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作者漫談之二

張黎明

根據筆者的觀察與了解，目前對《紅樓夢》作者或原作者的考證所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大部分研究者都罔顧《紅樓夢》是一部長篇小說的事實，違背小說必須由小說家才能寫出的常識，常常在小說和小說家之外尋找作者或原作者，因而這種緣木求魚的考證思路和方法，與想要達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馳。筆者認為，如果沒有直接的、有力的、無可争辯的新資料，隻着眼于大緻相似、隐隐約約或一鱗半爪的史料，像目前這樣漫無邊際又随心所欲地考證下去，很可能再過一百年也還是考證不出，究竟誰是隐藏在曆史深處的《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那麼，我們能不能換一種新的考證思路和方法，即從該書的思想内容和藝術成就出發，從文學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寫作的一般性規律出發，畫出作者或原作者的基本形象呢？這樣雖然也仍然很難一下子考證出作者究竟是誰，但至少可以縮小考證的人選範圍，使有關作者的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邁進。

衆所周知，明代是我國小說創作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出現的《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幾部傑出的長篇小說，雖然都反映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但直接從現實生活中取材的還很少。魯迅先生稱為“人情小說”的《金瓶梅》，作為文人個體創作的産物，在我國長篇小說的發展史上标志着一個轉變期的開始。《金瓶梅》雖然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了無情而大膽的揭露，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細節描寫上也有突出的成就，但作者還是借用了《水浒傳》中武松與潘金蓮的故事，作為自己小說全部情節的基礎，同時在小說中也還因襲了《水浒傳》和明代話本小說中的若幹材料。隻有《紅樓夢》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學傳統的基礎上，獨步千古，登上了一個難以超越的藝術高峰，不僅使其成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成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座劃時代的裡程碑。《紅樓夢》是完完全全用現實生活的材料造成的，雖然也确實吸收了《金瓶梅》許多優秀的表現手法，但其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所達到的空前絕後的成就，則是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任何作品都望塵莫及的。因而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評價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

可以認真地想一想，就是這樣一部具有大百科全書性質的，在小說創作上達到了中國文學史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作品，會像一些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出自于沒聽說過有寫作經曆的王孫公子之手嗎？會出自于文學修養不高、粗通文墨的文人之手嗎？會出自于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輩之手嗎？藝術創造的基本規律以及古今中外無數文學大家的創作實踐，都反複地告訴我們，作家的創作能力與作品取得的成就，大緻是對等或者相當的，也就是說，隻有偉大的作家才有可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二三流的文人，寫出一兩篇高質量的詩詞、散文很常見，但很難想象，他們會寫出《堂吉诃德》或者《紅樓夢》這樣的劃時代的長篇巨著來。天才式的作品，一定是出自于天才式的作家之手，就像《戰争與和平》隻會出自于列••尼•托爾斯泰之手，而不會出自于阿•康•托爾斯泰之手一樣。因此，根據文學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的一般性規律，也根據古今中外無數文學大家的創作實踐，我們完全有充足的理由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應該是這樣一個人：

許多研究者在考證《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時，常常按照紅學中索隐派、考證派的思路，隻注意與皇室有密切聯系的那些人，或者從參與過政治鬥争的曆史人物當中去找作者或原作者，而沒有敏感地意識到，這位隐藏在曆史黑幕後面的作者，這位寫出了曠世之作的偉大的作家，首先應該是當時傑出的小說家或戲曲家，而非僅僅是個人經曆與家史同《紅樓夢》有某種相似度的人。再說具體一點，僅僅指出原作者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名士、學者還不夠，而應該對其作出十分具體而準确的定位：他應該首先是當時超一流的小說家或者戲曲家。如果他不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而隻是一般的文人，或與清廷有某種瓜葛的人，要寫出《紅樓夢》這樣的超一流文學巨著，那是難以理解和想象的。忽視作者首先應該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或戲曲家，是紅學界長期以來在考證《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時，出現的一個很大的疏漏和缺陷。說是疏漏，是因為很多研究者忽視了小說創作的一般性規律，以為小說似乎是任何人或者有點兒文化的人都能寫出來的；說是缺陷，是許多研究者在小說家、戲曲家之外尋找作者，結果導緻所“考證”出來的所謂作者或原作者，往往與小說創作實踐沒有任何關系。

