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楊偲婷

電視劇《幸福到萬家》收官，這部電視劇算是近年來少有的取得優秀收視成績的農村題材作品。一方面，确實有大卡司大制作的加持，更重要的，則是其本身内容質量的優秀。導演劉雪松，與《紅高粱》《警察榮譽》編劇趙冬苓、《甄嬛傳》導演鄭曉龍、《小麥進城》導演姚遠一起，把這個非常經典的“秋菊”的故事，搬上了小熒屏。

《幸福到萬家》海報

在劉雪松看來，“秋菊打官司”這麼一個事件，如何延展成一個四十集的電視劇，是他最初被這個項目吸引的原因之一。而看到劇本之後，劉雪松更是覺得，“這個項目特别有意義”：“它在講一個新農村的故事，它整個的意識形态、人物屬性都更加與時俱進，更貼合當下的觀衆。”

中學辍學的農村姑娘何幸福，在嫁入王家的第一天，目睹親妹妹遭遇鬧婚，一闆凳砸出了一場維權是非。自此，何幸福憑着一股倔勁，在農村種種舊風陋習、傳統觀念之中，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黑白分明的道路來。這個人物的可愛，在于敢于發聲質疑權威，又敢于承擔因此帶來的後果。“在蛻變中進步”，劉雪松認為這是創作團隊一直牢牢把握的關于何幸福的人物關鍵。

“幸福的維權是三部曲，先是為自家親妹子，再是為婆家，再到後來進了城，與關濤這些用法律維護人民群衆權益的律師進一步接觸後，她又為了村民們站出來。她越來越強大，并帶動着身邊的人一起往前走。”

趙麗穎 飾 何幸福

這樣一位頗具個性和能力的女性，關于她的每一個人生抉擇，都難以避免地被觀衆帶入了自己的認知和期待。因此，當觀衆們看到她選擇繼續和平凡老實的丈夫在一起，選擇放棄城市裡的工作回到鄉村時，能看到不同觀衆的讨論和質疑。

對此，劉雪松表示，“我們不是一個單純的爽劇，這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故事，我們沒有講某一部分觀衆群體認為‘要怎樣才對’的故事，我們就是在講何幸福的故事，何幸福來自農村，她熱愛自己的家，她就想着‘我學到這個東西，我得回去’，她要的幸福不是非要在大城市裡才能體現。你看我們現在有很多城裡人，他在城裡悟到一些東西，他到農村去了，開養殖場，辦廠，去體現他的人生價值。”

“城裡人就高高在上？早就不是了。”劉雪松坦言。《幸福到萬家》沒有避諱對于城鄉經濟、觀念、階層差異的描寫，身在這種差異中的每一個人，所做出的選擇，更是這部劇的主題之一。農村走出來的大學生何幸運、王慶志，背負着全家人的期待，渴望着被城市社會認可和接納，因此，帶着某種自卑，在某些“黑與白”“是與非”的問題上妥協、讓步。而同樣是農民出身的何幸福，卻帶着一種天然的自信和平等心，對城裡律所的大客戶平靜地笑說一句“我不是人嗎？清潔工也是人”。因此，何幸福回歸鄉村的選擇，便成為這一戲劇主題下的必然。

劉雪松在采訪中，談到了這部劇創作的細節，何幸福的人設，更談到了這部劇在溫暖向上的大方向下，對于城鄉差異、傳統觀念的“挑戰”和“提問”。

導演劉雪松

【對話】

趙麗穎身上有一股勁兒，和何幸福一樣

澎湃新聞：何幸福該不該離婚？是前一陣的讨論熱點，大家覺得王慶來配不上她了，離婚才是好選擇。對此你怎麼看？

劉雪松：何幸福是一個初中沒畢業就辍學了的農村姑娘，她嫁到了方圓幾百裡最富裕的村子萬家莊，丈夫慶來不抽不喝不賭，幹活一把好手，人老實憨厚，她自己覺得很幸福了，這是何幸福故事的開局。從戲劇邏輯來說，既然在局裡，咱們就要看如何破局，但破局不是破壞婚姻，破局可以是個人成長。

王慶來和她一起進城，他不适應，是因為慶來可能更歸屬于他生長的那片土地，當慶來回到那片土地上，憨厚淳樸、勤勞能幹的慶來又回來了。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過得不好，可以想想是不是這個位置不适合？慶來是一個很好的螺絲釘，他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就能發光發熱。

而那個時候，何幸福有沒有過搖擺？其實這個事我跟曉龍導演還有編劇老師，我們聊過很多次，我們能夠預判到，觀衆會對這段婚姻走到這個階段有看法，可能會有一部分觀衆希望何幸福應該選擇離婚，尤其會希望她跟關濤這樣的角色在一起。但如果我們讓何幸福離婚了，你信不信馬上就有“不該離婚”的聲音出現？

