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列奧納多·達·芬奇逝世500周年。達·芬奇是人類曆史上最傑出的天才之一，《大英百科全書》中稱達·芬奇是畫家、雕塑家、建築師和工程師，不僅如此，作為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最博學的人，達·芬奇在其他如發明、音樂、數學、解剖學、地質學、天文學、植物學等領域同樣富有成就，而這一切全都體現他的作品和筆記中。

在達·芬奇給我們留下的遺産中，《最後的晚餐》和《蒙娜麗莎》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幅傑作。《最後的晚餐》創作于1495年至1498年之間，受當時的米蘭公爵盧多維克·斯福爾紮所托，繪制在恩寵聖母（Santa Maria delle Grazie）修道院餐廳的牆壁上。雖然是畫在牆壁上，它卻不是一件壁畫。傳統的濕壁畫要求畫家在石膏變幹之前迅速完成繪畫，這樣顔料便會滲入石膏中。但達·芬奇一定要将這幅作品畫得完美（原因稍後揭示），因此需要不斷地思考、反複修改，于是他做了一種新的嘗試：在完全變幹的石膏底上用蛋彩畫的方式來作畫。然而這個試驗并不成功，才過去不到二十年塗層就開始剝落，使得這幅畫成為全世界最脆弱的一件作品。

達·芬奇《最後的晚餐》（1495-1498年，蛋彩石膏畫，460×880 cm，恩寵聖母修道院）

即便如此，《最後的晚餐》依然在美術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除了畫面中所表現出的引人入勝的細節，達·芬奇加入了許多隐喻、甚至是秘密在其中，讓這件作品成為曆代繪畫愛好者、專家，甚至于宗教人士經久不衰的讨論話題。近些年來，随着新科技的運用、對達·芬奇筆記的解讀，以及達·芬奇新的作品的發現，隐藏在《最後的晚餐》中的“密碼”也在被慢慢地揭開。

《最後的晚餐》裡有耶稣的“秘密妻子”？

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中的耶稣和“神秘女子”

2003年，美國作家丹·布朗創作了一部暢銷小說《達·芬奇密碼》，書中揭露了一段不為人知的“秘密”：耶稣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秘密結婚并生有一子，他們的子孫有可能至今仍活在這個世界上。抹大拉的馬利亞作為耶稣最虔誠的女性追随者，曾用極貴的膏油澆灌耶稣，用頭發為耶稣洗腳，見證耶稣的複活，但這并不足以證明她就是耶稣的秘密妻子。于是丹·布朗試圖在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中尋找“證據”：耶稣右手邊的那個一頭卷發、沒有胡須的“女子”。耶稣身穿藍色袍子、紅色内衣，而這位“女子”剛好反過來，穿着紅色袍子、藍色内衣；從姿态上，耶稣靠向畫面的右邊，而這位“女子”卻靠向畫面的左邊，兩人的輪廓完美地構成了一個“M”，暗喻了“婚姻”（Mat-rimonio）。

烏格裡諾·達·西耶那《最後的晚餐》（約1325-1330年，木闆蛋彩畫，34.3 × 52.7 cm，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耶稣的秘密情人這種傳言古已有之，但始終缺乏神學和曆史的依據。如果這個人真的是抹大拉的馬利亞，那麼耶稣的十二門徒豈不就少了一個人？實際上，即便是從西方美術的角度上來看，這種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最後的晚餐》是西方美術史上的一個經典題材，在比達·芬奇早一百多年前的畫作中，便能夠發現一個依偎在達·芬奇的臂彎裡、昏昏欲睡的年輕人形象；而且在與達·芬奇同時期的作品中，這個年輕人的形象更加“女性化”，這個人便是耶稣十二門徒中的約翰。

多梅尼哥·吉蘭達約《最後的晚餐》（1480年，濕壁畫，400 × 810 cm，佛羅倫薩奧尼桑蒂修道院食堂）

約翰是耶稣最喜愛的門徒，也是《約翰福音》的作者。與其他人相比，約翰是唯一一位沒有胡子的，而且這是有根據的。公元2世紀的時候流行着一系列假托聖徒所作的“僞經”，其中在《約翰行傳》中便将約翰描寫為一個“年輕的、沒有胡子”的形象。當然，比起其他的藝術家，達·芬奇筆下的約翰更加女性化，這是因為在達·芬奇的心目中理想的美是沒有性别之分的，這種無視性别的美學觀念同樣體現在他的另外一幅作品《蒙娜麗莎》中。

