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悼紅狐

商王武丁時代，商王朝面對着内憂外患。内部，貞人祭司集團掌握大權，王權衰弱；外部，雅利安人系統的鬼方從多個方向朝中原内部滲透。武丁通過一系列手段，内收貞人之權，外禦鬼方之侮，使商朝進入極盛。但武丁時代明顯擴張的王權也為産生商纣那樣的亡國暴君提供了土壤。

書接上文。上回說到，商朝盤庚王遷都于殷，而使文獻湮滅不聞。安大簡橫空出世，竟能使楚紀其世，讓殷以前諸侯可得而譜。這端得是遷殷斷華夏，掘簡存中國。

隻是五帝為何，中國何以，我華夏聖王先哲的豐功偉績，澤被萬世，如今卻成流光急景、百代過客，潤物無聲。這其間多少前塵往事，尚待鈎沉。

《史記》記雲：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複衰。

這樣的景況，一直持續了數十年，直到商王朝迎來了一位不說話的主君——武丁。武丁，盤庚王之侄，小乙王之子，廟号高宗。

武丁當然不是不會說話，隻是時局讓他話無可說。按照《史記》的記載，當時的朝廷“政事決定于冢宰”，武丁雖貴為大王，然實則孤家寡人，“未得其佐”，言之無用。“冢宰”可是個了不得的存在，“冢宰制國用”，後來的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

武丁當時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孔子曾有一番評論，“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幹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意思是說，商湯的長孫太甲王，幹涉了冢宰伊尹行政，居然被伊尹廢黜而囚禁于桐宮。若說周公攝政稱王，尚是後世的“其有後乎”。那伊尹所行之廢立事，“始作俑者”正是本家故事，武丁如何可能不知？

《尚書·君奭》記錄有一份有商一代這些呼風喚雨的“冢宰”們的名單：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鹹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名單中依次出現的是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鹹、甘盤，這群人既能通神（“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又能執政（“乂王家”、“乂有殷”），兩手抓、兩手硬，對于商王而言，實實在在是柄雙刃劍。不信，請看3500年後的洪秀全與楊秀清即可知一二。

但不說話的三年，武丁可一點都沒閑着。三年後一張嘴，便“起傅說于版築之間”。

有文章對這一點尤其好奇，特别梳理了商代的材料，給了一個結論，“根據現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及其他文獻資料，并沒有傅說主持祭祀占蔔的記載”（張筱彬《殷商時期貞人集團與王權關系之演變探究》，下引稱“張文”）。

既不參與祭祀占蔔，又是空降兵，武丁的用意昭然若揭。即在那些能通神的大巫宰相之外，另辟一條用人之途，畢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洪範》）的決策機制終究是太掣肘了。

貞人集團對王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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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在這些冢宰周圍俨然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不論在神權範疇還是王權範疇，都可以與商王分庭抗禮。這批人既是後世傳統史家所稱相權的代表者，也是甲骨文現世之後得以辨識出的貞人集團。

貞人即占蔔之人，1929年，董作賓辨識出貞人，四年後，他進一步提出貞人集團的概念。“将見于同版、相互聯系的曾在相同時期活動的貞人稱為同一集團”。

貞人集團在殷商國家權力架構體系中顯然享有極高的地位，不僅保有通神幹政的權力，而且對商王形成強有力的震懾。

前述伊尹放太甲即是先例，根據文獻，商湯崩逝之後，太甲即位之前，伊尹獨攬大權，曾行攝政稱王事。有學者根據《史記》記載推測，其間，太丁未即位即卒，外丙三年而崩，中壬四年而崩，大抵皆與伊尹不脫幹系。張光直先生更是直言，太甲隻是伊尹“按照王族序列無奈立之”，所以三年便被廢黜。

祭司宰相伊尹

隻不過這一次，故事沒有按伊尹寫的劇本來演出，《竹書紀年》載“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得以複位。不過觀甲骨文多“求于伊尹”、“侑于伊尹”之辭，想以伊尹在後世聲名之隆，太甲或不至于殺之，迫其緻仕可也，且能為留用伊陟（伊尹之子，日後又是個權相）等人提供一合理解釋。

