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說起古代女子所受到的種種悲慘的禁锢，尤其是極腐朽的精神枷鎖——貞節觀念，都會想到理學，而理學起源于兩宋，所以經常有人會誤以為宋代的女子受害最深。

其實不然，理學雖然在宋代就出現了，但當時的統治者并不care它，它那所謂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口号與當時宋人的觀念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一度被關進了小黑屋——《宋史》記載“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厲禁焉”，不僅不用，還要嚴加禁止。

宋人的貞節觀，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嚴格。明清要求女性守節，無論年齡多大，丈夫去世後就要始終如一地守寡，以獲得貞節牌坊為榮。可宋人卻鼓勵提倡女子再嫁，不僅皇室、名門，各個階層的改嫁都是極普遍、廣泛的。

宋代法律，除禁止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外，其它的都較為寬松，連對婦女守喪期限也比男子更為寬松。

元祐五年（1090），蘇轼在奏疏中，就提到應将貧困婦女的守喪期從三年改為三個月，是考慮到女子“弱不能自立”的地位，認為立法應“适時從宜”，不過男子的三年之喪就必須要遵守了。

宋人這種貞潔觀的改變，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有關，人們的務實精神增強，更傾向于怎麼解決寡婦的生活問題。

這個想法也很質樸，就是你空守着節義有什麼用呢，又不能當飯吃，甚至還會餓肚子，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還不如改嫁，改善生活，重新開始。畢竟守節可沒填飽肚子來得重要，正所謂“饑腸雷鳴無可奈，禮法雖存何足賴”，就是這個道理。

兩宋婦女改嫁的例子，數不勝數。

宋太祖趙匡胤的親妹妹燕國長公主，一開始嫁給了米福德，後來米福德去世，燕國長公主又再嫁給了勇将高懷德。

宋真宗趙恒的第三任皇後劉娥，甚至還是出身微賤的歌女，遇上劉恒的時候已經嫁過一回人了。

《東軒筆錄》裡記載說，王安石的兒子王秀因為精神有問題，無端懷疑妻子龐氏給自己戴綠帽，結果對她是又打又罵，還吓死了幼子。王安石很可憐兒媳的遭遇，就親自做主，讓龐氏擇婿改嫁。

再說大家都知道的範仲淹，他小時候還不姓範，兩歲的時候因為父親去世，母親帶着他改嫁朱氏，他也改成了朱姓。是後來進士及第，才還姓改名為範仲淹。

範仲淹并不會對母親改嫁而感到羞恥，他的兒子範純祐死後，還讓其妻改嫁給門生王陶。

範仲淹後來做官，因為小時候窮苦過，所以創建了濟貧的範氏義莊，其中就明确規定：“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後來修改為“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反正對再嫁者都有一定的資助，由此可看出當時社會對女子改嫁之事的重視和支持。

還有陸遊和唐琬，他們才新婚不久，就被陸遊母親拆散，後來陸遊寫了一首《钗頭鳳》，簡直催人淚下。

可大家在看到他倆的愛情故事時，卻總忽略了唐琬的第二任丈夫趙士程。他是宗室子弟，卻并不嫌棄唐琬二婚，而且兩人感情非常好，在同遊沈園時遇到陸遊，唐琬真誠地向趙士程說明情況，趙士程也很寬容，同意唐琬向陸遊敬了一杯酒。

雖然當初唐琬和陸遊也是真心，但前塵已過，她和趙士程之間的感情也同樣真摯和睦。

士大夫階層就如此寬容改嫁之風，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拘束了。甚至在宋人的認知中，寡婦不改嫁才不正常。

因為人們認為女子處于弱勢，寡居“非久遠之計”，再嫁才是人之常情，畢竟還要吃飯、過日子不是，不嫁才是有悖情理呢，以至于有人因為沒有及時幫助寡婦改嫁而遭到攻擊，甚至有因為幫不了改嫁者而感到慚愧、不安的——“姊寡不能嫁，兒孤牽我啼”。

當然，這不是說宋代就不注重女子的貞節，對女子沒有約束，隻是相比起明清兩代來說，禮教束縛并不那麼嚴酷。

宋代在重視傳統道德的同時，是會充分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所以即使女子仍處于底層，但還有一些基本權利能得到保護。

而那些理學家們的嚴格保守的貞潔觀理論，雖然産生于宋代，在當時卻沒有激起什麼水花，而是到了南宋末期，才逐漸被統治者重視。

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都很重視思想統治，所以将程朱理學擡到了官方之學的地位，此後理學思想泛濫，社會風俗為之一改，女性受到了更嚴重的禁锢和壓迫。

那套腐朽的貞潔觀，成了壓在女性頭頂的一座大山，成了牢牢壓迫住女性的精神枷鎖，幾百年來難以根除。

當然，并不是說允許支持孀婦再嫁就能證明宋代對女子是持平等看法，整個封建社會，女子都未能擺脫夫權制的壓迫，隻是在“節婦烈女”大行其道的時候，宋代的女性有一定的地位上升，孀婦再嫁便是曆史的進步，是對“三綱五常”的抗争。

可惜的是，宋代之後，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簡直到了一個報複性壓制的地步，那之後，女子再嫁成了可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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