衆所周知，小說雖然在古代被視為稗官野史之類，士大夫們認為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它仍然有着區别于詩詞、散文、戲劇、曲藝等其他文學藝術樣式所獨有的創作規律和審美要求。古人說，詩有别才；其實，寫小說同樣也是需要特殊才能的，并非隻要是文人，就一定能寫得出來，而要寫到《紅樓夢》的水平又談何容易。就像雜技、魔術、硬氣功這些民間雜耍，雖然屬于下裡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也為正人君子所不齒，但作為一門複雜而高超的技藝，要完全熟練地掌握其基本技能，仍然需要表演者付出艱辛的努力，某種程度上比練就君子六藝更難。與動辄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相比較而言，篇幅短小、容量有限的詩詞、散文隻是小玩意，而長篇小說卻是鴻篇巨制、系統工程，它因為故事複雜、人物衆多、情節曲折、結構宏偉、包羅萬象等特點，而需要作者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和創造性才能完成。因而要寫出一部十分成功的小說，需要寫作者具有相當深厚的藝術功力，尤其像《紅樓夢》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長篇巨著，隻有具備豐富的小說創作實踐的人才能寫得出來，隻有具備文學天才的人才能寫得出來。同是清代的文學家，蒲松齡是清前期著名的小說家，他的《聊齋志異》堪稱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說集，使短篇小說的藝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以他的水平和實力，寫一部長篇應該沒有多大問題，但他似乎沒有寫過長篇小說。納蘭性德是清前期著名的才子，但他以擅長作詞為後代所推崇，沒有涉獵過小說寫作。方苞是清代中葉著名的文學家，但他擅長的是散文，其散文在當時獨領風騷，也沒有聽說寫出過什麼小說。也屬清代中葉的著名文學家龔自珍，其詩詞、散文都很有名氣，寫作的路子也比較廣，但也沒有寫過小說。以上幾位清代的文學家，都是在某一個或數個領域開拓、具有相當文學成就的名家，都有自己所喜愛、所能得心應手地駕馭的體裁，但他們卻都未從事過長篇小說的創作，說明長篇小說并非是每一個文人都能寫得了的，更不用說二三流的文人了。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頭号巨匠，小說、散文、雜文、詩歌、評論、翻譯等均取得了傑出成就，但遺憾的是他老人家沒有長篇小說，雖然這也不影響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據說他也曾有過寫長篇小說《楊貴妃》的念頭，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約，最後還是沒有能寫出來，說明要成功寫出一部長篇小說，即使如魯迅先生這樣的文壇巨人也并非易事。賈平凹先生是當代著名作家，其作為小說家的功力和成就無人否認，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曾經也出過兩本詩集，據說他當年也對自己的詩才很看重，但誰又認為他會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呢！這表明擅長寫小說的文學家，并非就一定擅長寫詩；反過來也一樣，很多詩詞大家，也未必就能寫出優秀的小說。劉心武先生為何能續寫出《紅樓夢》後二十八回呢（這裡不讨論其優劣問題）？道理很簡單，劉先生是當代著名的小說家，因長篇小說《鐘鼓樓》而得過茅盾文學獎，寫長篇小說對于他來說是專業長項。周汝昌先生是大家熟知的紅學大家，為什麼他續不了《紅樓夢》（其實他是很想續出的），而隻能寫出《亦真亦幻夢紅樓》這樣八十回後故事的梗概呢？道理也很簡單，周先生盡管學問精深，詩詞也很見功力，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他不是小說家，研究《紅樓夢》沒問題，要具體續寫可沒有那麼容易。因而很難想象，一個對小說這種文體缺乏反複訓練、熟練掌握和高度發揮的人，能寫出前無古人、後少來者而又名垂青史的長篇小說。