劉寶才先生更是疑心，伊陟“桑谷共生于朝”事件，很可能是趙高指鹿為馬的前奏。目的是為了驅逐當時的商王太戊，此說聊備一觀。

其實别說商湯死後子孫飄零，就是商湯活着的時候，對于貞人集團也無可奈何。《墨子·非樂上》引“湯刑”，“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但結果如何？饒宗頤先生不無戲谑地說，“我們看殷蔔辭中的舞字出現次數之多，知湯刑是無效的！”（饒宗頤《曆史家對薩滿主義應重新作反思與檢讨》，下引稱“饒文”）

貞人集團的強勢絕不僅僅可以在文獻上看到，甲骨文中也比比皆是。

張筱彬在文章中舉了幾個例子，一例說商王親占捕獲逃臣“其得佳甲乙（在甲日或乙日抓獲）”（《合》641片），結果被貞人直接打臉，驗辭記錄為逃犯是在丁亥日抓住的，既非甲日也非乙日。還有一例說商王占蔔，災禍該在某人身上發生，可稍後貞人的驗辭卻公然稱該人安平無恙。甚至還有貞人利用占蔔來質問商王自占的占辭是否正确。此時的貞人集團耀武揚威到了極緻。

商王武丁的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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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在寫到武丁時，顯得很有感觸，專門寫了兩段。盤庚遷殷前，商王朝已經風雨飄搖，“自中丁以來，廢适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自太戊後，比九世亂，太史公光寫“殷衰”就寫了三次。内有貞人專權，外有諸侯虎視，成湯大業已岌岌可危。

可未承想，不過短短數十年，武丁治下的殷商竟起衰振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呈現出一派盛世光景，曆史确乎在武丁一朝謀得了變局。

證諸甲骨，也頗可見痕迹。陳夢家先生曾對現存的甲骨做了一番統計，甲骨蔔辭可以統計出的貞人共120位，其中武丁時期（包括自、子、午組甲骨）73人，祖庚、祖甲時期22人，廪辛、康丁時期18人，武乙時期1人，帝乙、纣王（帝辛）時期6人。

貞人集團的憑恃——神權

不但貞人錄名的情況迅猛遞減，自廪辛、康丁之後，大多數的甲骨更是不署貞人，前辭形式大大簡化，“幹支後直接是蔔或貞而接命詞”。

具體來看，武丁時的蔔辭絕大多數都得依靠貞人占蔔，甚至遇上貞問殷商王朝禍福這類的大事，商王也隻能“袖手旁觀”。

庚、甲時期，情形即大為不同，同樣蔔問殷商王朝災禍的蔔辭，已經輪不到貞人出面，而交由商王發布，如“癸未，蔔，王在豊貞”（後10.9）。

到了文丁時期，蔔辭的驗辭幹脆寫作，不管殷商王朝有沒有災禍，商王您都沒災沒禍。我都能想象刻下該蔔辭的貞人，臉上堆積着滿倉滿谷的谄媚。

等到了帝乙時期，商王室連殷商王朝有沒有災禍都懶得問，所問者隻剩下商王的禍福。執行該條占蔔的貞人叫阿黃，蔔辭寫作，“癸亥，蔔，黃貞，王旬亡吠。”（續6,1,5）“癸亥”是占蔔的日期，“蔔”表明本次占蔔正式開始，“黃貞”說明此次擔任占蔔神職的人員叫黃，“王旬亡吠”是占蔔的具體事項。

待到“我命由我不在天”的纣王時期，占蔔已經完全變成了商王自導自演的娛樂項目，如這條蔔辭“癸巳，王蔔貞，旬亡吠。王固曰：吉。在六月甲午，彡羌甲。隹王三祀。”（續1.23.5）不但貞問者是商王自己，發布者也是商王自己，結論自然上上大吉。（張文）

随着貞人集團式微，商王室祭祀的口味也開始發生變化。武丁王之後，祀“帝”神的蔔辭僅見600餘條。而祀祖先的蔔辭卻達萬條，其中典型如祭祀上甲微1100多條，祭祀成湯800餘條，祭祀祖乙900餘條，祭祀武丁600餘條。（晁福林《先秦民俗史》）

