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喜歡讀史的朋友講，本想系統詳實地了解一些曆史人物或事件，但往往同一部史書中對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評議和描述竟是前後有别，不相一緻，往往是越讀越費解，甚至犯糊塗。其實，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在于對史書撰寫中的“春秋筆法”不甚了解所緻。

那麼，何謂“春秋筆法”呢？這須從東周時魯國史官編寫的史書《春秋》說起。

魯國史官将魯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間魯國及其時東周各主要諸侯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按一年四季，且具體到年、季、月、日作了記錄。因古代社會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于是春種、秋收便成了四季中最重要的兩個季節，這就使指稱春秋二季的“春秋”一詞，慢慢成了“一年”的代稱，加之春季和秋季是諸侯朝觐王室的時節，因之魯國這部記錄史事的編年史便被命名為《春秋》。

後人将上述孔子在修編《春秋》一書中運用的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概稱為“春秋筆法”。後來，與孔子同時期、著有《春秋左氏傳》（《左傳》）、《國語》等的魯國太史左丘明将“春秋筆法”的要義，精當地概括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

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等傳世作品的西晉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杜預，則将“春秋筆法”的要義，更言簡意赅地概括為：“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

自孔子修編《春秋》之後，這種被稱為“春秋筆法”，或被稱為“微言大義”的修史寫作方法，便成了後世修史的範例而被廣泛運用，如後晉劉昫主持修撰的《舊唐書》，宋時歐陽修主持修撰的《新唐書》以及司馬光主持修撰的《資治通鑒》等知聞古今的史書，則無一不以“春秋筆法”貫穿始終。其中，新、舊《唐書》、《資治通鑒》對于唐汾陽王郭子儀的曆史記載，便典型地體現了“春秋筆法”。

然而，由于今人對“春秋筆法”了解有限，因之不少人看過新、舊《唐書·郭子儀傳》及《資治通鑒·唐紀》相關郭子儀的記載内容後，竟覺書中對郭子儀的總體評議與書中對郭子儀史事的具體描述相互矛盾，令人費解，甚至就此引發了争議。如《舊唐書·郭子儀傳》所載唐史臣裴垍對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的評議，亦被後來的《新唐書·郭子儀傳》及《資治通鑒》等史書所引用。但是，不論是新、舊《唐書》，還是《資治通鑒》關于郭子儀具體史事的記載，則一再展示的是郭子儀既被朝忌，也被主疑的史實。如，新、舊《唐書·郭子儀傳》關于郭子儀與君、臣的關系都定調為“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但在叙述郭子儀具體史事時，卻與“朝不忌、主不疑”的定調全然不和，如：

新、舊《唐書·郭子儀傳》皆有如下記載：

“乾元元年九月，奉诏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等九節度之師讨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

“乾元二年三月（唐九節度相州兵敗後）......中官魚朝恩素害（妒）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以相州兵敗惡咎于子儀），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權，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寝息（寝息不安）。”

“乾元三年正月，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閑地，肅宗深然之。九月，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诏下旬日，複為朝恩所間，事竟不行。”

“上元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忌嫉宿将，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子儀）副元帥，充肅宗山陵使。”

“上元元年四月，元帥雍王率師東讨，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子儀既為所間，其事遂寝，乃留京師。”

“大曆二年十二月，盜發（掘）子儀父墓，捕盜賊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

“德宗即位，诏（子儀）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所領諸使副元帥并罷。”

“史臣裴垍曰：（汾陽王）前後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谮毀百端。”

“史臣曰：（汾陽王）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複振，群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

上所列新、舊《唐書》中關于郭子儀具體史事的記載，充分表明權傾天下、功蓋一世的郭子儀并非“朝不忌、主不疑”，反而是一直被朝中權臣嫉妒、忌憚，而且皇帝也對之時存疑忌而不信任。

與上述新、舊《唐書·郭子儀傳》所載内容相對應的是，新、舊《唐書·魚朝恩傳》中的内容，也映證了其說，如：

“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居人臣第一，（魚朝恩）心媢（嫉妒）之，乘相州兵敗，醜為诋谮，肅宗不内（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權。”

“代宗立，（魚朝恩）與程元振一口加毀（郭子儀），帝未及悟，子儀憂甚。”

“（魚朝恩）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聽若無聞），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敷衍化了）自解，以安衆疑。”

另外，《舊唐書·仆固懷恩傳》相關記載亦映證郭子儀被朝忌、君疑，如：

“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别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

《資治通鑒》一書，則一如新、舊《唐書》，既引用了《舊唐書》所載裴垍關于郭子儀“朝不忌、主不疑”的評議，但在叙述郭子儀具體史事時，展示的卻是郭子儀“朝忌、主疑”的史實，而且比之新、舊《唐書·郭子儀傳》的相關記載更為詳細和具體，其“春秋筆法”更是一覽無餘。

正是由于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關于郭子儀的記載中采用了對曆史人物評議和叙事的“春秋筆法”，因之使得一些不明就裡的讀者，對郭子儀究竟是“朝不忌、主不疑”，還是“朝也忌、主也疑”産生了不解和疑惑，甚至引起了争論。

但是，如果從“春秋筆法”的角度去解讀，這些不解和疑惑也就容易釋解了，即：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是遵從顧忌了“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禮法。如果直言評議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忌之，功蓋一世而主疑之”，則有辱君尊臣賢，如此這般明違禮法，在古代修史時是當避諱的。然而，史書又應秉筆直書史實真象，因之上述各書在叙述郭子儀具體史事的過程中，看似據事直書，不作議論評析，僅記錄客觀史事，其實在事例選取、細節描寫、修辭手法等行文方面，卻委婉而微妙地隐含着作者褒貶郭子儀其人其事的主觀看法，即，郭子儀“權傾天下、功蓋一世不虛”，然而“朝忌之、主疑之”亦為實。

正可謂：

春秋筆法由來已久，修史未曾可有可無，

讀史研史當解其法，明辨曲折發微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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