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早8點50，準時從新媒體大廈出發，目的地：港中深！”

注視着微信群裡的通知，我才意識到距離自己上一次去那裡已經很久了。有多久？隻記得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剛剛“去籌轉正”，開啟了面向全國文史類及理工類考生的招生活動，“草創”團隊風塵仆仆地往來于深圳和各地招生點之間，為開學做最後的準備。

哦，那是2014年。

彼時的“港中深”對于内地高校來說，如同從天而降的“異類”。什麼“學院 書院”雙軌制、全球遊學課程……無不刷新着大家的認知。尤其是“港中深”的四大書院，令人不禁遙想牛津、劍橋的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ege），甚至是《哈利·波特》裡的霍格沃茨。徐揚生校長在那次專訪中如此形容書院：一個學生考入“港中深”，在“學院”這個坐标系上可能被劃入經管學院，而在“書院”這個坐标系上則可能成為逸夫書院的一分子。

想到這兒，汽車發動了。

實際的情況是，既沒有貓頭鷹銜來的入學通知書，也沒有離譜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以及通往魔法學校的特快專列，代之以入校采訪必須履行的線上報備流程和疫情期間更趨嚴格的健康申報。從福田區到龍崗區，隻有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而從“想象書院”到身臨其中卻隔了整整8年。

在“港中深”傳訊與公共關系處的老師引導下，采訪團隊得以飽覽校園風光：這裡建築已成規模、功能設施完備，早已不是當年光景。一群人也越來越抵近此行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書院。到底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這個問題對于這次采訪來說并不是無關輕重的因果戲論。畢竟，在世上還沒有香港中文大學時，書院已經是個綿延了上千年的概念，且早于前者而在香港發展。

上世紀中葉，錢穆與唐君毅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其教學宗旨在于“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宋明書院講學精神”無疑代表了古典主義的人文教育理想，國學大師以中華文化“存亡繼絕”者自任的使命感可見一斑。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合并而成香港中文大學，弘揚中文學統的理念情懷便融入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六字校名及“博文約禮”的四字校訓。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這句新亞校歌形象道出了書院“筚路藍縷”的早期發展史。如今，書院制不光在香港高校中獨樹一幟，在“港中深”的内地辦學探路中亦“開枝散葉”，衍生出“港中深”逸夫、學勤、思廷、祥波四大書院。正如“港中深”協理副校長、學勤書院院長顧陽教授所言，除了字面上所蘊含的古典意義，“書院”對應的英文單詞是“College”，其内核實為現代大學教育的一種組織模式。

不斷“重啟”的人生

得知顧陽教授曾就讀于美國康奈爾大學，我問她是否體驗過西方的“College”教育，她坦言康奈爾大學沒有“書院制”，卻有兄弟會、姊妹會之類的校内組織，有點學生自組織社團或社群的意思。即便是早年在内地生活、求學的經曆，也與“書院制”無緣，直至她執教于“香港中文大學”。

上世紀50年代，國運新開，無數“小我”的命運軌迹随時局調整而不斷轉向。顧陽作為上海交通大學的教職員工子女，受交通大學“西遷”（1955年，由于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需要，同時為了改變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現狀，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内遷西安）的影響，随父母遷居西安，開始在那裡繼續學業和工作——請注意，在那個年代，這兩件事通常不是先後關系而是同步關系。

在陝西，顧陽一邊上學，一邊在渭河邊上的工廠上班。後來，她作為“技術骨幹”被派到浙江嘉興的一家工廠學習電容器生産技術，在那裡還帶過學徒。當她回到原來的工廠，年紀輕輕就已跻身廠裡第一批“老師傅”之列了。

