩着“畢業即失業”的心理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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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夜場” 促應屆畢業生及青年就業

2022年考研報名人數超457萬人,比2021年增長了80萬人,考研上岸幾率有所下降。許多學生一邊叫苦不疊,一邊在不甘心中準備“二戰”。遼甯沈陽大學生張誠(化名)說,自己今年的分數與國家線隻差3分,家裡支持他繼續“二戰”。

互聯網、教培等行業大幅裁員,給相關專業畢業生就業帶來沖擊,加重了學生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前重視春招的互聯網大廠今年幾乎無春招,很多企業隻招一兩人,上百人争一兩個崗位的情況比比皆是,讓同學們深切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學生小雯說。

李思彥是北京某211大學的大四學生,今年考研失利後,開始準備春招。他發現,許多互聯網頭部公司的招聘冷清了許多,而且崗位多以技術類為主,法律專業的他并不占優。“我向8家互聯網平台投遞簡曆,1個多月後隻有兩家回複。”李思彥說,其中一家因疫情招聘被擱置,而參加另一家公司的面試,競争對手多為碩士研究生,不少人還有海外留學背景。這讓他打起退堂鼓,考慮是否二次考研。

求職遇阻,實習亦不順。“原計劃大三上學期以交換生的身份出國交換半年,因為疫情不得不放棄。在實習方面,一線城市疫情狀況不穩定,我不得不選擇在家鄉實習,沒有在頂尖廣告公司實習的經曆對求職不利。”一名廣告學專業學生說。

為避開“最卷的這一年”,畢業生慢就業現象凸顯。一些高校就業工作負責人表示,有個别畢業生向學校申請延遲畢業,想通過多一年的時間尋找更多實習機會,豐富簡曆。

大學生就業難,也與人才供求匹配失衡有關。新産業、新業态等對畢業生知識技能結構、素質水平的要求不斷提高,而有些高校盲目追熱門,專業布點過多,培養水平不高,達不到新興行業的用人标準。

增強就業韌性,擺脫就業恐慌

受本輪疫情影響,線下春招暫停,校園封閉管理。針對這種不利情況,各地各高校靈活整合資源,助力學生勇闖職涯,增強心理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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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沙望城經開區銅官工業園,求職者在招聘活動現場尋找崗位

“2月底得知考研失利後,我心裡有些慌,是學校就業信息平台和學院黨員就業幫扶群裡每天滾動的招聘信息讓我穩了下來。”東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2022屆本科畢業生牛豔芸說,由考研轉向求職不到1個月的時間,她就成功簽約沈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針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趨勢,東北大學從2020年初開始對就業信息網進行了4次專項升級。今年3月底的一場網絡雙選會上,71家用人單位提供有效崗位需求4647個,線上雙選平台浏覽量達9600餘人次。

在甯夏、雲南等省份,人社、教育部門等動員全系統力量,從崗位推薦、培訓提升、政策引導、兜底幫扶等多渠道助力。甯夏啟動為期3個月的聯合招聘專場活動,線上持續推出各類行業性、區域性和針對不同人才類别的專場招聘;線下靈活舉辦“專精小新”現場招聘會,提高就業匹配度。

雲南省人社廳介紹,除繼續實施好“雲嶺大學生就業護航行動”中的“百場千企萬崗”系列招聘等活動外,将以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100%登記入庫、100%提供個性化就業服務、有就業意願的脫貧人口家庭畢業生100%實現就業為目标,開設未就業高校畢業生服務窗口,提供1次職業指導、3次有針對性的崗位推介、1次職業培訓和1次就業見習機會。

為助力女大學生就業,中國人民大學持續組織女大學生求職專場招聘會,并邀請各行業優秀女性與畢業生交流,内容涵蓋女性職業生涯規劃、職業能力培養、職場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經驗技巧分享。

“學生在哪裡,就業服務就在哪裡”。北京大學學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主任陳征微介紹,學校開展“就業指導進院系、進宿舍、進實驗室、進教學樓、進各校區”的“六進”新模式,為學生提供及時便利的就業服務。

打通大學畢業生就業“最後一公裡”

針對近年的特殊情況和學生具體訴求,高校和相關部門應多措并舉,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服務,緩解畢業生的焦慮、無奈甚至自卑、憤懑等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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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沈陽師範大學副校長劉鑄建議,地方政府、行業産業管理部門和高校應打破部門、行業和職能限制,緊密圍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結合行業産業發展以及重大項目對人才的需求,構建高校與行業産業、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對接機制和平台,實現“教育鍊、人才鍊、就業鍊與産業鍊有機銜接”,解決就業工作“最後一公裡”問題。