當然，在所有的文學體裁中，小說與戲劇兩者之間具有很深厚的藝術淵源。首先，兩者在藝術品質和表現手法上有很多相近之處，比如都要有完整而精彩的故事，有複雜而波瀾起伏的情節，都要進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明清章回小說的叙事結構手法、懸念的運用與戲曲的點線結構極為相似。其次，戲曲與小說在題材、素材上經常出現相互為用、互相改編的現象，尤其是小說改編為戲曲，可以說是中國戲曲文學發展的傳統，比如《長生殿》是由《長恨歌傳》改編的，《西廂記》是由《莺莺傳》改編的，更不用說由小說《紅樓夢》改編的越劇、黃梅戲等戲種就更多了。因而可以說，小說與戲曲血脈相連，同源異流，藝術特點相似，創作方法相通，能寫劇本的作家一般也應該能寫小說，或者說劇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時具備小說家所具有的寫作功力，既是小說大家又同是戲劇大家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大有人在。比如，十九世紀後期俄國著名作家契诃夫，還有我國當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都既是成就斐然的劇作家，同時也是十分優秀的小說家。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把小說和戲劇創作高度地融合了起來，做到了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因此，從小說和戲曲相通這一點上來說，我們推測《紅樓夢》的原作者，也有可能會是當時一流的戲曲家，或者說，一流的戲曲家也基本上具備了寫出《紅樓夢》的能力。從《紅樓夢》文本來看，它确實與戲曲有着十分密切的關系，清前期以前的許多著名的戲曲，如《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等劇目中的片段，都在書中反複被賈府的人點唱，并且這些戲曲的劇情和主題，都起到了揭示人物命運、或為後文作伏筆的重要作用。作者非常熟悉一大批戲曲劇目的内容，完全做到了順手拈來、巧妙嵌入，與小說的情節以及所要表現的主題高度契合，渾然一體。《紅樓夢》不僅大量運用了戲曲故事作為素材，而且也确實運用了不少戲劇化的表現手法，使這部小說充滿了非常戲劇化的情節，因而也增強了藝術感染力。

而且，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能夠寫出《紅樓夢》這部鴻篇巨制的偉大作家，也不大可能會終生隻寫出了孤零零的一部《紅樓夢》，而沒有其他作品作鋪墊、作陪襯，就像宋代著名的畫家張擇端，并不是隻畫出了一幅傳世之作《清明上河圖》一樣。從古今中外無數作家們的創作實踐來看，優秀的乃至偉大的作家，其創作都有一個從幼稚到成熟、從數量到質量、從初級到高級的過程，他們不會一下子就達到天才的高度，之前都經過了大量的練習和積累，正是這些準備性的、預演性的藝術創作活動，才為他們日後傑作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很難想象，《紅樓夢》的作者沒有寫過其他的小說或戲曲作品，沒有經過較長時間的藝術實踐和積累，就憑空制造出一部令世人震驚的文學傑作，這不大符合作家藝術創作的一般性規律。我們現在不知道《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還寫過什麼作品，那是因為《紅樓夢》沒有署作者真實姓名的緣故，不知道并不等于其他作品就不存在。

不少研究者認為，《紅樓夢》的作者知識面廣、視野開闊、學問精深，對于詩詞、戲曲、金石、書畫、醫學、園林、飲食、印染等各門學問都十分精通，是一個具備通才特點的大文人。對此，周汝昌先生曾這樣評價曹雪芹：“他是一個驚人的天才，他是古今罕見的一個奇妙的‘複合構成體’——大思想家、大詩人、大詞曲家、大文豪、大美學家、大社會學家、大心理學家、大民俗學家、大典章制度學家、大園林建築學家、大服裝陳設專家、大音樂家、大醫藥學家……他的學識極廣博，他的素養極高深，在他身上儀态萬方地體現了我們中華文化的光彩和境界。”^[8]