不知是天賦使然，還是家庭影響，顧陽對語言學習有一種莫名的興趣，無論是方言還是外語。她每搬遷到一地生活工作，必以掌握此地方言為了解此地文化之始。每天工作之餘，她都會守在收音機旁聽英文廣播。“那時上海廣播電台每天播3次英文節目，如果是早班，就晚上聽。中班的話下午聽，夜班的話中午聽。”那個時候學習英文，在外人看來總有幾分“奇葩”。顧陽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隻是不甘于自己的人生“就這樣了”。

1977年，恢複高考。顧陽憑借前期練就的英文聽力，很順利地考取了西安外國語大學。大學4年，她接觸到許多聞所未聞的課程，對其中一門 “理論語言學”的選修課尤其感興趣。為了最終能進入高校工作，也為了見識一下國際上相關領域的研究水平，大學畢業後的顧陽選擇繼續深造，申請公費留學。此後，也便有了康奈爾大學6年的碩士、博士生活，以及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任教的經曆。“我的人生一次次‘從頭開始’，從一地到另一地，從一種文化跨越到另一種文化。”顧陽感歎。

▲協理副校長 學勤書院院長 顧陽教授

沒有“分院帽”的四大書院

如今，“港中深”的學生想要體驗跨文化生活，不必再去步顧陽教授從東到西、從大洋此岸到彼岸的“後塵”，在書院中就能獲得。

2014年，顧陽加入“港中深”的籌備工作。經過兩年多的建設，這裡已先後創立了逸夫書院、學勤書院、思廷書院和祥波書院。在“港中深”，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都擁有雙重身份。老師在被大學錄用的同時，還受聘于某個書院；學生在專業上屬于某個學院，在日常生活、社團活動和社群認知上則屬于某個書院。

沉迷于《哈利·波特》系列小說、電影的小夥伴當然記得一個情節：在霍格沃茨入學典禮上，決定未來魔法師歸屬于哪個學院的既非院長亦非考試，而是一頂有生命力的帽子，它根據每個人的個性（有時候會考慮個人的強烈意願），将他們安排在格蘭芬多、赫奇帕奇、拉文克勞、斯萊特林四個學院中。在“港中深”，沒有“分院帽”，但類似的機制是存在的，在學生申請加入某個書院的同時，該書院也會反向選擇他們。

顧陽曾在“港中深”校刊《神仙湖畔》上撰文指出，因應現代大學為社會發展作育人材和提供新知這兩大使命，“學院 書院”育人模式體現了一種“分與合”的關系。作為18世紀以來科學進步與知識結構日趨細分的産物，負責專業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院系”體現了“分”的概念；“書院”将不同專業、不同背景的師生彙聚在一起，提供跨學科跨領域知識共享的平台，以及不同觀點碰撞融合的環境，體現了“合”的概念。背後是大學辦學追求學術卓越與精神生活的統一，培養兼具良好專業技能與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理想。

對于“港中深”的學生而言，老師不隻是一個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形象，更是一個鮮活而立體的“全人”。教師在傳授學業知識之餘，深度參與書院形形色色的興趣活動、創意課程、主題講座，以不同于課堂交流的形式，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塑造他們的志趣性格。他們融入書院，甚至是長期住在書院，見證并參與學生的成長，更像是學生日常可觸可及可感的“益友”。

思廷書院裡的“文藝女神”

“海納百川福澤新民，思容萬象慈沐學廷。”老遠就能看到這副用隸書寫就的楹聯，其中暗含了思廷書院之“思廷”二字。步入書院，除了一間間本科生、研究生宿舍在勾起你的校園記憶，公共廚房、公共餐廳、洗衣房、通宵自習室、放映室、閱讀室、鋼琴房、舞蹈室、繪畫室、書法室、斯諾克室等功能各異的空間，也将颠覆你對大學宿舍的舊有認知，為居住空間注入了更豐富的社交功能與精神内涵。“思容萬象”，此言不虛。

