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皇太極以來，為鞏固統治，提高皇族文化素質，對皇子暨近支各宗室及六七歲以上子弟進行正規的教育，形成非常嚴格的學習教育制度，對讀書地點、教學内容、師資來源均有定制，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滿文、漢文以及騎射等。雍正時期，為方便皇子們學習，特設尚書房（道光朝改為上書房）。乾隆時期，這一制度又與“秘密建儲”皇子繼承相結合，形成了清代對皇子完整的教育制度。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谕可知，皇子（孫）年滿 6 周歲即就尚書房讀書，擇滿漢詞臣朝夕進講，教學内容仍然是滿文、漢文、騎射，等等。

順治 臨蘇轼武侯廟記語

皇子們的書法學習就穿插在漢文教學中，是每天必備的重要課程内容，其教學程序一般先從基礎唐楷描摹、寫仿格入手。上書房講習主要分為師傅和谙達兩種職位。上書房師傅向來由皇帝在善書對翰林官僚群體中選拔，代表了清代官方所承認的書法名家的整體水平。他們的書法審美要求能直接影響諸皇子的書法學習。

為了方便帝王研習書法，有清一代還設立了專門内廷機構——南書房，并以制度的形式将書法提到“事屬經筵”的政治高度，明确提出善書者方可入值。清代帝王們在南書房影響下崇尚正宗書學，并力推南書房來宣揚自己的書學觀念，推動了皇室宗親乃至全國範圍内的書法學習熱潮。

康熙 行書七絕扇面

此外，曆代皇室書家群體還有普通士人無法比拟的條件，就是内府大量的曆代法帖名迹收藏，特别是成為皇帝後隻要有興趣凡宮中所藏，都可通臨閱覽，對于其書法審美和學習都帶來直接的影響。加上清初前幾位皇帝是身體力行，廣搜古代法帖名迹，不廢筆墨，給後世子孫留下了極好的榜樣，最終促成了一個相對出色的皇室書家群體。在這個群體中較為突出的帝王書家有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室書家則以乾隆之子永瑆影響最大，成就最高，而清末民初的沒落皇孫溥儒也較為突出。

清代皇室自建國之初，對漢文化始終都保持着敏銳的觀察力，高瞻遠矚地看到了漢文化對于治國安邦的積極作用，主動積極學習，并逐漸融入漢文化，振興文教。書法在帝王及皇室中的大力弘揚與這樣宏大的文化視野相關，同時與清初諸位皇帝的孕育與積澱關系密切。但是，客觀地說，他們學習書法的目的多着眼于實用，着眼于書法在漢文化中的政治價值，此外，他們的身份決定了它們比一般士人多了些閑适淡雅之風，故而在文化審美上追求平正、典雅的中和之緻。楷法謹嚴的永瑆書法成為了清代皇室書風的代表，這一點和清代主流畫壇對“四王”的推崇，本質上都是這種審美關照下的必然結果。

順治 行書卷軸

清初第一位擅長書法的人物是皇太極的小兒子福臨，也就是後來的順治皇帝，其書法遺存 15 件，内容涉及佛經、語錄、詩詞以及臨摹作品等，書體涉及楷書、行楷、行書，尤其以楷書居多。從為數不多的順治書法來看，顯示其對魏晉書法傳統的深厚情結，且一定意義上，他絕對稱得上是清代諸皇帝之中最具藝術家氣質的一位，書法風格多樣，很多作品随性所緻，與其落拓不羁的性格非常契合。

康熙 行楷書于成龍碑文軸

康熙 草書臨董其昌書宋自遜詞軸

康熙皇帝和其父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從小受到了非常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對傳統文化有着強烈的認同感，他清醒地意識到文化統治對政治穩定的積極作用，萬幾之餘，耽心翰墨。其書法早年以顔楷為宗，但縱其一生于董其昌用力最勤，臨習不倦。他專情于董其昌及與董有着密切關系的來自江浙一帶的學董書家群，同時應該看到，他崇尚董其昌是希望通過對董書的學習，倡導自其父順治以來倡導的正統的書法風格，進而建立其文化正統觀。