周先生對于曹雪芹的評價自然有過分誇大、百般渲染、無限拔高之嫌，但也還是說明了一個不争的事實，那就是《紅樓夢》的作者确實非同一般人。但筆者認為周先生的這一段話也存在着明顯的缺漏，他将所有能奉送給曹雪芹的頭銜都想到了，但最關鍵、最明确、最有說服力的一個頭銜——大小說家——卻沒有，隻說是“大文豪”未免籠統含混。明清時的徐渭、歸有光、紀曉岚、梁啟超都可以稱為“大文豪”，但他們能寫出或者寫出過長篇小說嗎？這個問題也正好印證了筆者前面提出的一個觀點：忽視作者首先應該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或戲曲家，是紅學界長期以來在考證《紅樓夢》的原作者時，出現的一個很大的疏漏和缺陷。的确，除了具備創作本身所需的各種藝術素養和寫作能力之外，《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至少在以下幾方面也同時屬于達人。

一是對于家族内部管理十分在行。根據書中所寫的賈府内部運作情況，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相當成熟的管理思想，熟悉大家庭經營運作的方方面面，并且還具有十分超前的改革意識。在他的筆下，以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為代表的女性主子，構成了賈府内部相當完善和成熟的管理體制，令今人十分驚奇和感慨的是，榮國府中的分層管理機制，居然與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有十分相似之處。如果作者不是對管理十分精通，不是認識和掌握了管理的一些基本規律，如何能塑造出管理達人王熙鳳這樣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形象呢！

二是在哲學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詣。《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但與一般的小說不同的是，它具有豐富的哲學内涵。比如所謂的“正邪兩賦說”，就是作者提高到哲學認識的高度而“總領”全書，寓其以深刻的含義。從這個“理論綱領”來看，作者心目中最為關注的是“人”的問題，人所能發生的作用和價值以及他的命運，尤其是作者高度關切的重大問題。“正邪兩賦說”這一玄思奇論，是作者對人和事物構成的客觀複雜性的哲學認識和解說，作者以這樣深刻的哲學思想，完全可以進入啟蒙思想家的行列。

三是具有十分廣博的曆史知識。索隐派紅學家們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影射清宮秘史的曆史小說，從書中的實際描寫來看，影射說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而且作者也确實采用了不少曆史人物和事件作為素材。但每一個具體的曆史事件的發生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而《紅樓夢》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既能在寫作時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将許多可以作為素材的曆史人物、故事及典故順手拈來，又不拘泥于曆史事件的具體細節，從而讓其故事的發展具有了某種必然性和普遍性。《紅樓夢》超過《三國演義》的地方，正是《三國演義》雖然也是三分真實、七分虛構，但總體上改變不了演繹曆史的痕迹，而《紅樓夢》雖然也采用了很多曆史資料，也可能影射了清廷的權力鬥争，但它并不是曆史小說，從而獲得了很高的審美價值。

四是對于儒釋道都有深入研究。《紅樓夢》所體現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十分複雜，但主要是以儒釋道三家思想作為基石，并盡可能地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作者對于儒釋道三家都各有取舍，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有合理的繼承也有尖銳的批判。從小說中我們看到，盡管人物衆多，關系錯綜複雜，但多數都與儒釋道中某一家或兩家有關聯，人物的語言經常出現儒釋道的專門用語，這種現象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是極為罕見的。