武丁之前，商人往往以先王先公“賓于帝”，“帝”是不是至上神雖可讨論，但其具備神格，與人王所不同則顯而易見。但此後，先王稱帝不再是禁忌。

如武丁之子祖庚、祖甲一代二王期間蔔辭，“甲戌蔔，王曰，貞，勿告于帝丁，不茲。”（《粹》376頁）這是把商高宗武丁大王稱為“帝丁”了，而且這樣的叫法并不僅見。此後曆代商王，也都享受死後稱“帝”的榮光。廪辛、康丁（又是個一代二王，康丁王是廪辛王的弟弟）在祭祀時，稱其父祖甲王為“帝甲”。武乙王繼續有樣學樣，稱其亡考康丁王為“帝丁”。到了文丁輩兒，不但自己被加上了“文武帝”的頭銜，繼位的兒子在活着的時候，就已經公開自命為“帝乙”。至此，“帝的稱号，在殷代末年由天帝兼攝到了人王上來”（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皇天上帝這位大神徹底變成了王權的随扈。

周武王伐纣時，總攻令裡指陳纣王“昏棄厥肆祀弗答”，大概因為此刻的商王室早已從貞人手上奪取了大權，對神靈不再崇敬。

不僅如此，殷商的貴族上行下效，對與帝神唱雙簧的貞人也已棄之如蔽履，《尚書·微子》記載說，“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将食無災。”說的就是殷商貴族把奉給上帝神祇的冷豬肉，供到了自己的五髒廟中。

總而言之，這一系列的證據形成一個結論，即自武丁朝開始，經過商王室7代9王的不懈鬥争，終于把原先作為方國首領的貞人集團徹底驅逐出了王朝權力的核心圈。

沒有失敗者會甘心沉淪。作為方國領袖的西伯侯，姬昌必然會聯合其他方國首領給殷商王朝來一次總清算，讓小邦周在對抗大邑商的鬥争中，“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作為能夠演易的大巫，占蔔之術到底有多少成色，文王實在比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相較于商室，周王室更是揣着明白裝糊塗的高手。

待到鼎定中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廟堂上别開生面講出了另一番故事。自此我華夏“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由率民事鬼一變而為文教，遂開三千年禮樂上邦氣象。

颛顼也許不是五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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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華夏隻是這場堯舜以來八百年間未有之大變局的碩果，“民到于今受其賜”。舍此，還可利用甲骨文材料，把這場變革的進程推考至武丁之世。

可若再往上窮溯，則殷高宗武丁年間究竟因何緣故，盤庚遷殷之先遺失的那些陳年舊檔之中到底藏有何等隐奧，竟能觸發此一曆史之“大事因緣”。

此事本邈不可征，屬于失落王朝的秘辛，但卻不妨“禮失求諸野”。殷商王室的譜牒雖亡，楚國舊史卻橫空出世。據安大簡記載，祝融使人“以火爨其穴”，季連“告曰熊”，于是以季連“名之曰穴熊，是為荊王。”那麼，楚人皇祖、首任荊王季連的生活年代大約在何時呢？

推算如下，周武王受命十三年，“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利簋銘文），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推算該歲約在西元前1046年。以此年為基準，六年前即文王受命七年，這一年周文王崩，“西伯蓋即位五十年”。

由此上溯，文王年代大約在西元前12世紀後段。《世家》引楚武王說季連（鬻熊）為文王師，則季連壽紀當上紹至西元前12世紀前中段。彼時正是祖庚、祖甲在位的年代，而此二王是妣隹的叔伯輩。季連娶妣隹，則與祖庚、祖甲或是同輩或小一輩都有可能。

如此，則季連的父親黎氏，即安大簡所指稱祝融，應是高宗武丁時人。而黎氏祖父帝颛顼，則存壽年代絕對不出盤庚之世百年間，這個結論前文也已經猜測過。總之，一番排布逆推下來，時序井然、朗若列眉，與李學勤先生的正推大緻不差。（如圖示）

商楚世系的交集

如此，我們便可看到一個驚絕的曆史耦合，正是在殷高宗武丁時期，帝颛顼命其孫重氏、黎氏“絕地天通”，終于斷絕了“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的混亂景象。而我們費盡了千辛萬苦，亦終于窺得盤庚之先的一絲天機。

絕地天通的重大内涵，留待後文細說。在此之前，需得先解決一個問題，即如果上述假設不至于毫無根據，那麼颛顼帝與武丁王同時存世如何可能？颛顼又如何能夠聽命于武丁，而在中華大地上轟轟烈烈搞起宗教改革運動？

