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很少有哪座城市像洛陽這樣，經曆了如此戲劇性的複興。尤其是河南衛視“唐宮夜宴”和“端午奇妙遊”這兩台火爆全網的晚會，無論是“唐宮”還是“水下洛神舞”，都充斥着洛陽元素，這座“十三朝古都”忽然變身為時尚前沿的“網紅城市”。

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想象中的洛陽”，也有力地提升了洛陽的城市形象，帶動了當地文旅産業，畢竟遊客總歸是首先對一個地方産生向往和憧憬，才會被吸引前往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對生活在其中的數百萬洛陽人來說，意味着什麼？

撰 文 | 維 舟

責 編 | 施 楊

要理解這座城市的現狀，我們首先有必要認識到一點：它其實是一座1949年之後建設起來的新城市，現代洛陽與古都洛陽之間的斷裂大于繼承，對于當地人來說，那些曆史遺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過去和可加以利用的文化資源。正因此，當洛陽想要邁向未來時，有一個問題始終揮之不去：曆史上曾有過那麼多個不同的洛陽，新洛陽究竟應該是什麼樣？

2000年，我平生第一次去洛陽，這才意識到，我所知道的那個“古都”，除了龍門石窟等少數遺址之外，其實僅存于書本和想象中。那時的洛陽遊客寥寥，也談不上有圍繞着文旅集聚起來的産業，很難說是一座“旅遊城市”，因而在大部分當地人眼裡，那些古迹與自己生活沒多大關聯。

很多洛陽人的先輩當初之所以來到洛陽，并不是因為喜歡那些文化遺産，而是為了響應國家三線建設的需要，在此創建一座現代化軍工城鎮——這和洛陽的文化脈絡無關，完全可以坐落在其它地方，之所以選在洛陽，無非一是因其扼守咽喉要道的戰略位置，二是本地豐富的礦産資源。

1954年鄭州成為河南省會後，長期着重發展輕工業，而洛陽則依托重工業，特别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大規模工業建設，國家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有7個落地洛陽（對比武漢也隻有8個），拖拉機廠、礦山機器廠、滾珠軸承廠、熱電廠、銅加工廠等在澗西工業基地興起，并吸引了相關産業鍊上的一大批企業在此集聚。這一舉奠定了現代洛陽的工業基礎和省内的經濟地位。

大規模的工業建設使當時的洛陽一度号稱是僅次于上海、廣州、北京、武漢的“全國第五大城市”。1953年洛陽總人口僅為15.4萬，短短三年後就飙升至23.1萬。楊晉毅課題組1990年代對澗西區271407人進行的籍貫調查發現，外省籍占統計總人數的34.11%。在這些大廠中職工數量最多的第一拖拉機廠，1958年招收工人10216人，洛陽本地人僅268人，隻是一個零頭。這些工廠的基本配置是“東北的技術人員、上海的技術骨幹，加上河南的行政幹部和工人”，在這樣兼容并蓄中，作為一座工業移民城市的洛陽誕生了。

一位洛陽朋友和我說，她家就是典型的縮影：爺爺是交大本科，分配到洛陽，奶奶則是武漢過去的，家裡吃米飯，隻講普通話，以至于她都不懂洛陽本地話——在洛陽不會因為你說普通話而宰客。在澗西區有“廣州市場”和“上海市場”，因為這兩地過去的人最多，他們也不是知青，不能回城。她從廠裡醫院出生，幼兒園、小學、中學，都在廠裡的子弟學校，人們在路上都不問“你住哪兒”，而是“你是哪個廠的”。廠子可以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需求。

然而，正是原先的輝煌，使它的發展模式趨于固化，以至于在改革開放之後遲遲未能抓住機遇，且不說與東南沿海城市，就是與鄭州之間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廠礦子弟的鐵飯碗心态在轉型期遭遇了尴尬的現實。在這樣的彷徨中，1990年代成為洛陽失去的十年。