所以，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應該從何幸福這個角色的自身情況、所處環境等多方面角度來考慮，創作者不能盲從，因為你永遠滿足不了所有人的期望。我們寫的何幸福，其實就是一個不盲從的人，她堅定果敢，她也有心裡不踏實的時候，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麼，該做什麼，這是何幸福。

《幸福到萬家》劇照，唐曾 飾 王慶來，趙麗穎 飾 何幸福

澎湃新聞：趙麗穎的出演蠻出人意料的，這幾年罕見一線明星接農村題材的？

劉雪松：鄭曉龍導演和趙麗穎15年前有過合作（《金婚》），這麼多年過去了，雙方也有再次合作的意願。當公司決定要拍攝《幸福到萬家》，首選的就是趙麗穎，沒有别人。她的影響力不用多說；趙麗穎是真真正正從農村裡走出來的姑娘，她有生活體驗；再有，趙麗穎身上她有一股勁兒，和何幸福一樣，平時話不多但做實事，關鍵時刻有一股内在的堅持。

澎湃新聞：《幸福到萬家》的火，其實比較意外，近年來，農村題材的劇少，即使有也容易被說“土”，或者成為某種主旋律的應景之作。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劉雪松：我覺得，我們作為創作者有很大的責任，我和曉龍導演一直在讨論這個問題，我們做這個工作的，不能把責任推給觀衆。從《覺醒年代》到《人世間》，觀衆從來不拒絕現實主義，觀衆更想看到百花齊放。一些創作者，包括一些制作方，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代表觀衆和市場，我覺得這是被帶偏了，不管什麼題材，隻要拍得好，故事講得好，人物性格豐滿，觀衆為什麼不看？你不喜歡看，我喜歡看，總有一些人喜歡看。

還有些作品，一說主旋律就端着說話，全是打官腔，觀衆都知道你下句要說什麼，下一步要做什麼，那幹嘛要看？《幸福到萬家》也挑戰了很多敏感話題，從鬧婚到冒名頂替，到農村水污染，我們勇于寫出來拍出來，但我們最終的指向是溫暖正向的，那就可以呈現。

《幸福到萬家》截圖

澎湃新聞：說到這個也比較好奇，如何在這些敏感話題裡拿捏尺度？

劉雪松：我們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先做加法，再根據方方面面意見做減法，我們才有東西可減，這個道理就很簡單。你看鬧婚那場，那些撕扯很真實，也有人提出這個會不會太過了，但真正的鬧婚陋習比這還厲害，甚至有把伴娘逼得跳河的。我們演員也敬業，願意為呈現真實而表演，我們先拍，如果在拍攝過程中，我做到100，好歹觀衆能看到80，我自己隻做到80，觀衆也就看個及格而已。

澎湃新聞：萬善堂這個人物作為一個“農村大家長”，有其成就也有其局限，能否聊聊？

劉雪松：我和曉龍導演聊過，就是在《幸福到萬家》裡，沒有十惡不赦的壞人。萬善堂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走到現在，他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他那個年代是英雄，他帶領村裡的人頂風冒雨去采石，把所有人往緻富的道路上領，在這個過程裡，他形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不要說過去，我們當下一些民營企業，是不是還有這種家族式、一言堂的管理？也有。為什麼現在企業要聘請優秀的管理人團隊？就是為了擺脫這種一個人決定整個公司命運的狀态。萬善堂最珍貴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經跟不上這個時代了，他就把接力棒交給了何幸福，那何幸福有一天會不會被時代抛下呢？有可能。大浪淘沙，就是時代和時代的交替。

劉威 飾 萬善堂

創作應該百花齊放，而不是複制再複制

澎湃新聞：這部劇比較真實地呈現了城鄉觀念上的一些差異，感覺還蠻可貴的。

劉雪松：其實現在農村，物質生活已經很不錯了，像我們去拍攝的村子，家家戶戶電器都是齊的，衛生間有馬桶。主要差異還是在觀念上，觀念決定了一個人的走向。幸福和幸運是親姐妹，但走向了不同的觀念，慶來和慶志也是如此。幸運為了眼前的利益，放棄了起訴“鬧婚”的萬傳家。慶志是大學生，他說要給妹妹讨說法，到了萬家集團他又不敢進去了，還要等哥哥來。幸運和慶志，兩個農村出來的大學生，他們在城市裡就很有意思，他們使勁地要去證明自己，但其實，人越缺少什麼才越需要證明。

澎湃新聞：是不是可以說，幸運和慶志身上都渴望城市社會的認同，為了融入城市而丢掉了一些堅持？

劉雪松：慶志家裡被“欺負”，他就覺得，“我就要去當官，我以後當了官，就不怕人欺負了”，這可能還是咱們千百年來傳承的一種傳統觀念。你說他錯嗎？好多人都是抱着這樣的心态在奮鬥，沒有絕對的對錯。但我們可以去對照自身，如果換成我，會怎麼做呢？我們并不想給觀衆呈現一個答案，而是提出一個現象，大家一起來思考探讨。

