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中國電視金鷹獎評選中，電視劇《人世間》7項提名、4項獲獎，成為本屆金鷹獎獲得提名及獎項最多的作品：不僅摘得“優秀電視劇”大獎，導演李路、演員殷桃、雷佳音還憑借該劇分别榮獲“最佳電視劇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獎項。

電視劇的成功離不開原著，原著《人世間》是著名作家梁曉聲出版于2017年的長篇小說，小說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近日，著名文學評論家、曾任茅盾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評委的王春林教授，出版了文學評論集《長篇小說的高度：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精讀》。書中收錄了王春林對18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細讀與評析。

以下内容選摘自該書“《人世間》：民間倫理法則與史詩性書寫”章節，王春林為讀者解讀了周秉昆、周秉義、周蓉等鮮活角色為何能打動人。

作為一部具有明顯“史詩性”特質的長篇小說，梁曉聲的《人世間》中一共出現了多達四五十位的人物。

衆所周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說創作必不可少的一個藝術要素。尤其是對一部長篇小說來說，能否相對成功地刻畫塑造若幹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乃是衡量其思想藝術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标準。

關于人物形象在小說創作中的重要性，著名作家白先勇曾經發表過格外精辟的看法：“寫小說，人物當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傳統小說三國、水浒、西遊、金瓶梅來說，這些小說都是大本大本的，很複雜。三國裡面打來打去，這一仗那一仗的我們都搞混了，可是我們都記得曹操橫槊賦詩的氣派，都記得諸葛孔明羽扇綸巾的風度。故事不一定記得了，人物卻鮮明地留在腦子裡，那個小說就成功了，變成一種典型。曹操是一種典型，諸葛亮是一種典型，關雲長是一種典型，所以小說的成敗，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讓人家永遠不會忘記的人物。外國小說如此，中國小說像三國、水浒更是如此。”

倘若我們用這樣一個标準來衡量梁曉聲的《人世間》，那麼，所得到的答案就一定是肯定的。四五十位出場人物中，有很多都給讀者留下了相對深刻的難忘印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分别是周秉昆、周秉義、郝冬梅、周蓉、“水英媽”（ 即曲秀貞）、馮化成、鄭娟、唐向陽、關鈴、春燕、呂川、蔡曉光等。更進一步說，周秉昆、周秉義與周蓉他們三兄妹的存在，對于這部《人世間》有着更為重要的結構性意義。

雷佳音飾周秉昆

作為具有突出結構性價值的三位人物形象，三兄妹可以說構成了小說文本中三條貫徹始終的結構性線索。這一方面，周秉義面對弟弟所講述的一段話可以說有着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和價值：“社會上複雜的事很多，有些事注定會反映在家庭裡。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今後一個時期肯定會加大。咱們周家的三個兒女之間，既是手足，也有不同階層之間的關系特征。我和你嫂子是調和主義者，周蓉有自由知識分子傾向，希望你那種草根階層的脾氣收斂收斂，不要把階級鬥争那一套言行帶進親人關系中。”

辛柏青飾周秉義

在這裡，借助于周秉義的一番話語，梁曉聲有意無意道破的，其實正是《人世間》藝術結構上的一大奧秘。具體來說，就是出生于同一個工人家庭的周家三兄妹分别代表着一個社會階層。如果說曾經一度官至副市長的周秉義更多地與廟堂、官場或者說社會上層聯系在一起，曾經一度擔任過大學副教授的周蓉則屬于帶有一定自由色彩的知識分子，那麼，不僅曾經一度在工廠工作，而且一直掙紮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周秉昆，就毫無疑問隸屬于“民間”。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交叉并置在一起，自然也就使得這部《人世間》構成了一部多角度、多層面，全面呈現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總體發展狀況的優秀長篇小說。如果用一種更具準确性的話語來表達，那麼，整部《人世間》所擁有的，實際上也就是以周秉昆、周秉義與周蓉他們三兄妹為中心的一種傘狀藝術結構。

宋佳飾周蓉

盡管說周秉昆、周秉義與周蓉分别貫穿着不同的線索，但相比較來說，三條線索中更具重要性的，其實是那位在日常生活中看起來并不起眼的周秉昆。

我們之所以要打破年齡順序來談論他們兄妹三人，正是為了強有力的借此凸顯出他們在小說中所處位置的重要程度不同。雖然說三兄妹都屬于貫徹始終的主要人物，但嚴格說來，梁曉聲卻沒有平均使用力量。相對而言，作家着墨更多、占有更大篇幅的，無疑是周秉昆這一條結構線索。更進一步說，與周秉昆這一人物形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還有一種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民間本位的倫理價值立場。

倘若我們承認當下時代的文學創作可以被區分為精英寫作與平民寫作這兩種不同的類型，那麼，梁曉聲毫無疑問屬于平民寫作的陣營。一方面，我們必須強調，精英寫作與平民寫作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恐怕也應該認識到，從基本的創作态勢來判斷，當下時代占上風的，仍是那些持有精英文化價值立場的文學創作。正因為這是一個精英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所以如同梁曉聲所持有的這樣一種從一開始就有所堅持的平民寫作立場，就更是顯得有點難能可貴了。

在《人世間》中，我們時不時就會讀到這樣一些帶有議論性色彩的叙事話語。比如，關于人情關系有這樣一種表達：“人情關系乃人類社會通則，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此種通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靠此通則玩轉官場、商場，平步青雲，飛黃騰達，老百姓卻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權利。這看起來很俗，卻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範圍内，生不出多大的醜惡。”如此一種議論，其立足點很顯然是民間立場。

與此同時，我們也還注意到周秉義曾經對周秉昆有過這樣一種指責：“你别總說你那套民間的是非标準，否則你一輩子也難成熟！實話告訴你，當初把他派到你們雜志社，就是去糾偏的！這一點他做到了！”

雖然隻是簡短的三言兩語，但置身廟堂的周秉義與身處民間的周秉昆之間的差異卻已經凸顯無遺了。事實上，通過周秉義的指責而得到充分證實的，反倒是周秉昆這一人物身上有一種無可否認的民間色彩。究其根本，也隻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能夠理解《人世間》最終落腳到周秉昆的那種結尾方式：“他不由得回憶起了自己的一生，一個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義，做不成他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歲以後還尋找到了另一種人生的意義。他從來都隻不過是一個小老百姓，從小到大對自己的要求也不過是應該做一個好人。盡量那麼做了，卻并沒有做得多麼好。”

從最早的木材加工廠工人，到後來的醬油廠工人，再到後來誤打誤撞地進入一家雜志社工作，一直到最後合夥開辦一家酒樓，身為小老百姓的周秉昆，一直摸爬滾打在社會底層。梁曉聲不僅借助周秉昆的視角打量、觀察現實生活，更是強有力的凸顯出了民間的思想價值立場，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忽視周秉昆這一人物形象在《人世間》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節選自王春林《長篇小說的高度：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精讀》，浙江文藝出版社）

紅星新聞記者 段雪瑩 實習記者 毛渝川 實習編輯 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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