書院的各類空間是靜态的，文化活動卻是流轉常新的。據“港中深”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思廷書院院長陳永勤介紹，每個書院都有着獨一無二的“院訓”。比如思廷書院的院訓是“道器并重、兼善天下”，旨在建立一個包容、友善、尊重、互信的社群空間，推行知識、能力和價值觀培養并舉的全人教育。

思廷之“思”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三思文化”價值體系，即鼓勵學生在學業中勤思考、在成長中多思辨、在生活中常感恩；二是“MUSE一二三四”活動體系（取古希臘神話文藝女神“MUSE”之諧音），從合一作坊（Unifun Workshop）、不二傾談（Equote Salon），再到三思講堂（Muse Lecture）和四方廣志（Muser Action），其中有培訓技能的小型工作坊，有嘉賓與受衆之間平等對話的小型沙龍，有開拓學生眼界的大型講座，還有最受學生喜愛的外出考察活動。

除了極為豐富的活動，思廷書院還有一套全人發展項目體系，包括思源公益、同舟成長、百靈鳥晨讀、I-Cube文化探索、YU你聽說計劃以及外出交流訪學計劃。通過這些項目，學生們在一個無國界、多元化的思廷社群裡體驗不同文化和觀點的碰撞，還能與院長和院務主任相約傾談聊天。陳永勤每周都會抽出一天，和書院學子閑聊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識及趣聞——他本人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是為“院長世界·觀”。“我不僅是一個教授，更是我們書院的大家長。”陳永勤說。

▲思廷書院院長 陳永勤教授

“蹭吃蹭喝”式的教育也重要

“港中深和港中大的書院制一脈相承。一些人可能覺得，書院不就是宿舍嗎，我們這些跟學生朝夕相處的老師無異于宿管阿姨。但書院制實則是以一種潤物無聲的方式培養學生。”作為學勤書院院長，顧陽會定期出席書院舉行的周會、晚宴、講座等活動，與學生同食同宿，分享人生感悟，用實際行動回應社會上的誤解。

在顧陽看來，“書院制”将各專業領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師和學生融合在一起，讓學生得以接觸形形色色的個性與觀念。課堂上的老師與生活中的老師，無疑散發着兩種不同的“磁場”，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知識，學生們幾乎感受不到淵博學識背後的生活習慣與人格魅力。“在書院，除了由知名教授擔任院長，各專業學院的教師也會被分編到不同書院，擔任書院的學習導師。此外，書院還邀請知名校友、各行業成功人士擔任書院兼職導師。”顧陽希望學生在潛移默化中被感染，最終獲得成長。

聊到自己在康奈爾大學的求學往事，顧陽記得一位教授，追憶自己讀博時實在不知道該做什麼研究。恰巧大學裡流行學生到教授家“蹭吃蹭喝”之風，家宴上師生之間再無各自角色的羁絆，盡可海闊天空地神侃。一次，該博士到一位搞曆史語言學研究的教授家“打秋風”。賓主幾人一頓聊下來，這位博士竟大受啟發，陸續發表了數篇論文，最後還成了曆史語言學領域的專家。“可見，在非形式化的教育環境下，比如書院，更容易點燃學生心中的那把火。”顧陽實則是用這個幽默的案例說明一個道理：想象力和創造力，往往在非功利化的環境中潛滋暗長。

如果說學習導師在延伸着課堂之外的“學業影響力”，書院舍監作為學生的生活導師，憑借自己教育學、心理學等專業背景，以及跟學生的朝夕相處，則發揮着朋輩教育的作用。同時，在董事會、院務委員會、院長辦公室等完善的制度架構之外，書院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書院自治，培養一種貫穿整個求學階段的歸屬感，乃至伴随終身的自豪感。

書院是對社會的提前“預演”

美國教育家杜威說：“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有的觀點更是認為，大學是一個介于學校和社會的“亞社會”。