胤禛 行書蘇轼詞軸

雍正 行書晏月舊作

康熙諸子由于受到良好而嚴格的教育，大多善書，水平也旗鼓相當，置身其中的雍正很難說出類拔萃。但是，雍正在清代諸帝中出了名的勤奮，且對書法有着濃烈的興趣，傾注了大量的精力，也留下了數量可觀的書作，隻是絕大部分藏在故宮，外人很難窺其全貌。

乾隆 麥色詩

前人對乾隆的文化修養及藝術品位褒貶不一，但和其他諸位皇帝相較，他是對漢文化最為癡迷，最為勤勉，且有着極深文化情結的一位。應該客觀地看到作為一位文韬武略的帝王，書畫畢竟在其生活中是不折不扣地末事，将其書法置于曆史大家的地位加以評論是有失公允的，其水平高低與否，文化格調如何都影響了此後整個清代書法的發展，從這一點看意義非凡。

永瑆 韓愈進學解卷

永瑆 草書臨帖軸

永瑆，系乾隆皇帝第十一子，封成親王，為清中期最為著名的書法家，與翁方綱、劉墉、鐵保并稱為“翁劉成鐵”四大家。永瑆自幼就顯示出非凡的書法天賦，其父乾隆皇帝對其書法頗為贊許，多次幸其府第。永瑆學書早年受其父親影響初學趙孟頫、後追歐陽詢及唐代諸家，中年以後又涉獵宋人書法，尤對米芾書法用力頗深并被米芾書法欹側多姿所折服。嘉慶皇帝也甚愛永瑆書法，命他自擇書迹，将之刻成《诒晉齋帖》，并禦制序文，将之頒賞諸臣，一時館閣諸賢及宗室、八旗子弟競相臨習。

溥儒 松風樓觀扇頁

溥儒堪稱近現代書畫的奇才，詩書畫三絕，其書法功底紮實，堅守帖學傳統，遠追魏晉風流。舉凡旗人學書，多以成親王永瑆作為入門的不二選擇，溥儒也概莫能外。此外，他又将楷書學習集中于柳體一路，特别是對裴休《圭峰禅師碑》的精準把握，其楷書創作都以此為基調，在諸家之間相互揉合，結構以平正為基調，單字中宮緊收，端凝緊密處似歐，溫雅舒展處似褚，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

縱觀清代近 300 年曆史，曆朝皇帝和皇子在嚴格而又全面的教育制度下，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備全面的文化素養，在書法造詣上也非常突出，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皇室書家群體，并受到後世關注。當前，研究者對于清代帝王及皇族諸書家的成就褒貶不一，但我們還是應該保持一種客觀、理性的态度。當然，作為皇室書家有其天然的優越條件：良好的皇族教育，豐富的宮廷内府收藏，以及與文化碩儒、書法大家的近距離交往等等，遠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奢望。但反過來看，這些對他們來說與生俱來的優越性，恰恰成為了制約他們書法藝術創作上發展、超越的局限：首先，他們的身份注定了書法隻可能是萬幾之餘的末事，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書法藝術。其次，皇家的收藏既是學書的優勢，也是他們對書法審美認知的經典審美範式，但也是制約他們書法創作難以突破的桎梏。其三，他們天生貴胄的身份，使得他們缺乏傳統文人那般豐富的人生閱曆，緻使他們追求的定是具有廟堂氣息的書法藝術理想。于是，清代皇室書家們很難在經典範式下尋求新的突破，但如果我們以滿漢民族不斷融合去看待這個事情，其意義遠不是一個書法的小視角所能涵蓋的。（摘編）

文章來源：《收藏家》

202011期《清代皇室書家綜述》

作者：鹿鳴

責任編輯：秦佳

收藏家雜志202011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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