《最後的晚餐》中聖杯去哪了？

最後的晚餐發生在耶稣遇難前的最後一個逾越節，根據《聖經》中的記載，在這場宴會上，耶稣拿起餅來，祝福，然後把面餅（無酵餅）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然後又拿起杯子來，再祝福，然後把葡萄酒杯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是我立約的血。’所以，盛着葡萄酒的聖杯是最後的晚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其他藝術家的同題材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找到聖杯的存在。可是，在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中，卻沒有直觀地看到聖杯的痕迹。

斯特凡諾·迪·喬瓦尼《最後的晚餐》（1423年，木闆畫，24×38 cm，錫耶納國立美術館）

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基于耶稣和抹大拉的瑪利亞之間的秘密婚姻對此作出了解釋：在符号學中，最原始的男性符号是“∧”，象征男性的生殖器，最原始的女性符号是“∨”，象征女性的子宮；在《最後的晚餐》中，耶稣和坐在他右側的抹大拉的瑪利亞之間形成了一個呈“∨”形的空間，暗指抹大拉的瑪利亞的子宮，丹·布朗認為“聖杯”就隐藏在這裡。因為聖杯的單詞“Sangreal”由Sang real構成，sang在法語中是blood的意思，比如sanguine是血紅色；real在古法語和中古法語中是國王的意思，比如蒙特利爾Montreal本意就是國王山，所以聖杯合起來可以理解為“國王的血脈”，在這裡暗指抹大拉的瑪利亞懷了耶稣的血脈。有人從“V”的位置上看過去，将耶稣身後左側和中間窗戶之間那盞不對稱的壁燈視為抹大拉的瑪利亞的肚臍。

左圖：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中的耶稣形象；右圖：安東尼奧·維瓦利尼《憂患之子》（《聖母加冕》祭壇畫局部）（1449年，祭壇畫，尤弗裡西蘇斯聖殿）

但是，從上文的分析可知這個人并不是抹大拉的瑪利亞。實際上，耶稣和約翰之間的“V”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暗指一個拉丁文“Vir dolorum”，也即“憂患之子”的意思。從13世紀起，歐洲開始流行“憂患之子”的形象，表現的是耶稣從十字架上取下的瞬間：雙臂微張，露出受難的傷口。如果将達·芬奇《最後的晚餐》從鏡像中看，耶稣的頭微微偏向一側，兩隻手一個手心向上，一個手背向上，這與安東尼奧·維瓦利尼的祭壇畫中的耶稣可以說一模一樣，甚至于表情都很相像，在劫難面前表現出了一份釋然和從容。

那麼聖杯究竟在哪裡呢？或許秘密同樣隐藏在鏡像裡：2007年，一位意大利業餘學者斯拉維薩·佩西通過将鏡像打印在透明紙上疊加原作，發現重合的耶稣身影前出現了聖杯的“真容”。因為達·芬奇對于鏡像的運用可謂爐火純青，畢竟他所有的筆記和手稿都是這樣完成的，所以或許在這裡他跟所有人玩了一個鏡像的遊戲。

将《最後的晚餐》鏡像疊加在原作上面，疑似在耶稣身前出現聖杯

《最後的晚餐》中有當時流行的菜肴？

根據《聖經》中的記載，許多藝術家所繪的《最後的晚餐》中，大多都包含了兩種食物：葡萄酒和面餅。但除此之外，各個時代的藝術家往往還增加了别的菜肴，比如加默·胡蓋特在他所繪的《最後的晚餐》中，桌上就擺放着一盤“烤羔羊”。達·芬奇同樣也增加了一道菜肴，根據英國藝術史學家約翰·瓦裡亞諾在2008年的一項研究，居然是米蘭在達·芬奇那個時代最為流行的美食——鳗魚橘子片，而且他進一步推測達·芬奇也十分喜歡吃鳗魚。