徐旭生先生曾對此大加議論：“帝颛顼這一次關于宗教的改革對将來的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實是我國古史上第二個巨大變化。”（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如此大陣仗的變化，究竟是在何種前塵因果下出現的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不啻為燈下黑。因為《詩經·商頌·殷武》所歌所頌者，正是這位雄才大略的武丁人王讨伐楚人的故事。且看《詩》怎麼說：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之旅。

有截有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可見，武丁對荊楚的讨伐是克竟全功的，不但“奮伐”而且“有截有所”，可謂有勇有謀。結果自然也就不意外了，“冞入其阻、裒荊之旅”，荊楚隻能乖乖臣服，“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彼時帝颛顼如果是荊楚集團的首領，則因此被俘而入朝為殷商的大巫，當在情理之中。因為這正是殷商王朝慣常的處理方法，有學者甚至說“這是商王朝獨有的政治模式。”

有殷一代，“王與巫史既操政治的大權，又兼為占蔔的主持者”（陳夢家語），而盤踞在殷商政權高位的貞人集團，與地方方國勢力關系緊密。張筱彬撮要論及前輩研究，“通過對甲骨文中十二位貞人材料的全面分析，可知他們有的來自某一國族，有自己的食地與封邑，要經常向商王納貢，率兵勤王，入朝做官擔任貞人，因此蔔辭中的貞人實際上是封國首領執掌占蔔祭祀之官。”（張文）

這個推論一旦成立，那麼颛顼之為帝，實則隻是楚人自家關起門來的自娛自樂。一旦臣服于中央政權，則自命為帝的做法就不能再延續。

另一方面，由于武丁王之後，殷商政權開始不忌諱往自己家的先王先公腦袋上戴“帝”的大帽子，也難說楚人未曾因循效仿之，順手送給了自己的始祖颛顼一頂。楚人自武丁時順服中央，到周桓王時熊通自稱為王，其間大約600年。至楚莊王熊旅問鼎，則有700年。至楚君負亡國，則1070年。

可惜的是楚國國史《梼杌》不存于世，颛顼的這番推論大緻隻能歸于臆測。不過，屈原是正宗的楚室苗裔，他的意見或許可聽。

姜亮夫先生曾撰《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其間考校屈子諸編，其結論是，“伏羲、軒轅、颛顼、帝喾、赫胥皆是也，然楚史所傳，不為虛構之辭，屈子雖言之，不以為人王。北儒五帝，楚人僅有堯、舜為人王。”未嘗不能為反證矣。

“絕地天通”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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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天通”一事不但至為确鑿，而且甚古，最早見于《尚書·呂刑》。《尚書》分古今文，古文後有僞書出。但《呂刑》是西周文獻，又是今文篇章，在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内。從古到今，沒有僞出的議論。

2015年，湖北夏家台戰國楚墓曾出《呂刑》，但迄今未披露内容，詳情不得而知。《尚書》後，此事複見于《國語·楚語下》。因為楚人認颛顼為其始祖，所以颛顼這次改革被順理成章記入了《楚語》。司馬遷作《史記》，又在《曆書》中複述了一遍。

從改革的舉動看，就是帝颛顼讓他的兩個孫子重氏與黎氏整頓宗教秩序，讓重氏分管神治系統，黎氏分管人治系統，務必使這兩個系統能夠隔絕開。

所謂“絕”，就是斷絕、禁絕。絕地天通，就是讓鬼神事與人間事相斷絕而互不通。當然這隻是明面上的說辭，更為瑰麗的想象則來源自楚昭王，這位大王認為絕地天通使凡人不能拾階而登天，果然是很爛漫。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曾記錄有衛獻公說的一句話，“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可見後世政府已經把國家最重要的兩方面大事有意識進行了區分，行政權交由宰相而祭祀權專屬于國君。但這樣的常識，武丁王卻無福得享，需要艱苦謀求。

從甲骨蔔辭看，商王室在祖庚、祖甲時期已經逐步占據了祭祀的主導地位，并在持續削弱着貞人占蔔的話語權。因此，打破貞人集團對祭祀與行政的共同壟斷，應該是絕地天通改革的真正使命。

