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入門中的詩學是什麼?“鄉村”是鄉土中國現代進程中最廣大的現實，也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各種現代話語和文學書寫中的巨型“他者”無論是作為落後與傳統的表征，還是浪漫與懷舊的對象，鄉村及其背後所隐喻的鄉土中國，都是在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或隐或顯對照下進行的書寫這些文學叙事不僅反映着現實，更因與“城市—現代”的結構性關系，作為文明的他者，發揮着現代中國各種激進或保守、焦慮或撫慰的文化政治訴求和想象功能然而，經過一百來年的書寫，鄉村，正在發生結構性位移和巨變的鄉村，卻被囚禁在僵化的話語和形象中，不僅在社會公共感知中喪失了現實感，而且還間接耗盡或磨損了文化象征意義在無可名狀的意義上，鄉村現在成了我們時代名副其實的陌生的他者，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文學理論入門中的詩學是什麼?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文學理論入門中的詩學是什麼

“鄉村”是鄉土中國現代進程中最廣大的現實，也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各種現代話語和文學書寫中的巨型“他者”。無論是作為落後與傳統的表征，還是浪漫與懷舊的對象，鄉村及其背後所隐喻的鄉土中國，都是在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或隐或顯對照下進行的書寫。這些文學叙事不僅反映着現實，更因與“城市—現代”的結構性關系，作為文明的他者，發揮着現代中國各種激進或保守、焦慮或撫慰的文化政治訴求和想象功能。然而，經過一百來年的書寫，鄉村，正在發生結構性位移和巨變的鄉村，卻被囚禁在僵化的話語和形象中，不僅在社會公共感知中喪失了現實感，而且還間接耗盡或磨損了文化象征意義。在無可名狀的意義上，鄉村現在成了我們時代名副其實的陌生的他者。

但我們又絕不缺乏有關鄉村的信息。在新媒介時代，還有什麼信息是稀缺的，什麼事物不可見，什麼地方不可到達？然而信息不等于認知。恰恰相反，正是在過度資訊、零距離交際造成的“透明社會”，人陷入由噪聲、資料與信息構成的數字化風暴中，感知呈現為“狂看”的形式，成為毫無節制的呆視，面對真相發出的無聲轟鳴亦聽覺盡失。人們踏遍千山萬水，卻未總結任何經驗；縱覽萬物，卻未形成任何洞見；堆積信息和數據，卻未獲得任何知識。在鄉村問題上，從社會學、人類學到文學，目前提供給公衆的表述都不同程度遭遇了這種經驗高度同質化、瑣碎化的困境。

将目光投向“故鄉”的非虛構文學的興起，及其在大衆傳播中的轟動效應，呼應了公衆對社會變動中鄉村問題的焦慮和對話語失效的普遍不滿。“非虛構”旨在打破文學固化的表述體制，試圖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重建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其姿态極具沖擊力，實踐效果卻一言難盡。寫作者結合社會科學的求真和文學共情能力，可以催化形成社會公共話題，但并不能保證形成真正的認識，擺脫社會科學和文學各自的陷阱。甚至可以說，正是透過非虛構寫作的實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反思，今天在什麼意義上更迫切需要文學對鄉村進行新的書寫。

籠統來看，農村類非虛構寫作對文學“創作”屬性的否定和淡化主要乞靈于類似田野工作的方法，強調作者在場和實證性，盡可能進行客觀記錄，偏愛個體和具體的故事，弱化甚至不形成叙事，微觀凸顯勝過整體分析。可是田野調查本身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亦非萬全之策，運用起來問題重重，更不意味着僅僅指觀察和訪談，收集數據資料，記錄田野日志。實際上對田野作業本身的反思，已經成為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點。

認識是基于理解的，區别于簡單的了解和獲取信息，無論以哪種知識形式和表述機制呈現，都需要投以長久的思考和注視，運用自我來理解他人和另外的生活世界。認識需要“叙事”。對社會科學來說，田野工作不僅是一種質的研究，也是一種理論建構類型，需要最終逐步達到對研究對象和問題的理論概括與解釋。對文學來說，叙事是為混沌雜亂的世界勾勒輪廓，需要作家吞食一切，消化現實的整體，投以光束，重現某些事件，提取出清晰的形象。因此，叙事關乎選擇和編織，隻能容納一些特定的事件，是對數量的阻止。也正是叙事性将人的意識與純粹加法的、積累的存儲器區分開來。在信息時代，恰恰是微觀叙事比宏觀叙事更需要警惕。信息泛濫是叙事性喪失的表現，而弱化叙事則是我們當下關于“真實”的文學新迷信。叙事挑揀事件，但并不縮減事實。叙事的形成依賴于對世界根本問題以及事物關聯性的洞見和發明，其本質是隐喻和轉義。

之所以理論性地重新強調文學與世界的關系，是因為鄉村及其喻指的“鄉土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社會變遷，城鄉二元化的格局正被城鄉一體化或城鎮化趨勢所取代，中國及其具體區域與全球經濟和文化的交織越來越密切，所謂“鄉土中國”的内涵和視阈已不再能準确地概括和解釋當下鄉村的經濟結構、生活和生産方式、文化精神狀态。可以說，鄉村現在是一種無法在既有意識和封閉格局、靜止狀态中看待和理解的新事物。如何理解鄉村，已經成為理解中國、現實及世界最重要的視角之一。這種每天翻湧着無數信息的新事物或許需要探索虛構/非虛構等多樣的表述形式，但從根本上最迫切的是形成新的叙事和認知、隐喻和命名。

世界的流動性和同質化使得鄉村不能再籠統地作為城市文明的他者來觀照。但就經驗的陌生性、廣闊性而言，作家以及任何想要廓清對現實理解的人，更适合将當下的鄉村放在“差異、多樣性、自我之外的人和事物”這樣更普泛、平等的“他者”意義上來感知和交流。與以往将鄉村的單向度審視的刻闆“他者化”恰恰相反，這要求作家主體擺脫經驗的自我循環，與他者進行交流和對話，在差異和求同的辯證中，彼此雙方賦予生機和活力，把有關鄉村的一切從以往的社會意識和話語中解放出來，将事物令人驚訝、詫異的“他性”，或者說某種他者的智慧顯豁于世界。

趨向他者，守護差異、細節、模糊性，是文學和藝術的本性，這在主體封閉、經驗共振、盡可能排除陌生性的社交網絡時代彌足珍貴。這也許能部分解釋，為什麼不信任、越過“文學性”的非虛構寫作，大多懷着真摯的理解意願去接觸鄉村世界，往往收獲的卻是固有見識的強化，再現的是自我和他者世界的“差距”而不是差異。就目前大部分非虛構作品來看，在“客觀記錄”的戒律下，人物訪談也好，事件觀察記述也好，都被描述得過于透明，含義顯而易見，沒有任何想象空間——事情就是如此。無論是直接引述還是間接轉述，這些發自鄉村的聲音在一定的話語空間和情境下産生和截取出來，聚攏在作者的某種問題和焦點下，足夠翔實，卻很難帶出背後整體生活世界和文化精神之網，也不具有交流性。在哲學意義上，這裡并沒有産生經驗，也沒有遭遇他者。因為深刻的經驗意味着主體受到撼動和否定，“某些事情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碰見了它，遭遇了它，被它推翻，被它改變”。

今日需要在世界範圍重新定位鄉村，也需要從鄉村出發去理解中國和世界，重塑鄉村的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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