加默·胡蓋特《最後的晚餐》（1470年，木闆畫，164× 172 cm，加泰羅尼亞國立藝術博物館）

聖餐中的食物都不是随便想加就能加的，都是帶有寓意的。“烤羔羊”的典故來自于《出埃及記》：在出埃及前，耶稣讓摩西告訴每戶人家準備一隻羔羊，宰了羊取了羊血，再把整個羔羊用火烤了吃，然後把羊血抹在門框和門楣上。之後世世代代都要在這一天聚首吃逾越餐，銘記出逃埃及的故事。可是達·爾文的鳗魚又有什麼寓意呢？

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細部：鳗魚橘子片

意大利考古學家傑内羅索·烏爾裘裡認為，如果根據耶路撒冷當時的飲食習慣推斷，最後晚餐的菜單應當是：以苦菜和百裡香調味的魚料理，或是用上當時羅馬帝國流行的魚露（garum），此外還搭配了搗碎的無花果醬，所以說魚同樣具有着象征意義。實際上，在米蘭敕令發布之前，基督教是非法的，基督徒們為了躲避羅馬帝國的宗教迫害，便取用了希臘語中的詞彙“魚”，也即“ΙΧΘΥΣ”作為彼此間聯絡的暗号，因為這個“魚”恰好是由5個詞彙的首字母組成：Ι代表ΙΗΣΟΥΣ（耶稣），Χ代表ΧΡΙΣΤΟΣ（基督），Θ代表ΘΕΟΥ（神的），Υ代表ΥΙΟΣ（兒子），Σ代表ΣΩΤΗΡ（救世主），因此也被稱為“耶稣魚”，從某種意義上魚也代表了耶稣。

早期的“耶稣魚”标志（以弗所）

但是，“耶稣魚”作為一種符号的象征，在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中是否真的如瓦裡亞諾所說是鳗魚呢？或許答案并非如此。盡管他宣稱曾在達·芬奇的筆記中發現了購買鳗魚的清單，但是，在《聖經·舊約》的《利未記》和《申命記》中規定：無鳍、無鱗的魚類是不潔淨的食物，這是飲食的禁忌；而鳗魚全身光滑，既無鳍又無鱗的，因此根本就不會出現在聖餐中。再加上鳗魚和橘子本身就相克，兩種食物同時吃的話會導緻中毒，這種搭配更不會成為流行一時的美食。

《最後的晚餐》（6世紀初，鑲嵌畫，新聖阿波利納萊聖殿，拉文納）

有人猜測，這種魚可能是既有鳍又有鱗的鲱魚。現代的俄國人仍然将鹹鲱魚片作為一道美食，鹹鲱魚片是用鹽腌的生魚，腥味很重，所以往往需要配上一點檸檬。在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中，很有可能這道菜肴是“鲱魚橘子片”。此外，同樣可以在之前相同題材的作品中找到依據。因為鳗魚和鲱魚的形态差異特别大，所以往往一眼就能夠辨識出畫作中的魚是哪一種。在公元6世紀初的一幅《最後的晚餐》鑲嵌畫上，便有兩條跟鲱魚長得頗為相似的魚。在烏梅·塞拉完成于1400年的《最後的晚餐》中，甚至于出現了一條紅鲱魚，而紅鲱魚是帶有特殊意義的：企圖在危機發生的時候轉移人們的視線，在畫作中伸手去探紅鲱魚的恰恰是出賣耶稣的猶大（因為隻有他的頭頂上沒有光環）。

烏梅·塞拉《最後的晚餐》（1400年，木闆蛋彩畫，墨西拿國立藝術博物館）

《最後的晚餐》裡暗藏聖歌的旋律？

2017年，一位意大利的音樂家喬瓦尼·瑪麗亞·帕拉發現了在《最後的晚餐》中藏有一段非比尋常的密碼：達·芬奇很有可能将一段陰沉、憂郁的旋律“畫”入其中。帕拉是一位音樂家和電腦工程師，在他出版的《La Musica Celata》（中文名《隐秘的旋律》）中，他對如何将作品中的元素視為音符進行了解讀：首先他在畫面中畫上五線譜，然後将桌上擺放的象征耶稣肉體的面包，還有耶稣和十二門徒的手做為音符，這些手同樣與面包相關，因為基督教徒通常在餐前需要雙手合十做禱告，感謝有面包可以吃。這些音符如果從左往右演奏的時候是毫無意義的，但是當你試着倒過來從右往左以達·芬奇固有的寫字方式，那麼你将會聽到一段大約40秒鐘的旋律，一種類似巴赫風格的凝重的慢闆。如果用管風琴演奏出來，感覺就像是在教堂中聽到的彌撒曲。