甯夏等地人社部門相關負責人建議,要繼續拓寬多渠道登記未就業畢業生信息,持續關注高校畢業生的狀态和心态,細化幫扶台賬,強化跟蹤服務。同時,各地政府應落實最新減稅降費政策,幫助企業特别是中小微企業減負纾困、恢複生産,對招錄高校畢業生并繳納社保費的中小微企業給予社保補貼,減少外部風險挑戰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此外,還應引導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創業,支持城鄉社區為高校畢業生提供職業平台,圍繞推進鄉村振興、完善基層治理,聚焦教育醫療、社區服務、社會救助、法律援助、法院檢察院助理、農業技術等基層人才緊缺領域,在城鄉社區開發崗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放低身段,腳踏實地,在紮根基層中成長成才。

之三 :扭轉“大廠”與工廠的供求錯位

半月談記者 王炳坤 武江民

與招聘端“大廠冷、工廠熱”形成鮮明對比,求職端“大廠熱、工廠冷”傾向依然突出。如何扭轉企業和求職者雙向選擇中的錯配現象,調解招聘市場“一頭冷一頭熱”的失衡?

“大廠”招人放緩,工廠求賢若渴

智聯招聘《2021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IT、通信、電子、互聯網是大學生最期待進入的幾類行業,占總調查人數的25.4%。今年一季度在平台登記的互聯網(電子商務)、房地産(建築、建材、工程)和教育(培訓、院校)方向求職者同比分别增長62%、42.3%和44.8%,均遠超這些行業招聘量的增幅。

為了進“大廠”,有人在簡曆上寫自己曾連續加班45天,有人總結出“保姆式”教程,包括面試流程、面試問題、作答要點、面試社交等。一些“就業指導老師”常把“大廠某上億DAU産品任職”或成功拿到多家互聯網企業橄榄枝寫在最前面,吸引“小白”咨詢。

然而,一個明顯事實是,“大廠”減招趨勢較為明顯。BOSS直聘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互聯網行業在平台發布的崗位數同比增長13%,增速處于2019年以來的低點。

事實上,與“大廠”相比,工廠在招聘中則潛力不小。高端制造業招聘規模同比增長40%,其中工程技術類崗位的招聘規模增幅達到77%,其他像新能源、生物制藥、航空等高端制造業的多個細分領域,對工程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幅超過50%。

BOSS直聘分析師單恭表示,盡管高校畢業生規模不小,但制造業依然被“用工荒”所困擾,人才緊缺既體現在制造業的高端研發和關鍵技能崗位上,也存在于普通藍領崗位上。遼甯招才人力資源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兵說,1月他走訪客戶企業發現,80%以上的制造業企業都存在技能人才和普通工人短缺現象。“正因為招工困難,這些企業給我們支付的單個招工費用比去年上漲50%左右。”楊兵說。

“當下求職者多為Z世代年輕人,他們是移動互聯網的‘原住民’,更願意到工作時間比較靈活、自由度比較大、收益比較高的服務業就業。相比之下,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對職場人的吸引力有限。”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說,正因為如此,年輕人對以“大廠”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有着強烈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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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選會活動現場,參會企業向學生介紹企業招聘實習的要求。

就業市場難掩結構性矛盾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就業創業研究室主任陳雲認為,互聯網頭部企業在全社會的受關注度都很高,而“大廠”裡的“白領”“金領”們,一直是年輕人求職對标的方向。“正因為如此,互聯網場域的聲音更容易被人們聽到,由‘大廠’減招而得出整個就業市場冷清的結論,某些聲音顯然是被放大了。”

從招聘市場短期來看,就業壓力的确有所加大,但長期來看,這種壓力并不完全表現在招工的總量不足上,很大程度上源于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企業和求職者在雙向選擇時存在錯位現象。

——大學生就業難,職高生反“吃香”。“從我們公司代理招聘的情況看,現在職高生的平均薪酬普遍比大學生高,而且更受企業歡迎。”楊兵說,部分大學生訴求更高,招聘時往往希望高工資、“五險一金”“一周雙休”,到崗後一般需要半年以上才能适應環境,掌握基本工作技能。相比之下,職高生有技能,且願意從基層做起。