總而言之，沒有淵博的知識積澱和深厚的學術素養，要寫出這樣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小說是不可能的。而對于讀者來說，同樣沒有豐富的人生經曆和審美水平，要領悟這部偉大作品的深刻内涵，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當然，《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并非在所有的領域都是達人，從書中的實際描寫來看，他也有一些寫得不到位或存在着欠缺的地方。比如，從書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具體的商業經營活動不太熟悉，而《金瓶梅》在這方面卻是十分在行、特點顯著。書中“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是專門為皇室采辦雜料的皇商，但書中幾乎沒有正面寫過薛家的人，究竟是如何具體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薛蟠作為薛家的頂梁柱，應該說正面描寫其如何具體經營，對于反映他的能力、性格很有必要，但書中基本上都是一筆帶過，或隻是側面反映一下就放過了。薛蟠的事迹主要是打架鬥毆、争風吃醋，作者把他寫成這樣的人當然沒錯，但他身處皇商之家，能總是不過問、不參與、不經手商業活動嗎？即使寫他在經商方面的低能和愚蠢，對他形象的塑造也是會有幫助的。當然，書中也曾寫到薛蟠外出經商，但作者仍然回避他的“主業”，而反映的是與柳湘蓮如何結拜的事。又如，他對工程建設的實際運作也不太了解。修建省親别院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建築工程，對于賈家來說也是一件頭等大事，要動用很多人、财、物，并且曆時近一年的時間，但對于決策和規劃都是如何做出的，工程究竟是如何實際施工的，書中都是從側面去反映或作概括性描寫，給人的感覺是生活實感差了一些，完全由作家去作藝術性的處理。尤其像對于修建大觀園作出決策這麼重要的事，作者完全避開從正面去描寫，全部過程都是通過賈琏吃飯時，甯府的賈蓉通報消息來側面表現的。賈琏一頓飯都沒有吃完，就聽到老爺們的決策會議已經結束了。如此倉促和簡單的處理猶如兒戲，實在不能不令人驚訝，這會是出現在《紅樓夢》裡面的情節。難道工程決策的重要性，以及對其作正面或細緻描寫的必要性，還不如大夫給秦可卿開出的藥方？其實細究病源就足以說明張友士醫術高明了，再寫出一份并無多少必要的藥方，反而有畫蛇添足甚至賣弄之嫌。

不過，即使存在這樣的小問題，也無損《紅樓夢》作為中國小說巅峰之作的崇高地位，我們仍然充分肯定，《紅樓夢》的作者是古今中外罕見的文學奇才。筆者在此這樣對《紅樓夢》“雞蛋裡挑骨頭”，也無非是為了說明，周汝昌先生一連奉送了曹雪芹十多頂金光閃閃的大帽子，差點兒把他捧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并不是完全恰當和得體，比如什麼大典章制度學家、大服裝陳設專家、大音樂家、大醫藥學家，都令人感到似有若無、大而無當而難以把握，反而讓其喪失了真實感和可信度。

無論是對于世道人心，還是對于黑暗政治，《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都具有極強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認識。

盡管原作者在小說的開頭一再強調，此書“大旨談情”，并不敢“傷時罵世”，但讀者讀完小說，還是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是在刀尖上舞蹈，以血淋淋的故事和情節，大膽地揭露了皇權的罪惡，暴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所謂“護官符”，其實就是封建時代官場的潛規則，做官的不過是“國賊祿鬼”，他們隻為官僚富貴人家效勞，哪管平民百姓的死活。這種一針見血的揭露，充分反映出作者對于黑暗政治具有清醒的思考和認識，因而使這部小說滲透着強烈的批判意識，具有很強的社會認知意義。同時，通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案件和情節，對明清社會的官僚制度、科舉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僵化的理學等，作了全方位、立體式的透視和展示，暴露了整個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揭示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腐朽和虛僞。作者以無比高超的藝術手法，形象地描述并含蓄地告訴了讀者，封建社會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和滅亡，這種社會是沒有什麼發展前途的。然而，作者不隻是繼承了古代的民主思想，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罪惡，他還用超越前人的思想進行創作，同情女性尤其是反對男權思想，贊美男女建立在精神因素基礎上的愛情，這種嶄新的戀愛觀是前無古人的。在此之前誕生的《金瓶梅》，同樣也是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傑作，但這部作品最大的缺陷恰巧是不尊重女性，因而使其在思想性上難以與《紅樓夢》比肩。