意大利音樂家帕拉在《最後的晚餐》中發現類似“彌撒曲”的旋律

在達·芬奇的故鄉有一位博物館的館長亞曆山德羅·委佐齊認為帕拉的猜測很有可能是真的。在帕拉之前，曾經有研究說如果把畫中十二門徒的雙手視為音符，那麼譜出的旋律便是格裡高利聖詠。“達·芬奇确實将這幅畫的空間巧妙地分隔開來，當你去看這些和諧的部分時，便能夠發現音樂的旋律，”委佐齊如是說。但不管是以怎樣的方式，這都足以證明達·芬奇并非傳言中所說的異教徒，他是一位深愛并忠誠于上帝的人。

達·芬奇“亂入”了《最後的晚餐》？

在文藝複興時期，藝術家将自己的自畫像融入到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中是一種非常流行的做法。與達·芬奇同一時代的吉蘭達約在《牧羊人朝拜》中将自己畫成前來朝拜剛降生不久的小耶稣的牧羊人之一。拉斐爾在《雅典學院》中不僅将自己畫入其中，而且還加入了當時最具聲譽的兩位大師。因為拉斐爾素來仰慕達·芬奇，也深受其影響，所以将達·芬奇畫成了古希臘最重要的哲學家柏拉圖的形象；然而，由于拉斐爾不得不忍受米開朗基羅持續不斷的妒忌、蔑視和怒火，所以他“以牙還牙”，将米開朗基羅化身為孤僻的古希臘哲人赫拉克裡斯。

多米尼哥·吉蘭達約《牧羊人朝拜》（1485年，木闆油畫，167× 167 cm，佛羅倫薩聖三一教堂）

對于《最後的晚餐》這樣一幅重要的作品，達·芬奇當然不會将自己“缺席”。英國暢銷書作家羅斯·金在與《最後的晚餐》創作同時期的一首詩中發現了這個秘密。這首詩出自達·芬奇的朋友加斯帕洛·維斯孔蒂，他們都同時為斯福爾紮家族服務。在這首诙諧的小詩中，維斯孔蒂帶有一絲嘲諷的口吻，取笑一位不具名的藝術家将自己畫入了他的作品中，并且還有“不論他有多麼的英俊”這樣的話語。衆所周知，年輕時候的達·芬奇是一個絕世美男子，喬治·瓦薩裡在《大藝術家傳》裡形容他擁有“天賜的容顔、優雅和才華”。雖然瓦薩裡沒有見過達·芬奇本人，但是他曾在梅爾茲的宅邸中看到他為達·芬奇所繪的一幅肖像畫，而梅爾茲是達·芬奇的愛徒，在達·芬奇去世後繼承了他大部分珍貴的收藏。如果拿這幅肖像畫與《最後的晚餐》中的人物進行比對，那麼畫面中的小雅各（左起第二個人）極有可能便是達·芬奇本人的形象。

左圖：《最後的晚餐》中的小雅各形象；右圖：弗朗西斯科·梅爾茲《達·芬奇肖像》（約1515-1518年，紅粉筆畫，27.5×19 cm，溫莎皇家圖書館）

除此之外，後來還發現了新的證據：2008年，意大利一家博物館館長尼古拉·巴爾巴泰利在意大利南部小鎮阿切倫紮發現了一幅私人收藏的油畫，這幅畫曾經屬于當地貴族羅索家族的巴拉内洛公爵，後來經證實為達·芬奇的自畫像。在畫的背面發現了達·芬奇用他慣常使用的鞣酸鐵墨水倒寫的字：PINXIT-MEA，即“我所畫的我自己”的拉丁文。如果将這幅畫中的達·芬奇與小雅各對比，同樣會發現二者極其的相似。