澎湃新聞：何幸福好像身上天然就沒有這種“差别”帶來的“自卑感”？

劉雪松：她會覺得，我就是一個小老百姓，但難道我是個小老百姓，就沒有争取我權益的權利嗎？我靠自己雙手活着，沒什麼可丢人的。城裡人就高高在上？早就不是了。

你看她在律師事務所做清潔工，人家問你們律所沒人嗎，她就說，“我不是人嗎，清潔工也是人啊”。誰不希望成為這樣的人，不卑不亢有自信。我們要把這樣的人立起來，讓大家看到。

澎湃新聞：其實是打破某種社會認知的束縛？

劉雪松：對，我們還試圖去展現一些，或者試圖嘗試打破一些中國人傳統的東西，比如沒有原則的“知恩圖報”，“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你看萬善堂大半夜組織全村的人給幸福獻血，救了母子兩個人的命，拿我們傳統的想法來看，那就要知恩圖報，以後萬書記說啥就是啥了。但幸福不是，我該感謝的感謝，但你事做得不對，我還是得跟你論一論。乍一看觀衆可能會想：怎麼能這樣呢？但事實上，她應該這樣。她甚至挑戰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所謂“對”的東西。所謂的對，就真的對嗎？真正的法治社會裡，就應該一碼歸一碼，應該對錯分明。

《幸福到萬家》劇照

澎湃新聞：有的人會覺得，何幸福替日常生活中憋屈的人說出了不敢說的話，但也有人覺得，何幸福的堅持，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比較少看到小熒屏上的人物，評價如此兩極。

劉雪松：我覺得特别好，說明大家走心了，看進去了，代入了自己。在閱讀劇本到一半時，我開玩笑說這個人物，會不會招人煩？但再往後看，會發現堅持去做一件事情的精神，遠比這件事情的輸赢有意義，堅持本身就會給一個人帶來不一樣的精氣神。有時候，我們太容易放棄和妥協了，我們的文化是“與人為善”“和氣生财”，有時候我們會委屈自己，當然并不是說這樣不好，放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當然可以這樣，但你說幸福為什麼像鬥士一樣的要去“挑戰風車”？她代表的是一種能帶着大家往前走的人，她是我們想表達的一種堅持不懈的精神化身。

澎湃新聞：“這個人物會不會招人煩？”這個問題可能是現在很多創作者會面對的問題。我經常會聽到一些創作者抱怨，平台或者片方，最愛提的意見是“這個人物不夠讨喜”。你如何看待在“讨喜”的要求下，人物塑造的套路和單一這個問題？

劉雪松：“套路”，就是曾經某個作品赢了，我們就照着來。大家想，别管單一不單一，走捷徑至少不會輸，即使輸了，也有個由頭：你看我都照着來了，還是輸了，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大部分創作者還是在堅持創作原則。但可能有一些創作者，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是創作者，是把“沒有”變成“有”的人。每一個人都在經曆着不同的人生，然後用不同的人生體驗去創造角色，這才是這個行業應該有的樣，而不是複制再複制，不然百花齊放、多元化在哪裡？

我們的觀衆早就分流了，各有所愛，但也有一些劇方，還是隻想做大爆款，想把觀衆一網打盡。有沒有這種劇？有。但這樣的劇，它的出現真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跟我的團隊，也不用“讨喜”這個詞，但我們要拍得有趣，努力把故事講有趣，人物演有趣，有趣的事情，大家為什麼不聽？為什麼不看？所以與其追求“讨喜”兩個字，不如把故事交給“有趣”。

當然，想有趣太難了，有趣不光是風趣幽默，你看萬傳家就很“有趣”，他飛揚跋扈，自以為是，但越往後，他越是見人就躲，見幸福也躲，見秀玉也躲，心裡有愧嘛。

澎湃新聞：你說的這種“有趣”，是一種複雜性？而這種複雜性，和前面說到的“讨喜”，恰恰又是對立的。

劉雪松：對， 也包括故事的複雜性，但當然不是為了複雜而複雜。

澎湃新聞：你也提到，可能行業裡大家都想做全民向、S ，但我也聽說，前一陣某平台開過會，幾十個項目就過了一兩個，這種情況，對于創作者确實是挺艱難的。

劉雪松：我覺得，我們一線的創作者，要面對這個現實。比如，一個劇的體量和規模是一定的，咱們就用這些錢，盡量拍好，資方還願意在寒冬拿出真金白銀來做項目，當然人家是要有所回報的，咱們就在這個框子裡，把荷包蛋給它煎漂亮，這是我們要去面對的一個事情，我們要像和幸福一樣的轉換思維，與時俱進。

責任編輯：程娛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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