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檀木柄大紅缂絲蘭蝶扇。

清末北方兒童戴的虎頭帽。

在節氣更叠中，作為北方夏季降溫用工具的扇子被中國人用文化裝點，成為藝術載體。

在遼地的節氣輪換中祈福求安，老虎被賦予了神秘力量。

朱忠鶴 攝

提 要

地處遊牧、漁獵和農耕文化交織地帶上的遼地，具有民族多樣、文化多元的特點，但同時，因為文化上的“多元一體”，遼地又與中原地區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色。不論是在距今幾百年的《燕行錄》裡對遼地的風俗記錄，還是《柳邊紀略》中對東北地區地理空間的描述，抑或是《遼左見聞錄》裡對風俗場景的呈現，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映射在二十四節氣上的遼地民俗活動，既具有一脈相承的特質，也擁有獨具一格的品性。

相同中又有所不同的文化特性

有人說，遼甯地形宛若一隻揮動着兩翼的巨鳥，背靠沃土，迎風舞動。

事實也是如此——遼甯東、西兩側密集丘陵與山地，好像一對舞動高飛的翅膀;中部一條南北走向、廣闊肥沃的平原，似巨鳥的輕盈軀幹;南部2000多公裡的漫長海岸線，為巨鳥翺翔天際提供了廣袤無垠的空間。

遼甯，作為世界上第一隻鳥起飛的地方，其具象的地形和地勢無疑為這隻鳥做了最為形象與生動的注解。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遼甯行政區域地圖還似距今五千多年、具有“中華文明曙光”意涵的玉熊龍(出土于紅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遺址)的造型。踏着遠古與文明的足音，遼甯從曆史深處走來。

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皆具有“多元一體”的特質。作為萌發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距今五六千年的紅山先民祭祀遺址、神廟遺址和由石塊壘積而成的積石塚都閃耀着文明的光輝，尤其是積石塚内的陪葬品絕大部分是制作精美、造型抽象的玉器，更讓學者判定包括遼甯在内的西遼河流域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幾千年來的紛争與叠代，讓雄踞東北南部的遼甯時而囊括在大一統的王朝裡，時而成為北方民族建立起來的王朝的一部分。在曆史這個大熔爐中，遊牧、漁獵和農耕文化在遼沈大地交織，不同民族在這片黑土地上交融，再加之作為溝通中原與東北的重要走廊通道，遼甯在文化屬性上，既有與中原一脈相承的底色，也有獨具一格的地域特色。

僅以位于北鎮市的醫巫闾山為例。醫巫闾山的名字，與先秦時期的“幽州”息息相關。《周禮》中就曾記載：“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巫闾”。作為醫巫闾山神祠，北鎮廟始建于隋文帝時期，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在此後1500多年的時間長河裡，北鎮廟的祭祀儀式幾經變換。在北宋與遼對峙期間，醫巫闾山和北鎮廟在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遼國的疆域内，雖然如此，但當時的北宋皇帝祭祀仍沒有放棄對醫巫闾山的遙祭，隻不過慶典不得不安排在北嶽廟(今河北曲陽)代為舉行。此種牽絆，可見一斑。

獨特的節氣風俗具有“遼地味道”

在具有同一文化底色的基礎上，遼甯在民俗和節慶活動上也有很多獨特之處。

由乾隆欽定書名、阿桂等人編著的《滿洲源流考》是一部民族志史，是研究東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典籍，其中，所記錄的一些地方民俗就具有地域獨特性。

《滿洲源流考》記錄了滿族人獸骨遊戲的玩法，“舊俗以蹄腕骨随手攤擲，視其偃仰橫側為勝負，小者以糜，大者以鹿，瑩澤如玉，兒童婦女圍坐擲以相樂。以薄圓石擊之則曰帕格。”這種遊戲被東北人叫作“玩嘎拉哈”。

說到獨特處，在遼甯一些農村地區，農曆正月二十五這天的“填倉”習俗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一天，清晨早起的農民會用草木灰圍攏出一個又一個大小不等的圓圈，然後在圓圈中放上五谷雜糧，祈求新一年的五谷豐登，糧食滿倉。

不僅如此。

無錫人王一元出生于清順治年間，他在27歲那年來到遼甯，并落籍鐵嶺。後來，他将在遼甯地區所見所感寫成《遼左見聞錄》。在《遼左見聞錄》中，王一元就曾記錄下上元節，也就是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天，一種叫作“抹畫眉子”的節日風俗。這天，少年們會用油和煤炭調制成黑色，然後趁人不備，将這種黑色顔料塗抹在别人的臉上，笑稱“抹畫眉子”。

如果說滿族百姓中流傳的日常遊戲能在一定程度代表地域特色，那麼，記錄在《滿文老檔》等曆史文獻中的文字則可以反映當時皇家在二十四節氣中的活動。

沈陽故宮博物院副館長李理表示，雖然誕生于東北白山黑水間，但由于與中原地區有着密切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所以在很多與節氣和節慶相關的民俗活動上，當時的後金人與中原人基本保持一緻。

比如，每逢二十四節氣之一的清明節，皇族也會慎終追遠，祭奠先祖。《滿文老檔》曾記載，由于缺少紙張，當時的努爾哈赤還曾下禦令，要減少在清明節這天燒紙數量。

再比如，随着後金軍一路勝利，後金将都城遷至現在的遼陽市。《滿文老檔》曾記錄，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晚，努爾哈赤和後妃在遼陽城牆上觀看燃放煙花，這說明，元宵節燃放煙花也已經成為後金人的節慶活動了。

