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學習法律但并沒有成為法律服務從業者的數據分析專業人士，我自己一直對于很多人常挂在嘴邊的“法治”一說覺得有意思。現代的法律概念的定義與拉丁文裡的公平正義基本是同義的。那麼依照法律治理的基本意思就是，一切人的行為與權利義務均需要按照立法意義上的法律規則來衡量和裁斷才是真正的公義。這裡大概包括了幾樣事情：一是經過代議機構以公開提案、讨論、表決的方式确定的規範；二是可由依法設定的司法機關加以判定和裁斷的事項；三是沒有例外地适用于在同一情況下的所有人。說定義也不算複雜，但是要在實踐中做到卻不容易。

掌握了一定行政資源和權力的部門很容易自己願意設定規範，并以此作為基本準則，其實行政規範從層級來說不算法律，而屬于接受法治規範的對象之一，而且大部分以行政程序宣稱的服務目标因為針對行政相對人作出，按照法治原則應當成為具有約束力的約定義務并确定在不能實現情況下的違約責任方為算數；其次妨礙法治原則的普遍約束力的主要因素在于行政相對人的身份差異及與此身份相關的與裁判者、與裁判關聯者甚至立法者的權力距離，換句話說法治能不能實現的關鍵在于是否能消除行政相對人中的特權者和對有權者的制約；最後法治規則要求保證司法機關具有對一切法定争議事項的裁判權。而在今天，法治規則受制于過多的實際發生作用的行政規範、基于所有制差異形成的法人身份差異和關于司法權力作用範圍的争議。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遇到的國内外專業人士、法律界内外人士、在政治意義上和在學術意義上讨論的人士，其實大家說的法治概念很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盡管大家都在說同一個詞彙。

用大量手續限制或者弱化了法律主體本有的法律權利，尤其這些手續是行政手續則其合法性就值得懷疑，因此在今天的“放管服”改革中進行的大量簡化手續的措施是符合法治大方向的，手續證明應該更清晰全備地投放在執法與行政部門在進行限制公民或者法人權利的時候，這個時候出示包括法律依據、受限制人信息及其理由的法律手續就非常必要，而不能僅僅以領導或者機關權威性本身作為限定權利的理由——在法治的語境裡，手續主要用于限制權威動作。

在法律領域存在大量法言法語，普通人也看不懂，但是這些說法在法學界或者法律界往往大家有相當共識，至少經過立法機關的多重讨論，最後也有專門的法律服務人士提供诠釋或者專門的輔助應用。政策規範文件的産生則要靈活得多，數量也大得多，因為在中國政府管的事情多，領導人講的新詞也多，因此政策規範裡充斥着大量沒有共識内涵的新詞、符合一段時間行政時尚的術語、表示領導某一段時間講話精神的縮略語，這些大家其實都不怎麼看得懂，也可能理解上不一緻，但卻成了文件内容。這使得政策文件領域充滿了含義多端、超越法律授權精神、提供資源使用彈性空間、不需要承擔持續公共責任的誇張承諾，政策語言變成了比較法言法語更不容易懂、專業服務覆蓋不充分、也是變化最頻繁的語種。在一定程度上，政策本來是輔助和支持法治精神落地的，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政策精神要麼超越法治精神，要麼虛化甚至架空了法治規則。

通常誰最該多說法治？立法機構，因為要強調法律規範的嚴肅性、普泛性和權威性；司法機構，因為要在沖突情形下裁定誰是誰非；律師群體，因為他們代表了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去尋求法律的救濟渠道和司法救濟。今天這些主體的法治音量還不夠大，而音量夠大的可能本來是法律治理的權威對象。當一些領導高喊法治，又在做着“一企一策”、“親自過問”、“雷厲風行”的操作但民衆卻對“新官不理舊賬”、“縣官不如現管”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就對這種權威主導的新政氣象變得又愛又怕。在規範日益繁密的今天，法治與現實的距離到底有多大？盡管在法律上說“所有制中立”，但在真實的貸款額度流向、能夠保障的資源使用上所有制差異體現得那麼明顯的時候，法治原則裡的平等觀如何從說法裡體現到做法裡？法治應該讓最弱的話語權強化一點，讓最強的遊戲玩家的強勢收斂一點，否則人們會因權勢領域的馬太效應而失去正直的信心，我們現在的信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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