在我那次去洛陽後不久的2001年1月，在洛陽東都商廈特大火災後不到一個月，新任市委書記孫善武提出改造舊城、建設洛南新區，并大力發展旅遊業，利用其“北方少有城市”的生态環境打造出一個宜居的新洛陽。雖然他大拆大建的推進方式在民間引發激烈争議，被戲稱為“孫善扒”，但幾乎我遇到的每一個洛陽人，都承認洛陽城市建設真正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始于他在任那五年。

在那之後，洛陽一路高歌猛進，大力推動米字型高鐵建設，力争将自身重塑為一個交通樞紐。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城市建設很急迫地趕上來，高架橋半年就會修一個。房價也随之迅速上漲：一位醫生笑說，2007年他買2600元一平米的房子，“全科室都覺得那麼貴啊”，到2017年春均價也就5千，但2018年下半年飙升至8千以上，2019年以後則達到了1萬3。到2020年底，地鐵也有了：随着地鐵一号線試運行，洛陽成為第一個擁有地鐵的中西部非省會城市——事實上，洛陽在經濟上長期都号稱“中西部最強地級市”，2020年GDP高達5128億，排在全國第45，甚至超過不少省會城市：

最具象征意義的是2012年起複建隋唐洛陽宮殿群“明堂天堂”，2019年應天門也得以重建，複原了古都的中軸線景觀，2021年央視中秋晚會就在這裡舉行，“古建築”成了“新地标”。

雖然這座古都正艱難地向後現代城市轉型，但“兩個洛陽”仍然并肩存在：文旅作為新的增長點，或許象征着未來，但它帶動的就業和創造的産值至今有限，洛陽經濟的底氣仍然主要來自工礦産業。2020年底，洛陽钼業以5.5億美元收購剛果的超大銅钴礦，一舉成為全球第二大钴生産商，也是洛陽目前最大的企業。工礦和文旅這兩根經濟支柱，至少還算不上同樣粗細。

與此同時，老城和新區也存在“兩個洛陽”的明顯反差，那幾乎是新舊兩重天的不同世界。在這裡，落後與先進并存，城内外反差巨大，甚至跨過一條街就有兩種風景。到如今，外地遊客對洛陽的第一印象取決于他們在哪裡出站：從老城的洛陽站出來，看到的就是各種老房子，所謂“踩着皇城的路，看着縣城的景”，有人甚至覺得還不如三四線的縣城；但如果是在新區的高鐵龍門站出來，直觀感受就迥然不同，幾乎像是一夜之間從圖紙上變出來的，在開元湖甚至還建有亞洲最大的音樂噴泉。

對老洛陽人來說，南邊的新區（洛龍區）在傳統上都不算是“洛陽本地”的一部分，因為洛河南岸其實就是“洛陰”了，但如今俨然是“新洛陽”。有洛陽人跟我說，“新城區因為快速的發展，帶着獨屬于大城市的發達和傲慢，而老城區因為不停往新城區輸血，又有着小城市的破敗和冷淡”，雖然地鐵連接了兩部分城區，縮短了距離，但這卻也加速了老城區的年輕人逃離，他們“最大的夢想就是把自己的父母接過去住”。城市發展不均衡的結果之一，是每天一早往新區方向單向堵，因為生活在老區，工作在新區，而下班則是倒過來，另外半城堵。

像這樣古今、新舊不同的“兩個洛陽”都是真的，而這本身也體現出這座城市的既豐富多元又割裂交彙的轉型陣痛，現在的問題是：從中能孕育出一個什麼樣的新洛陽？

這并不隻是洛陽的問題。事實上，許多北方工礦城市，都在城市轉型階段遇到了同樣的瓶頸，而采取的做法也大同小異——挖掘本地文化資源，在工礦業日漸沒落之際，未雨綢缪地推動城市建設和創新産業集聚，實現城市轉型。在這方面，力度最大的還不是洛陽，而是“煤都”大同，那幾乎是重建了一座古城。相比起來，洛陽在拆舊複建上沒那麼大動靜，但城市形象的提振卻更為成功，這除了主政者和市民的努力之外，恐怕不得不歸功于洛陽得天獨厚的曆史文化資源，在整個中國那都罕有其匹。