作為清官修東北地方總志，《盛京通志》是一本反映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前東北地方史的重要文獻，内容豐富，史料充足。《盛京通志》記錄了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天，盛京城百姓到城隍廟參加廟會的盛況。

元宵節這天，現在的沈陽中街(當時被稱為“四平街”)會舉行大型燈會。對于燈會的人聲鼎沸，晚清名士缪潤绂在《沈陽百詠》中用“懸燈結彩供三官，鐘鼓樓頭起壯觀。絕似東洋開蜃市，雲霞出海散春寒”這樣的詩句來描述。

多數節氣風俗與中原保持一緻

獨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獨特的區域文化，但同時，頻繁的民族交流與交融又讓文化底色趨于一緻，這些在節慶及與二十四節氣相關的民俗民情中有所體現。

因一衣帶水，在明清兩朝，朝鮮曾派多批朝貢使團來中國，這些人在朝貢路上的所見所聞彙集成書，統稱為《燕行錄》。《燕行錄》裡就有對當時遼甯地區民俗民風的記載。

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朝鮮使臣黃汝在回國途中，記錄了當時所見的中國人的時節風俗。比如，“仲春二日，引龍。煎豆餅，熏蟲。春風日為春酒造醯，是月也，晨舉趾會姻”。這裡的“仲春二日”，指的就是農曆二月初二，“引龍”與現在所說的“二月二，龍擡頭”有異曲同工之妙。

《燕行錄》中所記載的距今400多年的“煎豆餅，熏蟲”這一風俗其實在遼甯部分地區現在仍在沿用。

有人認為“龍為鱗蟲之首”，因此，在農曆二月初二這天，遼甯一些地區仍有驅蟲風俗。比如現在的綏中地區在這天就要烙餅吃，有“烙蟲影兒”的說法。

專研民俗研究多年的遼甯大學文學院教授吉國秀表示，在大連部分農村地區，有“二月二，引錢龍”的習俗。這天清晨，人們會用草木灰在庭院裡畫成龍形，龍頭沖大門，然後從龍頭引出灰線至門口，圍繞水缸轉圈，稱為“引錢龍”。遼東一些地區農曆二月初二這天，也保留着這種習俗。這樣的習俗意義有二：一方面是請龍行雲布雨，祈求風調雨順，另一方面則有驅百蟲的含義。

與中原地區相同的節慶民俗還不止于此。《柳邊紀略》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楊賓編寫的一部全面描寫東北地區的地理學專著。這其中，楊賓就寫到了“春節”遼甯地區的風俗。“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通過這句描述可以知道，三百多年前的遼甯人春節習俗與中原地區一樣，也會張貼紅彤彤的春聯，同時也會“歲易新句”。這說明，當時遼甯地區的居民會在春聯中追求新句，祈求新一年新風新貌，吉祥如意。

不止于春節習俗相同，随着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二十四節氣的民俗方面，遼甯與中原地區相差無幾，比如，“立春”這天遼甯人也會吃蘿蔔，俗稱“咬春”;也會吃春餅，寓意着萬物起始，迎接着又一個嶄新的春天。

再比如，端午節這天，遼甯人也會吃粽子、懸挂艾草等，祈求新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在清明節這天，也會外出郊遊，并掃墓祭祖等。

成書于清康熙年間的《遼左見聞錄》就記載了當時遼甯地區的人們在清明節和中元節為家中亡者“送包袱”的民俗，“皆用紙封方廣尺餘，實以冥錢，謂之包袱。上書亡者及主人姓名，焚之門外，親戚皆用之，喪未久者必哭”。

典籍

《陪都紀略》

《陪都紀略》是沈陽地區現存最早的一部志書，作者劉世英也是第一位私人為沈陽編纂志書的學者。劉世英是北京人，字曉棠，号卧雲居士，他“行年未壯，足迹半天下。即經曆于耳目者，必随筆而錄之”。

随着1644年清軍入關後，曾經的清朝國都盛京城就成了陪都。随着“從龍入關”，盛京地區曾一度人煙稀少。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劉世英在盛京生活了六年時間。在此期間，他感到外界對陪都盛京了解較少，于是，他深入四處，遊曆山川，采集群書，編撰了這部《陪都紀略》。當時的“盛京”二字，既泛指整個東北地區，也單指現在的沈陽，在這部《陪都紀略》中，更多體現的是沈陽地區的風土人情、地理風貌。

《柳邊紀略》

《柳邊紀略》成書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是一部全面描寫東北地區山川河流、民俗風情的專著。

《柳邊紀略》中的“柳邊”二字取自“柳條邊”。柳條邊是清廷為了保護東北這塊“龍興之地”，防止百姓随意進山采伐，從清朝初年一直修築到康熙年間的一條邊牆。

之所以取名《柳邊紀略》，是因為作者楊賓将關注重心放在了甯古塔一帶。甯古塔位于現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下轄的海林市長汀鎮古城村。雖然将目光更多放在甯古塔一帶，但楊賓在成書的過程中，也将從京師到甯古塔的見聞記錄在《柳邊紀略》中。比如，他詳細考察了明朝在東北設立的衛所情況，這為後世研究明代衛所設置提供了确鑿、翔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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