——零工經濟沖擊傳統行業。除了互聯網行業搶人之外,快速發展的零工經濟,正在對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形成虹吸效應。“過去活躍在工廠生産線的青壯勞動力正源源不斷地從線下走到線上,選擇到大城市去送快遞和外賣。”單恭表示,當大量年輕勞動力因此離開制造業,我們需提防出現實體經濟的“空心化”風險。

——短期就業影響勞動技能穩定提升。“招工難,穩工更難。”沈陽人力資源專家曹敬荔說,年輕人喜歡靈活就業,往往幹幾個月換一個地方,這種傾向讓企業偏向于招聘“成手”,而不願選擇“新手”花費時間進行培訓,這不利于勞動技能的提升和人力資本的積累。

緩解“錯配”

始于優化服務、改善環境

“進直播間的小夥伴點點關注,說說自己的求職意向”“會計崗位就點2号鍊接”……在沈陽人力資源服務産業園,主播們坐在屏幕前賣力地吆喝着。求職者點擊視頻下方的鍊接圖标,即可選擇企業、投遞簡曆。

李強介紹,智聯招聘開發“職Q社區”、企業評價等功能,供求職者在論壇上交流求職經驗、傳授面試方法,并對工作過的企業評價打分,便于後來的求職者做出選擇。

35歲的沈陽市民雷立年初以來一直待在家裡。3月底,他在朋友推薦下點開快手上的“帶崗”直播間,看着彈幕和主播一問一答,他對各種崗位已了然于心,當晚就“下單”心儀的公司。

沈陽人力資源服務産業園工作人員馬曉明介紹,自3月下旬沈陽市發生疫情以來,産業園内的五大直播招聘平台累計直播90餘場,直播觀看人數260餘萬人次,收到簡曆9600餘份,超3000人簽約。

原先以白領招聘為主的互聯網招聘平台,也大力開發藍領市場。BOSS直聘正式推出一項面向制造業普工的保真職位識别計劃——“海螺優選”。“海螺優選”的每個商家,都經過平台審核團隊、行業資深人士3輪深度核查,确保商家靠譜。發布崗位後,平台會對崗位提供的薪資、福利、加班情況等92個細節項進行二次核對。

靈活用工也被中介公司重視。遼甯招才人力2019年上線的靈活用工平台,每年的業務量都翻番增長。楊兵介紹,平台現有上千家公司和數萬名自由職業者,企業在平台内發布工作任務,自由職業者就可以自主選擇接單幹活,企業驗收付款給個人。這避免了企業忙時缺人、閑時人員富餘的“冷熱不均”,也滿足了年輕人自由、靈活就業需要。而且,靈活用工平台開具合規的記賬憑證,确保“四流合一”财務合規,代征自由職業者個稅,确保自由職業者收入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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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人在車間裡生産

服務創新,就業理念和就業環境也在更新。袁可2021年畢業後,就職于一家采礦類企業,點開她的朋友圈,裡面并不是光秃秃的礦山和偏遠的郊區,而是花園式的綠色礦山。“我們的礦山是國家地質公園,再加上智能化礦山設備的普及,工作環境已發生了很大變化。”袁可說,“制造業也可以‘高大上’!”

之四:零工經濟,“朝三暮四”為哪般

半月談記者 楊紹功 朱程 潘晔

零工化正成為用工市場結構性矛盾的新表現,其背後是勞動者就業觀念的新變化、對工作環境的新需求和對職業發展的新期待。必須重視這些新變化,培養和引導年輕人樹立與時代相适應的就業觀,積極營造符合新需求的用工就業環境,才能确保人才資源與高質量經濟發展需求相匹配。

“零工”“廠漂”“裸辭”:

沒有奶茶喝也成為辭職理由

部分年輕人周期性搜索招聘信息,長期從事同一份工作的意願在降低。不願做長工、不斷換工作的低技術類工人,影響了企業轉型升級計劃。

幾年前,小林從廣西的職業高中畢業,到浙江一帶的電子企業做了幾年流水線工人。他覺得,進工廠其實也像是打零工。電子企業用工有潮汐效應,用工高峰時招工費用翻倍,勞務中介公司拿得多,分給工人的也會多些,這造成不同批次工人工資有差距。像小林一樣,有些年輕人會選擇工作幾個月就辭職,通過中介公司再進廠,以獲得更多中介分成和加薪。