在很多人眼裡，這被看作是一座古城的“複興”，但這并不僅僅隻是“終于把城市建設和經濟搞上去了”，還意味着城市發展範式的轉變：以文旅産業為抓手，它正逐漸從工業時代向後工業時代蛻變。諷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原本作為“現代生活”象征的工業，如今隻能讓人聯想到“過去的好時光”，反倒是以往曾被看作過時的那些文化遺産，成了開辟全新未來前景的最重要“礦藏”。

追溯這一曆程，近二十年來洛陽的“複興”，其實是危機的産物：如果城市也是一家公司，那2000年前的洛陽就像一家老國企，它原有的模式已經眼看着難以為繼，要謀求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找到新的出路。遲來的變革使得它想要迎頭趕上，就不得不以大刀闊斧的方式推進，而此時它又發現，除了工礦産業的優勢之外，洛陽相比起其它城市真正不可替代的優勢還是老祖宗留下的那些寶貝。換句話說，這些年來的“洛陽文藝複興”，意味着“通往未來的道路經由過去”。

直到2002年“天子駕六”車馬坑出土，洛陽仍缺乏這種新意識。當時洛陽師專的老校長葉鵬看出其蘊藏的重大文化意義，然而當時的領導竟然想把它回填，繼續建廣場公園，最後隻做了一個小型博物館，這至今讓不少人痛心，“本來這并不亞于秦始皇兵馬俑的意義”。不同于河南其它地方，洛陽人有一種遺老心态：十三朝古都，随便找個地方挖下去，都能挖到文物，好像“我祖上闊過”，所以這些都可以不在乎，沒能特别珍惜。

在洛陽，和西安、鄭州的對比是長盛不衰的老話題。論曆史上的輝煌，洛陽完全不亞于它們，然而深入了解後，連洛陽人也都不得不承認，洛陽即便曆史文物并不遜色，但文旅差西安一大截；在計劃經濟時代，洛陽的經濟水準曾遠超鄭州，而現在洛陽卻似乎連三線城市也隻勉強夠格，這對洛陽人的自信心無疑是一種打擊。它的城市定位級别無疑也不如這兩個省會城市：洛陽的行業年會，通常也就說“豫西北地區”，到鄭州才敢說是“河南”。

盡管如此，一位洛陽本地河南科技大學的朋友說：“如果洛陽找到方法，未來是完全不用擔心的。”如果說鄭州的城市發展是“人力密集型”的，那麼洛陽依靠的則是資源和文化：無論是古代洛陽的遺産、現代洛陽的工業遺産，還是現在的新區，論豐富性，很少有哪個城市能和洛陽相比，“幾乎每個年代的元素都能在洛陽找到載體，這是很難得的，但也要它自己能把握住前行的方向，才能把這些元素發揮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來引發外界矚目的洛陽元素，其實大抵都是“在洛陽的中國元素”，尤其是“作為大唐盛世縮影”的“神都洛陽”。在現代虛拟技術的加持之下，這既塑造了一個美輪美奂、令人向往的洛陽，給當地文旅産業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同時卻也有可能更加遮蔽了這座城市現實生活中的面貌——毫無疑問的是，絕大多數因此慕名而來的遊客，對洛陽的工業遺産既感陌生，更談不上有多大興趣，但這才是無數人生活在其中的那個“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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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位鄭州朋友高卉曾說，鄭州的關鍵詞是“吞沒”：鄭州被吞沒在河南的符号裡，而河南又被吞沒在中國的符号裡。這話用在洛陽可能更恰當：外界看到的“洛陽”，其實沒什麼洛陽本地生活的文化元素，而都被吞沒在中國的符号裡，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下的“洛陽文藝複興”并不是本地文化的複興，隻是中國想複興時，不得不來洛陽找，而洛陽又借助這樣的“文化尋根”來更新自身的城市形象。