顧陽把書院教育比作一個“砌牆”的過程。書院老師們的日常工作就是陪伴孩子們成長，就像砌牆一樣，學生獨立思考如何去堆砌，老師作為觀察者、建言者和支持者，跟學生讨論、思辨，這牆是不是堅固，哪裡還有問題，是不是要推倒重來。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是主導，老師僅為輔助。除非學生真遇到難以獨立克服的難題，再去求助老師。

“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且時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提前把一個‘小社會’搬到書院，提前預演真實的社會環境，讓學生面對問題，獨立自主地尋求解決之道。學生可以在這裡不斷試錯，未來試錯的成本就相對低一些。”顧陽說。

在書院的發展中，學生家長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建設性作用。有些家長以各種方式支持學院發展，參加各類志願活動，深度介入書院日常生活、管理之中，俨然已是書院“編外”一分子。陳永勤一方面感謝家長群體的付出，另一方面在跟家長們的私下交流中總在強調“放手”二字。疼愛孩子是人之常情，中國父母習慣于“保姆式”養育，想做到“放手”又談何容易！

面對心存“執念”的家長，陳永勤總是聯系身邊的一些教育現象，談到“不放手”導緻的諸多問題：輕則“老長不大”，生活不能自理；重則受情緒困擾，緻使學業受阻。陳永勤以自己成長、求學的經曆現身說法，認為家長隻要盡力确保孩子的三觀正确（value，做好人）、懂事識禮（manner，會做人）和求知好學（learning）足矣！應放手讓他們去摸索、尋找并發現自己人生的目标、意義和道路。此外，在孩子一天天成長為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社會精英的同時，家長也隻有終身學習、不斷精進，才能維持有效和良好的溝通。“書院除了為孩子創造一種獨立思考、自我負責的内部環境，還将這種理念向外部輻射，影響更多家長，乃至整個社會。”他覺得這才是書院推行“小社會、大課堂”全人教育的題中之義。

當新冠疫情在美國肆虐的時候，古依凡已經拿到美國高校的錄取通知，在大洋彼岸待了一段時間了。無處不在的疫情隐患，政府防疫舉措的失當，帶給她強烈的無助感和孤獨感。經過一番考慮，古依凡決定通過“港中深”招收“海本生”的途徑，回國重新開始求學之路。因為晚了一個多月入學，錯過了迎新，她感覺自己就像“插班生”。

“思廷書院包容、友善的社群氛圍，為我帶來了歸屬感。我加入了書院籃球隊，球隊力争上遊的精神鼓舞着我，讓我的大學生活慢慢步入正軌。大二期間，我還有幸成為書院的學生助理，積極參與到書院的各項日常管理工作中。我逐漸對書院的院訓及理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加認同。”難以想象入學時的古依凡，眼前的這個短發女生無疑透着自信。

全人就在“燈火闌珊處”

在現實中，全人教育可以是一個口号，也可以是日複一日的踐履。“港中深”推行的書院制全人教育，無疑是後者。在顧陽看來，推行全人教育的出發點，是對學生作為多維存在整體的認識。現行專業分科将學生對于世界的認識分割成無數碎片，必将導緻學生的片面式發展。“港中深”推行書院制，就是要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學生開拓新知識新視野，将世界還原為一個整體，将人塑造成一個全人。

“在書院日常的教育工作中，我們把學生當成一個蘊藏着無限可能的生命，在适當的時機加一點‘水’進去，至于什麼時候開花結果，難以用功利的眼光去預測。我們希望當學生在蓦然回首書院生活時，會發現某種力量、某種意義就在‘燈火闌珊處’。”顧陽說。

采訪結束，當我再次打量這座集合了深港兩地之力創辦的學校時，又想起新亞書院校歌裡的那句“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為社會培養“道器并重、兼善天下”人才的抱負可謂廣大，不以短期功利主義心态對待教育對象，假以時日，靜待花開，必将收到“生成”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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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晶報APP

統籌：李岷

記者：魏鼎 戴潤超 鄧朗

制圖：勾特

編輯：李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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