獵聘網數據顯示,“90至95後”平均跳槽周期為2.61年,95後縮短到1.69年。這意味着就業群體跳槽頻率上升,選擇靈活就業的人變多,不少是極短周期打零工。

“這些年輕人自我調侃為‘廠漂’,意思是自由地在不同廠區切換,想漂到哪裡是哪裡。”一名企業負責人說。昆山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負責人表示,公司希望用長工、成熟工,但現在用工普遍緊張,不得不用短工救急。目前,該公司臨時用工人數占公司總人數10%以上,“這樣的工人隊伍不僅不穩定,影響生産效率和質量,也讓企業更容易被中介左右。”

中介企業卻認為,他們也是“零工化”受害者。如果一個員工頻繁跳槽,意味着人力資源公司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現在信息非常透明,A企業比B企業給得多,就容易吸引人過去,跳槽留下的窟窿就需要我們再去招人補上,無形中增加成本。”科瑞爾服務外包集團項目部經理周文才說。

如果說過去打零工主要是因為農忙等因素,影響工作連續性,那麼現在年輕一代打零工多數是出于自主選擇。小林從電子企業辭職時,并不關心“五險一金”延續,他覺得自己還年輕,外面機會很多,不必“把青春都荒廢在流水線上”。

江蘇優仕達獵頭公司總經理蔡軍說,新生代務工群體更加關注“短期收益”,比如送快遞這樣日結的崗位。“現在是賣方市場,企業、政府大量投入,大大縮減求職者的機會成本,很多人敢裸辭。”他說。

在政府等多方協助下,江蘇常州一大型項目好不容易從外地招來一批90後年輕工人,又是包機、包車接送,又是送大禮包、安排宿舍,然而,沒過半年人就走了一大半。問及這些年輕人辭職的理由,不少人說是因為企業附近沒有奶茶賣。常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處處長徐潔茹感慨說,理由看似“奇葩”,心态卻很現實,年輕人不願被視作勞動“工具人”,更看重舒不舒服、開不開心。

低齡擇業社交化,高齡就業邊緣化,

農民工就業本地化

河南的小李通過快手“招工會”在南京找到一份工作,他從沒想過刷直播間還能刷到工作。“網絡直播更年輕态,讓求職者更直觀地了解企業。”格力電器(南京)有限公司人事經理王進科介紹,求職者點開直播鍊接,可以看到企業宣傳片,聽到招聘人員詳細講解崗位需求,還可以在直播視頻下方查詢崗位信息、填寫報名表,與招聘人員實時互動。尤其是,可以随時把直播分享給朋友,讓招聘會變成朋友圈話題,具備一定的社交屬性。

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舉辦多場網絡招聘直播活動。一名網友在直播中看到企業食堂的照片時,在評論中發出感慨:“食堂太吸引人了!”企業招聘負責人不失時機介紹起企業後勤服務保障情況,在看直播的不少網友都表示要把這個信息轉給朋友。

在強調“眼緣”的年輕一代看來,類似于“食堂好吃”就可以成為選擇在一個地方工作的理由。00後小馬的老家在江蘇連雲港,已在南京一家理發店當學徒近兩年。最近看到朋友發的照片:朋友工作的一家海鮮自助餐廳的員工餐很豐富,小馬覺得心裡癢癢的。“機會合适的話,我也想去試試。跟朋友一起也有個伴。”

“如果說80年代務工者擇業是靠老鄉帶老鄉,90後、00後務工者也有類似之處,隻不過他們的工具換成社交軟件。”南京市江甯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一名工作人員表示,社交網絡成為年輕務工者擇業的有效橋梁。但也有些年輕務工者因過度依賴社交網絡,而存在就業觀偏差,比如,其中某些人就覺得打工隻是跟朋友一起出來闖蕩,沒有明确的職業規劃和目标,更缺少專業技能,于是更多從事餐飲、快遞等行業。甚至有不少年輕人覺得大不了回家搞網絡直播帶貨,他們不把在城市穩定就業作為終極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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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人力資源服務産業園内正在進行帶崗直播。(手機截圖)

部分年輕人擇業朝三暮四,不少大齡務工者卻面臨就業難。50歲出頭的龐師傅在浙江一個工地上做鋼筋工,心裡常常掐算自己“退休”的日子什麼時候到來。“這邊55歲就不讓進工地了,幹了一輩子建築,也沒什麼特長,沒想好以後還能幹啥。”龐師傅覺得,像他這樣50多歲的務工者都很焦慮——回農村難掙到養老錢,留城裡沒有活可幹。