根據《國語·楚語下》，帝颛顼之所以厲行改革，主要為解決八個方面的問題。總結一下，可以概括成三類。

一類從整體出發，認為人間系統與鬼神系統混在一起（“民神雜糅”、“民渎齊盟”、“民神同位”），容易滋生出名詞指稱不清（“不可方物”）、祭祀威嚴感不足（“無有嚴威”）、享受放蕩無度（“蒸享無度”）等問題；一類從鬼神的角度看問題，認為說民神雜糅會讓鬼神以為人類輕慢于它們，并因此讓好東西不降世（“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災異不預警（“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還有一類從人民群衆的角度考慮，認為鬼神的祭典過于普及（“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會讓人民群衆迷失，喪失對于真正重要事務的關注（“無有要質”），而且耗費太繁、徒耗民力（“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此外，鬼神的有些做派，被人民群衆學了去（“神狎民則”），也實在不方便管理（“不蠲其為”）。應該說，這番總結相當周到，而且務實。

這其間的義理當然不是上面這寥寥幾句話就能窮盡，但文不蔓枝，迳引前輩大哲的結論來綜述其要義，“雖然巫觋是能溝通神人的角色；而絕地天通，記載禁止巫術的泛濫，使天與地各就其位，神、民分開，不至于混亂不清。這是‘絕地天通’一語的真正意義。《呂刑》說‘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絕地天通是對付苗民的一種手段，劃清神與民的界限，可以看做古代一種宗教整肅運動，目的在消除‘家為巫史’的習俗。”（饒文）

綜上，可得兩條結論。其一，絕地天通乃是武丁王與帝颛顼借口對民人習俗革陳除弊而聯手推動的宗教改革運動，其真實目的在于打擊貞人集團對于國家祭祀與行政之權的壟斷。自武丁後，殷商再未出現像伊尹、巫鹹那樣的權相，而隻剩下傅說、微子這樣的世俗臣子。其二，絕地天通同時消除了“家為巫史”的景象，為西周宗法制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重、黎絕地天通

周人所謂宗法制，即“以長嫡子主祭，此主祭的嫡長子即祖宗一脈相承而不亂的象征，故即為其他兄弟所尊。既為其他兄弟之所尊，便須有保育其他兄弟的責任。這一套規定，即謂之宗法。”（徐複觀《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可見宗法制的基礎在于對家庭成員的有序安排。

夏禹王變公天下為家天下，但是家天下并非隻是把王位傳給兒子那樣簡單，父死子繼隻是一顯征。這個制度如果僅限于此，那麼就過于簡陋而容易被傾覆，比如太康失國而被後羿與寒浞代之。既然是家天下，那一定是一個家，而不是一個兒子的問題，須得對家中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統籌安排。

封建宗法制妥善地布置了自己的兒子和兄弟，使之形成對于嫡長子的拱衛，在實質意義上确保王家對于國家的政治控制，這才是家天下。

宗法制的基礎在于家族，形成家族的核心則在于家長的責任。而“夫人作享，家有巫史”的制度，将神直接推到個體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一切衆生原子化，衆生以個體身份直面神明，接受懲罰、獲享榮光，這是契約式的人神關系。這樣的安排，直接威脅到宗法制的家族基礎。

所以，中國的路徑是，面對天災，感受到老天爺的責備，罪感的處理方式是責任式的。人群被護佑在家族之下，君主（大家長）站出來接受譴責，便與其他人無關，“萬方有罪，罪在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可這樣思之，一個令人恐懼的結論便自然得出現在邏輯的盡頭。在殷商方國秩序解體走向西周封建秩序的過程中，華夏大地上俨然存在一個異質的文化系統極為活躍，并一度與周人的宗法制度相與颉颃。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絕地天通别有内情？

鬼方就是雅利安人？

5

到目前為止，本文已經發掘出了若幹線索。

一是殷高宗武丁年間曾經發動過一場劇烈的政治變故，此一變故為堯舜以來八百年未有之變局，經此事變，貞人集團完全隕滅于國史；

二是利用楚簡，探明盤庚遷殷前後，正是帝颛顼活動的區間。此人在武丁之世，與武丁聯手實施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可見打擊貞人集團的鬥争，不僅是單純的政治博弈，還牽涉到了意識形态的大問題，乃是一個系統複雜的行動矩陣。

