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真正的意思?由顧炎武提出，後人歸結的八個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近代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過程中發揮過巨大的激勵作用，至今仍有震撼力但由于顧炎武思想内涵豐富，因此對其誤讀頗多，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真正的意思?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真正的意思

由顧炎武提出，後人歸結的八個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近代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過程中發揮過巨大的激勵作用，至今仍有震撼力。但由于顧炎武思想内涵豐富，因此對其誤讀頗多。

比如，有人說“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長期流傳，‘天下’被改成了‘國家’。這不是顧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顧炎武的原意是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無責的。”（《資中筠自選集》）有人說“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本意，并不是像現代人所解釋的那樣号召人們挺身而出保衛國家民族，而是保衛儒家綱常倫理,使之免于淪喪，這才是顧炎武歸根結底所要捍衛的東西。”（但興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再诠釋與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生成》）這兩種觀點是對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誤讀的典型，前者認為“國家興亡，匹夫無責”，後者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思想的出發點是維護傳統倫理道德。雖然誤讀的角度不同，但導緻誤讀的根源是一緻的，即忽視了顧炎武是一位啟蒙思想家，對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啟蒙色彩缺乏應有的認識。

為澄清相關認識，這裡有必要對顧炎武的原文進行解讀：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

在顧炎武看來，亡國指易姓改号，亡天下是指整個民族道德淪喪、民族淪亡。他認為，保天下與保國聯系緊密，但保國的前提是保天下，保天下是根本。如果整個民族道德淪喪，天下不保，則國必亡，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國是天下的載體，不保國則保天下會限于虛無，因此保國與保天下是一體的。民衆知保天下，是對保國的巨大貢獻，是更深層次的保國。國事由執政集團主導，匹夫沒有機會參與，不具備保國的直接條件，所以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但匹夫是亡國災難的最終承擔者，不享受權利，卻必須承擔後果，這就是匹夫的社會處境。匹夫若想免于亡國帶來的災難，就必須通過每個人自身的努力而免于亡國之禍。

國有姓有号有具體的統治者，但天下不屬于一家一姓。作為啟蒙思想家，顧炎武的遠見卓識就在于他意識到了這一點，并上升到天下是每一個人的天下這樣的認識高度，所以他才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然，保國、保天下與治國、治天下是一緻的，如不上升到後者的高度，前者就隻不過是曆史的哀歎而已。由此可見，說“國家興亡，匹夫無責”，顯然背離了顧炎武本意。

顧炎武思想的靈魂中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根，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國家精神；一是“天育萬物，地載萬物”的重民愛民精神。這兩種精神是顧炎武高度社會責任意識的文化本源，他也因此成為中國曆史上優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創造者和體現者之一。顧炎武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突出體現在他以民族利益至上的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政治思想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其愛國思想的集中反映，把其理解為維護傳統倫理道德，實在是對這位偉人的極大誤解。

顧炎武的很多思想甚至具有永恒的價值。他通過批判繼承儒學來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利用複古的形式來宣傳啟蒙思想。采用複古的形式，是顧炎武反理學的需要，也是他的理論特色，更是因為先秦經典本身就具有值得弘揚的優秀成分。因為複古的形式而忽視其啟蒙色彩，進而得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傳統倫理道德，甚至無視在民族危機背景下他的愛國主義赤誠之心，也就不足為怪了。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人超越時代局限，提出先進的思想。況且，顧炎武曾生長在明清之際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的江南地區，他能夠提出部分啟蒙思想，本身就有曆史的合理性。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看到顧炎武思想體系的閃光點，對他的誤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顧炎武思想體系的另一個帶有明顯啟蒙色彩的元素，體現在他批判并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中。他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突破傳統的臣民觀念，帶有平等色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把天下視為每一個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其隐含之意在于匹夫是公民而非臣民。他雖然沒有明确提出公民的概念，但是已經意識到了公民社會的構建對國家的重要性。他猛烈抨擊在他看來導緻道德淪喪的負面國民性，形成了以重塑國民道德為起點，以改變社會風俗為中心的國民性改造思想。在顧炎武看來，國民的劣根性是社會道德淪喪和民族精神衰落的根源，必須整治，“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他指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日知錄·宋世風俗》）。

顧炎武強調政府要加強對官員和百姓的道德教育，以形成良好的風俗。他深刻批判了中國國民性的陰暗面，如缺少骨氣和操守、奴性十足、工于谄媚、苟且自保、畏忌善變、幾無特操、庸俗勢利、榮辱不分、以恥為榮、欺詐僞善、拉幫結派、唯利是圖、嗜賭競奢、佞仙佞佛等等。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底線“行己有恥”，并上升到“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樣的認識高度，要求士大夫和百姓以恥來衡量自己的行為。隻有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俗，國家民族才會有希望。顧炎武在《日知錄·廉恥》中引羅仲素言：“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顧炎武的真知灼見在于，他認為不僅政府對改造國民性有責任，而且廣大民衆也有責任。這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又一深刻内涵。在他看來，國民的幸福最終掌握在自己手裡，而不是“肉食者”。為了避免“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成為空洞的口号，顧炎武把重塑國民性上升到民衆覺醒的高度，認為國民的道德和素質提高了，政府行政能力必然有所改觀。如，他認為，深藏于國民之間的劣根性，尤其是民間先貴後富的價值取向，在官員身上體現尤為明顯，是導緻腐敗泛濫和民族淪亡的重要原因。（張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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