達·芬奇《自畫像》（1505-1510年，蛋彩畫，60 cm × 40 cm，盧卡尼亞古代人民博物館）

在維斯孔蒂的那首詩中，還談到畫家在作品中（體現出自己的）“行為舉止”，也即帶有鮮明的個人特征的動作，從《雅典學院》中柏拉圖的手勢也可以得知“一手指天”是達·芬奇所喜愛的标志性動作。在《最後的晚餐》中，位于耶稣左手邊的托馬斯便作出一手指天的手勢，而且根據達·芬奇研究專家查爾斯·尼科爾的說法，托馬斯跟達·芬奇一樣，是一個喜歡質疑的人，并不滿足于現有的答案。但是從發型和胡須上來看，托馬斯與的達·芬奇看上去并不太像。另外，“一手指天”的動作同樣出現在達·芬奇的另一幅畫作《施洗者聖約翰》中，而在那幅作品中，施洗者聖約翰也不是他本人的形象，而是他的愛徒梅爾茲。

左圖：《最後的晚餐》中的撒迪厄斯形象；右圖：達·芬奇《自畫像》（約1512年，紅粉筆畫，33.3×21.6 cm，都靈皇家圖書館）

還有人認為達·芬奇在《最後的晚餐》中不止一次“出鏡”，如果對比達·芬奇晚年的自畫像，畫面中的撒迪厄斯（右起第二個人）也很有可能是達·芬奇本人的形象，隻不過顯得年歲更老一些。在同一幅作品中将自己的形象出現兩次，恐怕隻有達·芬奇才足夠擁有這樣的自信。相比較而言，米開朗基羅在《最後的審判》中的近三百個人物裡面最後隻把自己的面孔放在了一張被剝下的人皮上。

《最後的晚餐》中隐藏着末日預言？

達·芬奇一生都在用一種好奇的眼光、質疑的精神打量着周圍的世界萬物，在他留給我們的上萬頁的筆記上，記錄了一大批遠超同時代的發現和思考，他是一位極其博學的人，是人類曆史上最具智慧的大師之一，但他也是一位生活在科學與宗教開始發生抵觸時期的虔誠信徒。達·芬奇極力避免與宗教産生任何沖突，于是便把他的思考用“鏡面體”的方式寫入筆記，甚至直接隐藏在他的作品裡，比如他很早就對“地心說”提出了質疑，但他沒有公諸于世，從而避免了如幾十年之後的布魯諾那樣被當衆活活燒死的命運。

《最後的晚餐》和半圓形天窗裡的家族盾徽

在《最後的晚餐》中，達·芬奇隐藏了一個更大的秘密：世界末日。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研究達·芬奇手稿的薩賓娜·斯福爾紮·加裡特茲亞試圖去解開這個秘密。她在《最後的晚餐》上面的三個半圓形天窗裡發現了一個關于“數學和占星術”的謎團，這個謎團隐藏在三個由花環環繞，分屬法國國王路易十二、薩伏依家族和斯福爾紮家族的盾徽中，由十二宮星座和代表1天24小時的24個拉丁字母設計而成。

在這三個天窗裡，同時出現了3月21日這個“春分點”日期：其中一個是公元33年，也即最後晚餐發生的時間；一個是1495年達·芬奇開始畫《最後的晚餐》的時間，另外一個則是4006年達·芬奇預言的世界末日降臨的時間。到時候将會有一場大洪水席卷全球。在達·芬奇的筆記中也有類似的描述：“沖天的海水漫過了群山之巅，狠狠地砸向了人類的居所”、“……狂風的怒号席卷大地，到處都是被連根拔起的毀壞的樹木……咆哮的河流滿過堤岸，淹沒了低地上生活的居民”。大洪水将于同年11月1日退卻，人類從此進入一個新的輪回。

達·芬奇是如何獲知的這個神秘的預言？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頗為神秘的是，在1476年至1478年的那段時間裡，達·芬奇竟然神秘地“消失”了，史上沒有關于他在那段時間在何地從事何事的任何記載。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從那以後，達·芬奇的創造性思維與技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或許他曾進入了另一個平行時空，看到了人類的未來，當他回到現實的時候，囿于當時的宗教環境他無法公開這個秘密，隻好把它隐藏在《最後的晚餐》這幅心血之作中。或許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他才要舍棄傳統的畫法，力争将這幅畫畫得完美，因為他期待着某一天有人能夠揭開其中的秘密，從而幫助人類度過那一場末世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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