歸結起來，《紅樓夢》作者真正的創作意圖，就是要揭露和控訴那個充滿黑暗的社會，把這罪惡的、醜陋的、腐朽的一切展示出來讓人們看。《紅樓夢》的主旨，也不僅僅是“大旨談情”，而是讓讀者思考整個社會之所以黑暗、腐敗、醜惡、糜爛的内部運行機制、外部表現形式和未來發展态勢，并通過這一切讓讀者深刻認識封建社會中後期政治黑暗與腐敗的本質。試想一下，《紅樓夢》的作者如果不了解皇權背後的層層黑幕，沒有對黑暗政治有着十分深刻的認識，要寫出這樣一部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偉大作品，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據此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斷定，《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不會是隻一味留戀曾經的榮華富貴的公子王孫，也不是一般的有着家仇私恨而借小說發洩的失意官人，更不是擅長編造風花雪月的故事以迎合世俗閱讀趣味的末流文人，而是一位對世情有着清醒的認識、具有鮮明的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一位在黑暗中仍然睜大眼睛盼望黎明到來的守望者，一位面對千瘡百孔、腐爛發臭的現實渴望能夠“補天”的創世者。在當時綱常觀念、忠君意識深入人們骨髓的曆史條件下，一個敢于把批判的鋒芒對準封建王朝的文人，會是一般的單純的寫作者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而且還是一位清醒的思想者，是置身于封建社會污泥中的一個觀念超前、驚世駭俗的另類。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基本可以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應該是這樣一個人：他是明末至清中葉一流的小說家或戲曲家，是一位在多個領域都有很高造詣的大學者，是一位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思想者。我們可以把以上這三條觀點，作為認定《紅樓夢》作者的三條重要标準，其中第一條應該為首要基本條件，後兩條為重要參考條件。這就是我們從該書的思想内容和藝術成就出發，從長篇小說創作的一般性規律出發，沿着劃時代的作品隻會出自于傑出的作者這樣的思路，給《紅樓夢》的作者簡筆勾勒的一副肖像。以往好多研究者考證《紅樓夢》作者的主要思路，或者是按家族背景與賈府有相似之處去考證，或者是按人生經曆與賈寶玉有近似之處去考證，或者是按某個曆史事件與書中所寫故事有相似之處去考證，或者是按某處園林與大觀園有共同之處去考證，或者是按某處方言詞彙與書中的用語用詞相一緻去考證，等等，這些思路的确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都是在長篇小說寫作的這個關鍵點之外兜圈子，因而最後都難免陷入盲人摸象、隔靴搔癢和曲高和寡的境地。劉潤為先生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提出過認定《紅樓夢》原作者的三個條件：“一是曾親曆富貴榮華，非如此則不具備封建貴族生活的深切體驗；二是屬于貴族中的‘多餘的人’，非如此則不足以理解并創造賈寶玉的形象；三是必須具備高度的文化藝術修養，非如此則不足以将這些特定體驗升華為藝術創造。”^[9]以文學創作的基本原理來審視，這三個條件除最後一個外，前兩個都似乎站不住腳。試想，照劉先生的理論，等于說莎士比亞要寫出《李爾王》《哈姆雷特》這樣享譽世界的經典戲劇，必須要有當過王子、國王乃至魔鬼的經曆，或者說至少要在宮廷生活過才可以，這顯然不符合文學創作的基本原理。許多研究者大約就是按照這樣的标準去考證，而忽視了作者必為一流小說家這個最根本的條件，結果便找到了胤礽、弘晳、允禵這些清皇室成員的頭上。

因此，尋找《紅樓夢》的作者或原作者，必須打破固有的思維定勢，換一種思路，也就是從長篇小說創作的一般性規律出發，從該書的思想内容和藝術成就出發，這樣才能不斷接近直至找到真正的《紅樓夢》的作者。

[8]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9]劉潤為，《曹淵：〈紅樓〉的原始作者》，《文藝報》1994年1月8日。

張黎明，男，生于1963年，甘肅省泾川縣人。1985年畢業于西北師大中文系，先後從事過教育工作、公務員工作以及企業中高層管理工作，現任《新課程報·語文導刊》執行主編。系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

從1985年起，先後在《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飛天》《散文》《散文百家》《讀者》《博覽群書》《台港文學選刊》等國内100多家報刊上，發表各類文學作品及學術論文共900多篇。出版散文集《瞬間的燦爛》、勵志類讀物《做個知本家》（與張琦合作）、長篇小說《前途無量》、紅學研究随筆集《萬千滋味品紅樓》。先後有10多篇作品入選不同文集，另有10多篇作品被《讀者》等選刊轉載。先後獲得省市級各類獎項10多次。

長期緻力于《紅樓夢》研究，已在《書屋》《紅樓》等報刊上發表有關《紅樓夢》的論文、随筆與雜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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