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蘭玉樹，出自《世說新語》，被用來形容有出息的子侄輩。身為葉聖陶先生的子女，文筆不凡的葉家三兄妹，自然也是大家眼中，所謂的“别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在看到他們三人的文風都清新可喜、言之有物後，自然是連朱自清先生等人，也要在贊三兄妹文字功力之餘，還要感歎葉聖陶先生和夫人“教子有方”，“能夠讓至善兄弟三人長成在愛的氛圍裡，卻不沉溺在愛的氛圍裡”。所以，毫無疑問，雖然三兄妹自謙道，兩本集子都不過是“作文本兒”的水平，但其健全博愛的心靈造就的好文章中，處處展現出的觀察的細緻、思考的深度和不經意間就展現出的簡明流暢的筆力，則的确遠遠超出其他“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年，甚至在多年後的今天，依然能引起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已經與從前大不相同的現代人的共鳴。

而三兄妹的文風與他們各自的經曆或是性格，都稱得上“很有辨識度”，的确是那種“不用署名就能分得清”的狀态。

大哥葉至善，小小年紀就有那個年代要求他具有的“長兄如父”的心态，遇到大事也更顯沉着冷靜，能在家人躲避戰禍、被大轟炸都吓得心膽俱裂的恐怖時刻，比一幹大人還能先一步穩定情緒，幫大家找到了免被火災困死的逃生之路，所以，選取的他的文章，似乎更傾向于中國古代文人要在文章中找到精神上的“清淨”，或“暫時從塵世間解脫”的沖淡甯和。即使感物傷懷，為一副精美的畫卷和一副對聯的存亡而感慨，也隻是在字句間淡然點出家人的狼狽處境，并不流于一味地傷春悲秋，卻仍能引人聯想起戰争遺患的慘痛。

女兒葉至美，觀察的視角中則更多一分女孩子獨有的細膩，聯想起社會問題的角度，也常常是兄弟們所不及的--比如，她坐雞公車，會因為車夫們的不幸身世而聯想到，到底是讓他們傾訴出自己的痛苦才能讓他們感到未來的日子還有奔頭，還是讓他們“習慣于痛苦”才是更恰當的呢？她在不同的中學，因為校規對男女生接觸的态度和條例上的大不同，産生的對“自由”和“對自由之可貴的忘記”，不也很值得現代人好好思索一番嗎？她的小說裡，一個上了年紀的女傭工的去留和未來，如果是兩個年輕人不能觸及的沉重話題，那麼，之前感受到的對方的情誼，又怎能一旦忘懷呢？

次子葉至誠，在書中的習作，就已經展現出了對文字的出色“編輯才能”，寫出的文字，長短詳略都十分得益，用詞也從不刻意引用賣弄，即使是集郵、學遊泳等小事，因為處處體現一腔真誠與熱情，也每每讓他的文字裡自帶一種平實卻活潑的生命力，讀起來也覺得生動--這算不算是葉家那種不幹預各自的天性、言傳身教卻不刻意立規矩的氛圍下，自然的産物呢？

我們每每感歎現在的孩子情緒變化很快，卻“缺乏感情”；我們詫異于現代孩子的早熟，卻對諸多生活的細節一無所知；我們感傷于離自然越來越遠，卻以生存為借口，主動選擇帶着家人逃離鄉野······但是，無論孩子們以後将選擇怎樣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環境，父母都是“愛的園圃”，父母的言傳身教都會是品質最美好、最珍貴的“苗木”們最初的依戀，而一旦它們成長到超過了能被“修剪”的範疇，長成“花萼”，還是“葉”，又有幾分緊要？芝蘭玉樹的根，不是永遠都在“園圃”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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