三是自武丁後，世俗王權漸為中國政治的主流，而民間意識形态也轉向世俗化。

四是在殷商“比九世亂”之後，中國大地上似乎有一股異質于華夏的文化，在與商周族群争奪中國之民。

言而總之，商王與貞人一役竟冥冥中影響了中國文化命運的走向。

茲事體大，不可不慎察。我以為，要探明這個大問題，還需回到帝颛顼身上。原因有三：

一是此人主導實施了絕地天通，而其執行者正是他的兩個裔孫，可見此事不得假手于外人；二是此人生存上限不限于盤庚遷殷，那麼遷殷之前，中國的混亂境況他就是唯一的目睹親曆者；三是帝颛顼作為楚人的首領，而商王武丁委之以重任，此間必有非他莫屬的理由。

這三條原因又可以總為一個猜測，即帝颛顼不但是這股異質文化的知情者，而且還是受害者，甚至就是親曆者，但卻不是發動參與者。武丁之委重任，正是看中颛顼的這多重身份，同時，兼顧楚族的難言之隐。

全因這股禍水不在别處，正在楚室蕭牆之内。不是别人，正是其孫黎氏的妻子，帝颛顼的孫媳婦女隤。

事情還得從一樁詭異的聯姻說起，《大戴禮·帝系》載，“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産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芈姓。”據安大簡，陸終即祝融，而祝融即黎氏。他是帝颛顼的裔孫，而他的夫人女隤出自鬼方。

王國維曾經評論，“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其見于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号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

鬼方是不是後世的匈奴、狄，這個姑且不論，本也是筆糊塗賬。但其族活躍于西北邊陲，從來沒有疑義。

董作賓考察後曾說，“鬼方之見于載籍者，曰《易》曰《詩》曰《竹書紀年》。”現在的疑惑是，西北的鬼方族怎麼會把妹子嫁到江漢的荊楚去？這數千裡之遙的兩個方國又是如何保持聯絡的？最要命的是，這個鬼方正是史籍中連篇累牍而不絕于書的“高宗伐鬼方”這一大事件中赫赫一方主角。

武丁時期，征伐并不鮮見。但伐鬼方，卻是用兵最勤、耗費最钜、決心最大的一役。《易傳》評論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憊也。”

按照由甲骨文編成的殷曆譜，殷高宗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朝廷獲報鬼方與土方勾結，從東西兩面同時進犯（“鬼方亦牧我西啚田”）。經過九個月的動員準備，殷高宗三十年春，戰争正式在内蒙、河套地區打響。

進行到夏季，戰争漸趨激烈，七、八、九月，殷商軍隊尋到鬼方主力，伺機決戰。三個月間，甲骨文中所記載的登兵記錄已有七次之多，發兵合計則達到二萬三千人。甚至連王後婦好，也挂帥出征，“貞，王勿乎婦好往伐鬼方”（《庫》237）。

婦好墓出土的三聯甗

出土時裡面有人頭

聚殲鬼方主力後，商軍繼續對鬼方殘餘執行清掃行動竟達兩年之久。至殷高宗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甲骨文出現鬼方冊俘的記錄，表明戰争正式結束，前後曆時三年零九個月。（李濟《殷商時代的曆史研究》，下引稱“李文”）

李濟先生對此評述道，“殷商時代的鬼方與蹂躏印度土著文化的阿裡安民族以及征服兩河流域的迦塞族有極相近的文化上的關聯，并且有可能有些血緣關系；他們雖沒有文字，卻擁有很進步的戰争武器，包括各種不同的青銅長兵和短兵，并具有駕車馬的本領。他們的經濟以畜牧為主體，所以他們逐水草而居，有極大的流動性。”（李文）

文中所說阿裡安即雅利安，雅利安本不指稱族群，但印度貴族及伊朗高原諸族曆史上存在一個共祖，故後世将其冠在種群之前充當名稱。

在《關于殷商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評述》一文中，李濟先生根據楊希枚對安陽出土頭骨的科學研究，發現侯家莊出土的人類顱骨中存在類高加索人種的頭骨，為此推論增添了一些佐證,并進而揭示出此一役的重大意義：

“在這一時代，中國民族在西北邊疆打了一次勇敢的、勝利的自衛戰；把一強大的敵人不但打敗了，并且打服了。這一戰奠定了殷商時代二百年的文化生活，為東亞一帶及太平洋區域的全境建立了一偉大文明的新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後起的周代，更發揮了形成時代的中國民族之建設精神，為人類創造了人本主義的人文社會一系列最早的模式。”（李文）