“45歲是我們招聘時的一個公開門檻,實際上我們很多時候不得不放寬一些,但50歲肯定不行。”江蘇南京一家制造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說,勞動力老齡化在加劇,但就業年齡門檻難以放寬,企業招人隻會越來越難。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就業創業研究室主任陳雲研究發現,農民工總量增長放緩、進城意願呈總體下降态勢。“類似‘外出打工不如在家務工’的條幅在不少地方都有。”不少人力資源企業負責人表示,有些勞務輸出地相關部門,通過給當地中介、村委會打招呼的方式,阻攔居民外出務工。“現在到外面招工就像打遊擊,跟當地政府打招呼就沒法幹了。”一名東部城市的地方幹部說。

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更多務工者選擇在家門口就業,這也加劇東部城市“搶人大戰”。多個城市的人社部門負責人表示,城市之間在通過招工補貼暗暗較勁,多一百元、少一百元都可能影響務工者去留。有不少企業在春節前就開始給員工發補貼,把員工留在廠裡過年。“他們回去再來就難了,我們甯可多花這幾百萬元,也要把人留下來。”一位企業負責人說。

适應新變化,重構勞動力資源格局

“一方面每年都在說‘史上最難就業年’,一方面又年年看到企業‘用工荒’,其實從數量來看我們的勞動力資源并不缺乏。”基層幹部認為,當前就業供給和需求是錯配的,這一結構性矛盾長期存在得不到及時扭轉,将制約經濟發展活力。

有的職業學校學生還沒畢業,整個班就被用工企業“訂”走了,企業給出的工資是一個月9000元,而同一時期,當地普通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薪隻有3000元。不少企業負責人表示,願意以更高工資招攬專業人才,但不少年輕務工者既缺少相應的勞動技能,又無法長期安心工作,難以滿足企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因此,企業甯可少招人,也不随便招不合适的人。

江蘇銀河人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清芳分析,傳統人力資源企業是雙向對接,一頭連着勞務輸出地,一頭連着企業。現在,優秀的人力資源企業應是多方對接:一是對接勞動力培訓,協助勞務輸出地提升務工者技能和認知水平;二是對接職業教育,培養就業觀念積極、專業技能水平較高的産業工人;三是對接用工企業,穩定提供高素質人力資源。

零工化、社交化等就業新趨勢,反映的是勞動者對靈活就業的新憧憬,對工作環境的新需求和對職業發展的新期待。勞動者和用工方都需要積極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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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融安縣康欣易地扶貧搬遷小區,返崗人員在等候上車。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認為,适應就業社交化需要,通過直播帶崗等創新招聘方式,可以為藍領降低崗位搜尋成本,方便他們作出最有利于自身需要的選擇,這對緩解企業招工難、留人難都有促進作用。

陳雲認為,企業和行業應當嚴肅考慮新一代勞動者的需求,努力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才可以緩解外賣、直播帶貨等新産業、新業态的虹吸效應。要避免“零工化”為特征的靈活就業對勞動力市場持續“抽血”,導緻就業從靈活滑入失序。

之五:超齡農民工如何保住飯碗

半月談記者 楊紹功 鄭鈞天

作為安全事故高發的建築業,出台“清退令”固有其合理性,但從國情看,當前超齡農民工的就業問題不宜簡單“一刀切”。如何保障他們的勞動權益,讓他們發揮“餘熱”,不僅關系到這部分群體能否安度晚年,更關系到我國實行延遲退休政策後社保體系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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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吃午飯的間隙,何川在視頻錄制過程中向觀衆揮手。

超齡農民工無奈變“黑工”

目前,多地相繼發文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上海、天津、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和黃岡等城市均收緊建築用工年齡要求。多城将男性60周歲、女性50周歲作為施工單位的雇傭門檻。部分城市,如湖北黃岡等地将女性年齡放寬至55周歲、男性年齡放寬至65周歲。上海、天津、荊州等地則将高危、高風險崗位的年齡收緊至男性55周歲、女性45周歲。