然而，對很多洛陽人來說，這座城市的現實似乎被這些古代符号所遮蔽了。一位從小在洛陽長大的朋友說，說到“洛陽的未來”，“我想到的是一堆宣傳片，都是古迹，把洛陽符号化了”，但對他來說，“洛陽是生活在大街小巷裡的人”。那些符号太虛幻了，對他來說是陌生的，那确實很美，“但跟我的生活是割裂開來的兩個維度”，他是看着應天門和明堂建起來的，但感覺很不真實，本地人并沒有參與進去的感覺，因為那就像是一個展示給遊客看的舞台，與現實生活沒多大關系。

正如他所說的，對一座城市來說，需要考慮的是這些對普通市民的生活來說意味着什麼：“現在的符号，幹幹的，明堂、應天門，裡面的文化内核是什麼，給我們未來指引什麼？洛陽是有過開放包容的年代，雖然不知道開放性到底有多少，意味着什麼，但文化符号應該承載這種精神内核。西安的秦制是遺害至今，但曆史上的洛陽就不一樣，總是孕育出一些不一樣、很前衛的東西，何時能把城市内核發揚出來？”

到了當下這個城市競争的時代，洛陽靠什麼來赢得自己的未來？

問問洛陽的年輕人，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不容樂觀：留學歸來的、從事高科技的人才，覺得在這裡找不到太多機會。有一位洛陽人痛切地說：“除了真的喜歡洛陽的人或者因為工作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洛陽人如果有機會、有能力的話，肯定同樣會選擇離開這裡，所以洛陽稍微好一點的家庭特别熱衷于送子女去留學。高速發展雖然能帶來高樓大廈，可也讓一座城市失去了最重要的特色和它的靈魂，大樓沒有北上廣高、老城也不如更下沉的縣城住的舒服，為什麼還要待在這裡呢？”

這确實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對一些出去看過世界、更具批判意識的年輕人來說，家鄉的未來缺乏新的增長點：洛陽的好工作大多是在體制内，雖然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了河南科技大學、洛陽理工大學等公共資源，澗西區的科研和工程人員占比之高，據說在全國僅次于北京市海澱區，但盡管這些年搞了一些科技園，其實很多都是用來避稅的，真正入駐創業的不多，這些年來洛陽的開放程度其實是降低了。當然，也有像洛陽龍門文創院這樣，打破體制束縛，破格引入創新化思維，讓年輕人“喝着咖啡搞文創”，塑造沉浸化體驗，但這還隻是個開頭：2021年是龍門文旅文創發展元年。

今年要從河南科技大學畢業的一位朋友說：“我不太可能選擇在洛陽，它還是把自己定位為經濟屬性，中原唯一一個有地鐵的非省會城市，但如果你的定位是經濟因素，那我為什麼不去一個經濟更發達的城市，這不是讓我值得留在洛陽的因素，有什麼其它因素不一樣的特色才是吸引我的。”在他看來，洛陽如果僅靠“搞經濟”，那麼跟國内其它三線城市沒什麼區别，沒有把自己真正獨特的地方發揮出來，“文化遺産、工業遺産都沒發揮，就是一個普通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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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真正的優勢是什麼？很多人都提到“宜居”——連鄭州人也說雖然“鄭州機會更多”，但“洛陽更宜居”。這在菜式上就能看出來：洛陽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小吃，但鄭州是各地都有，本身的豫菜發展得不好，隻是奔波于營生，慢慢地少了體會生活本身。相比起鄭州是在“髒”和“亂”中有活力，洛陽則給人感覺安靜、舒服，生态環境也好，尤其是小浪底水庫建成後，擡高了城市的水系，更使洛陽郁郁蔥蔥。這個城市的文化氛圍、節奏都不一樣，有一位形象地跟我說：“在洛陽，打遊戲隔壁就能成為朋友；但在鄭州，不擠着，人家首選和你隔開一個位置坐。”另一位熱愛家鄉的公務員說：“鄭州有的，洛陽也有；洛陽有的，鄭州沒有，非常适合生活、養老、躺平。”