《漢書》評論高宗肜日說，“内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有意無心之間，道出了武丁鐵腕謀國的雄主作派。

鬼方一西陲部落，竟然能夠遠嫁婦女至“居國南鄉”的荊楚，其處心積慮，實在令人思之悚然。而“九黎亂德，民神雜糅”的混亂圖景之所以會現世人間，恐怕也是鬼方數代經營之功。

倘使李濟先生推測确當，鬼方與雅利安人或迦塞族“極相近”。那麼，與商周族群暗流角力而争奪東亞人民者，竟是雅利安、閃米特之異種，亞伯拉罕之餘緒，這不由得不讓人感到萬分的驚詫怖懼。誰能想到，遠在3300年前，華夏各族竟然險些像印度一樣被雅利安人征服。

事實已如此駭人聽聞，那何妨再作臆測。帝颛顼受托革新，當頭要處理的就是家中這位鬼方族的孫媳婦。女隤操行如何雖于史無征，但敢遠嫁千裡，未必不是奇女子。鬼方浸侵中夏，使家有巫史，其逆流之勢眼見坐大，女隤恐厥有隐功。

楚室自迎新婦，是福是禍，冷暖當自知。而殷商朝政操于貞人集團之手，率民事鬼，與鬼方有多少同聲相應則不得而知。

國家比九世亂，都城五遷、國人受殃的混亂不堪，帝颛顼又是親睹親曆之人。因此，不管是出于文化自覺、傳統慣性，還是人性本能的抵抗。于情于理、于國于家，帝颛顼都有撥亂反正的沖動與訴求。

此時，武丁王的信任及對楚族情面的照拂，足以讓年邁的颛顼大承知遇。故在改革開始之後，命黎氏專治人間事以清理門戶，既承了商王的情，又掩了自家的醜，還忠了國家之事。而重孫季連則選擇了盤庚的孫女、武丁王的侄女妣隹婚配，這既是商王室與楚室結下的革命友誼的延續，也是楚族政治站隊的最終結果。

由此可以想見，武丁即位後，面臨的局勢必定極端複雜。貞人集團操持權柄；群臣百吏未得其佐；外朝諸侯鹹莫來朝；國人百姓不蠲其為；更有域外鬼方所圖甚深，與方國聯姻通盟，或有與貞人集團之輩酬酢唱和則更不堪細想。

在這種情況下，雅利安、閃米特之屬犯境，他們“割裂代際、泛化罪感、認主獨一、攻乎異端”的族群觀與宗教觀亦必然對武丁王形成極為猛烈的精神沖擊，長此以往，移風易俗不是危言聳聽。

此時的商王武丁唯有高揚起祖宗宗族的精神以抗衡，告廟貞蔔時，所告先公遠及王亥、上甲、示壬，先王則自成湯以下靈位，更是大半都接受過伐鬼方的上告。全因他面對的敵人，不隻是有形的敵人，更已是無形之敵。不僅殺身，更要誅心。無怪乎高宗具龍象力、發大誓願而行霹靂法，對鬼方犁庭掃穴、趕盡殺絕。而攘外安内原是一體，眼下這内外交困的局面，怕是“季孫之憂，不在颛臾，而在蕭牆之内”。

所幸中國誠為“皇天眷佑”（《尚書》語），鬼方欲圖謀之，盤庚王便終結了“比九世亂”的動蕩，毅然遷都。而武丁為雄主，傅說、婦好、颛顼輔佐之。山戎欲圖謀之，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烏桓欲圖謀之，而曹操官渡得以畢其功于一役、“鞭撻宇内”。氐人欲謀之，而謝安才兼文武，志存匡濟，“勍寇望之而土崩”。

經此一役，殷道得以重光，華夏危然高峙。可惜戰後，王後婦好受戰傷累及，死于分娩，不得入兆域；而帝颛顼隐于甲骨間，千載不為後世所識。倒是“小邦周”自此定下了“貶戎狄之俗”的國策，得以在200年後順利翦商，讓人長太息而意難平。

各位看官，這一回說的是武丁王澄清宇内、帝颛顼絕地天通，八百年現未有變局、三千載開禮樂華夏。正是：

百代皆行殷制度 一王而為天下法。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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