為何嚴格限制建築施工工人年齡?半月談記者采訪多地相關主管部門獲悉,超過60周歲的工人傷亡事故多發、頻發是根本原因。一位地方主管部門負責人解釋稱,建築業屬于高危行業,具有高處作業多、露天作業多、危大工程多、手工及繁重作業多的“四多”特點。有關部門調研發現,年齡偏大的工人在意識、能力和體力上,尤其在應急反應方面均有較大程度下降,雖然心理感覺還“年輕”,但體力跟不上,很容易發生安全事故。

被清退之後怎麼辦?曾在一家建築企業擔任工頭的楊師傅透露:“超齡農民工基本上都是結清工資,最多再補貼來回路費。其實,很多人并沒有直接回老家,而是轉入‘地下’,通過勞務公司或到中小分包商處‘打黑工’。”

一位年逾六旬的農民工張師傅說:“勞務公司或私人小老闆會想方設法讓我們進入工地,我們的工資肯定要打折扣,另外,如果出了事就很麻煩,安全權益更難得到保障。但我們超齡工人還是會搶着幹,等實在幹不動才回農村。”

農民工退休保障制度不完善

采訪中,一些超齡農民工表示,對農村人來說,其實并沒有“退休”概念,政策應允許其“幹不動”為止。

值得關注的是,在實際執行中,大中型建築企業往往實行“一刀切”政策,隻有少數建築工地用工沒有搞“一刀切”,允許超齡人員從事諸如保潔、保安、倉庫管理、工地食堂、物業等輔助性崗位。“我們不願意找麻煩。政策‘一刀切’對企業來說是好事,否則一旦出事故,賠償金額遠大于用工成本。”一位建築央企負責人表示。

經濟壓力是讓超齡農民工“铤而走險”的關鍵因素。今年62歲、雖然被冠以“工程師”名頭,但實際還是農民工的鋼筋專業工程師辛銀亮坦言:“我家有80多歲的父母要贍養,因此60歲時接受公司返聘,現在還能在工地上跑來跑去。如果身體允許,從工地退下來其實沒有必要。我們這些在工地上幹了一輩子的人,到這個年齡再回農村,又能做什麼呢?土地都承包出去了,也沒有地可以種了。”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城市研究所所長周天勇認為,目前,我國對農民工的退休保障制度仍不夠完善。“一些地區的農村新農保發放水平很低,每個月僅100元至200元,有的發放還不到位。而且農村老齡化非常嚴重,年輕人‘月光族’和‘顧小’家庭增多,不再像過去的子女一樣贍養老人。這都是超齡農民工不得不繼續‘返崗’的原因。”

南京大學長江産業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月友認為,在高齡農民工難以“退休”的現實情況下,要注重保障他們的勞動安全權益,完善公共服務,讓他們可以健康上崗,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

超齡農民工就業路在何方

從各地“清退令”政策執行效果看,建築領域安全生産事故發生頻次明顯降低,避免不少本應頤養天年的老年農民工客死他鄉的悲劇。但一紙“清退令”背後,也凸顯農村養老保障不足、工傷保險無法保障超齡農民工權益等諸多問題。因此,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之前,全面清退超齡農民工時機尚不成熟,相關政策制定應更有溫度和彈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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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政府主管部門認為,從安全角度出發,對從事建築施工作業的工人年齡進行規定,符合《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如果政策要放寬,必須由住建部門和勞動保障等相關部門協同,共同研究解決60歲以上農民工的用工保障問題。

一位建築業央企負責人無奈表示,勞動權益保障制度和退休年齡制度直接相關。“一旦發生工傷,超齡農民工的權益往往無法保障。在一些小微建築分包商那打工,連工資都不一定能保證。”

《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出台于1978年,其勞動保障制度設計對于超過60周歲、有能力繼續就業的人群并不鼓勵。在延遲退休的大背景下,勞動保障制度安排應與實際退休年齡相匹配。如針對超齡農民工設計一種特殊的“社會保險”,以充分保障其勞動權益。

周天勇建議,基于現實國情,适當放寬對60歲至67歲左右、身體健康、還有工作能力的高齡農民工就業條件,并在社保層面設計特殊險種保護其權益。在一些發達國家,博物館、旅遊地、酒店、出租司機等許多領域,都可以看到老年人的身影。短期内,國家可允許60至67周歲年齡範圍内的農村老年人靈活就業;從長期來看,政府應加大農村養老轉移支付規模,提高農村老年人養老金發放标準。

來源:《半月談内部版》2022年第6期 原标題:《就業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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