但在另一些人眼裡，“宜居”隻是“不宜發展”的一種委婉修辭，因為這似乎一般意味着工作壓力小，生活成本低，環境好，有較好的社群關系，但在現階段，經濟快速發展，工作機會較多的地區，一般也很難具備以上特點。雖然說“大家都慢下來，内卷就沒有意義了”，但另一面，“宜居”似乎不适合闖蕩，年輕人還是得先出去拼一拼，其結果，就像有人說的：“我挺喜歡洛陽，但還是得在鄭州工作。”

盡管如此，很多洛陽人内心還是很認同家鄉——在河南省内，隻有洛陽人看不上鄭州，就算在外讀書後回去，也從來不說去省城，要回也是回洛陽。決定這種選擇的并不隻是經濟發展機會，還有一種人與人的聯結：洛陽這座城市的脈絡還沒有被急驟的城市化破壞，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生态，就像一片林子沒被砍光。在西工區，很多老人甚至半輩子都在這裡生活，有數不清的聯結。在那聽人說，街頭不時遇到熟人，感歎世界真小，“其實什麼世界真小，就是洛陽真小，是人和人之間相互需要”。

有一位洛陽的年輕人自問自答：“真正的宜居是什麼？是生活質量的高标準。”他雖然很愛家鄉，說自己骨子裡還是安土重遷，但他也客觀看待：“洛陽人覺得鄭州有什麼好，髒亂差，但我去了發現，環境也很好啊，鄭州市民也蠻不錯，‘宜居’上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洛陽讓他喜歡的地方，是它有生活氣息：“洛陽有一堆老年人，這也不完全是壞事，我對象說，在鄭州沒見到幾個菜市場，晚上出去散步，沒見到人群聚集，怡然自樂的。”

在他看來，洛陽以往的城市發展“始終是個工具”，服務于戰略需要，但“什麼時候能反饋到本地的老百姓身上來，這樣邁向未來，什麼時候能綻放出自己的活力”。正因為“相比起國家的改變，我熱愛這一小片土地”，他感興趣的不是“國花”這樣宏大的符号，而是河洛書苑這樣落到實處的東西：洛陽市圖書館在各地建起了200多家這樣的城市書房，往往外觀與古都風貌一緻，保持與過去相連接，但内在又設施齊全，是走向未來的一個很好的點，既人性化又有人文關懷，以此為聯結，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河洛書院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但你需要的時候，它有。”

醫生荊晶也說，在有了孩子之後，她對這座城市寄予了更多希望，畢竟人最重要的是有希望、有盼頭。雖然這個“盼頭”具體是什麼樣，普通百姓可能也模模糊糊，但總是希望有一些切身的改變，除了有一些生活品質的提升，精神層次上再往上有一點，就更好了。這兩年來，她也看到有一些人願意從一線城市回來了，帶着新的經營理念，這本身就在推動這座城市發生點點滴滴的轉變，而不隻是頂着“十三朝古都”的沉悶名頭。

她的同事盧飛是“新洛陽人”，老家周口，大學畢業後來到這裡已十多年了。在他看來，洛陽是一座不落入俗套的城市，“高大上跟你生活有多大關系？洛陽無論是生活上還是精神上，處處看，還是有收獲的”。這種市民生活的實在和節奏，是這座古城“舊而能新”的深層力量。荊晶說，其實很多洛陽人偏保守内斂，“心底裡很滿意，嘴上隻說還行”，也并不期望一下子發生大變化。這一點，盧飛看來也同意，他說，隻要洛陽“一年年積累，肯定有很大改變。有時步子太大也不是好事。”這句話或許可以證明，他确實已經變成了一個洛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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