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以囚徒困境模型為出發點，引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囚徒困境問題。同時分析解開囚徒困境的方式：通過改變理性人的外部制度約束和激勵，使得個體理性的加總趨近甚至達到集體理性。而在國際經濟交往情境中，這個外部制度約束和激勵即是國際法律制度。

首先什麼是囚徒困境呢？通俗點解釋就是：兩個一起被捕的囚徒在審訊的時候，如果都保持沉默，則兩人都會被判1年監禁。如果一個人沉默另外一個人認罪，沉默者将會被判10年，主動認罪者将會被判3個月。如果兩個人都認罪，将會被判5年。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方的選擇是什麼，最利于自己的選擇都是認罪。因而兩位囚犯的選擇都會是主動認罪，但這顯然不是雙方最有利的選擇。也就是說，個人做出理性選擇卻往往會導緻集體的非理性。

在囚徒困境模型裡面。對于嫌犯來說，最理性的選擇是認罪。所傳遞的結論是：個體理性的加總并不等于集體的理性。當把這個模型推廣到國際經濟交往領域，例如在關稅問題方面，任何一個理性的國家都會實施高關稅，最終的博弈的結果就是各國都不約而同的采用高關稅策略，而這個時候的國際社會總收益并不是最大化的。

在關稅問題的博弈模型裡，假定兩國之間達成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最終納什均衡将會是各國都放棄高關稅政策，國際社會實現總體收益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問題的關鍵就轉變成了如何維護外在約束的有效性，即如何通過制定相關的國際法律制度去維護國與國之間合作的穩定性。

國際經濟法律作為一種激勵機制，能夠實現全球範圍内的資源優化配置。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的國際經貿協議都會産生“合作剩餘”，但國家力量的差異會使得合作剩餘的分配不平等，這時法律規則會再此起到相關作用。很明顯地，“法律取代強權“能夠促使全球範圍内的資源優化配置。

因而，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不應該帶着民族主義情緒和偏見來看待現實國際經濟法律的問題。在國際投資法律規則制定的博弈過程中，應該把中國當作是一個潛在的甚至是現實的資本輸出大國，在國際投資法律規則的形成過程中要持有一種包容和共赢的心态，同時認清國家利益所在，以一種積極且務實的态度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規則的制定。

總的來說，在國際的經濟交往中，國際經濟法律能夠有效地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能夠使各個成員以及整個體系的福利狀況最優化。但是國際經濟法律的規則需要各個國家積極參與制定且配合運用，才能促使多邊利益的共同實現。在過往，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開放自由貿易區等方式推動了經濟發展。如今，中國倡導國際國内雙循環發展格局，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着更高層次發展。

然而，由美國為首掀起的國際貿易戰明顯是與合作共赢的方向背道而馳的。根據個人理解，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會使當今的國際經濟交往陷入“囚徒困境”。例如，當美國率先提高對我國的進口關稅的時候，我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同時會提高對美國進口的關稅。當雙方都采取高關稅策略的時候，國際經濟交往關系就進入到了“囚徒模型”的納什均衡。因而，貿易戰是非常不可取的，隻會同時損害貿易雙方的利益。

本文思想來源：

[1]陳儒丹.解開“囚徒困境”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博弈論方法和中國問題視角[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4(01):1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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