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姓出自黃帝，而黃帝又是伏羲的後裔。依據衆多史料我們可知，伏羲号“黃熊”、黃帝号“有熊”，黃帝後裔楚國的曆代君王也均以“熊”為姓。這個家族是以熊為"圖騰"的氏族。

　　在出土的秦國石碑“詛楚文”中，曾多次提到“楚王熋相”，不但從考古學的角度印證了史書所記載的楚國曆代君王均為熊姓的說法，并且也告訴我們，在春秋戰國時期，熊字的篆體寫法是上“能”下“火”。而又是在何時，“熋”字變成“熊”字了呢？漢朝的許慎所編著的《說文解字》，向我們清晰地講述了其中的原因。

　　許慎于公元100年左右著成《說文解字》，将如詩如畫的篆體字用一些筆畫規範和代替，大大減小了中國字的書寫難度、使之更容易學習，同時也提高了書寫速度。

　　許慎在将篆字向漢字簡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偏旁兩點為“冰”、三點為“水”，四點為“火”的規則，如“熊”、“熙”、“然”、“熱”等字在篆體中均是“火”字底。

　　在“金文”（金文是指鑄刻在殷周青銅器上的文字）中“能”即字被寫成一隻“熊”的形狀，讓我們了解到，在周朝時期，“能”即為“熊”，“熊”字最古老的形态是“能”。但古人為什麼要在表示“熊”字的“能”下加上一個“火”字呢？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秦國和楚國國君的姓氏便可揭開這個謎底。

　　我們知道，秦國國君姓“嬴”，但“嬴”字在“金文”中并非現在這個樣子，而是一個“能”字加上一個表示“女”的偏旁，或者說是“能”字與“女”字的組合變體。在司馬遷《史記·秦本紀》中的“秦之先，帝颛顼（其先祖為黃帝“有熊氏”，同屬“熊圖騰”的國度）之苗裔孫曰女脩...... ”的記載，為我們清晰地再現了秦王為何在“能”字下面加“女”的緣故。

　　而楚王先祖為鬻熊，鬻熊先祖為“火神”祝融（在楚墓發掘出的楚簡上，楚人所祭祀的先祖即有鬻熊與“火神”祝融），祝融的先祖也一樣是帝颛顼。那麼，熊姓楚王為何在“能”字下面加“火”，便也不言而喻了。

　　《史記·楚世家》雲：“季連姓芈，是楚國王族的祖先……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居丹陽。”

　　依據古時對姓氏的規定，我們可知，當時季連的芈姓為大宗，百世不改，由嫡長子繼承。而其它的庶子都要另立新氏，為這一小宗的始祖。而鬻熊之子則是以其父的字為氏，成熊氏。因此，依據《史記》記載，至少從熊麗到熊繹均為芈姓熊氏無疑。

　　但是，依據現有的考古發現，又出現了許多“楚王酓某某”的字樣，如在公元1933年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的楚王酓胐鼎，銘文記：“楚王酓胐鑄造此鼎，以供歲祭之用，置于集廚……”。

　　在公元1978年發掘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編鐘架上，挂有一件镈鐘，銘文為：“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彜，奠之于西陽，其永持用享。”

　　那麼，這個神秘的“酓”字又是代表怎樣的含義呢？讓我們從字面意義以及當時楚國的文化背景來分析一下，去一步步地接近曆史的真相吧。

　　“酓”的原形即“莤”字。“莤”，上為茅草之草的原形，下為“酉”字。在金文中“酉”字象征酒罈，加三點偏旁為“酒”。所以，“莤”字，實為在酒具上用成束的靈茅來過濾酒中的糟粕，滴入下面的酒罈裡，使之成為飨神的清酒，很好地為我們重現了古人的縮酒方法。而“酓”像人飲酒，是“莤”的人格化，因此，“酓”字在古代的含義恰似古人縮酒祭祀天神儀式的真實寫照。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盛行巫術祭祀之風。《左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明當時的國家将祭祀與戰争擺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漢書》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而楚國又盛産祭祀縮酒所用的苞茅，因此，楚王在沒有自立為王時為周王室進貢苞茅、主管縮酒祭祀，掌管天人相通之職，這在當時‘信巫鬼、重淫祀’的社會環境中，是何等的尊貴與榮耀。

　　自然，楚國無論是重要的祭器、兵器等鑄造時都會由楚王親自以酒祭祀天神(酓)，以使所鑄造的祭器、兵器等富有靈氣。如1933年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的“楚王酓璋劍”，上面的銘文即記述：“楚王酓璋為從征将士鑄劍，作為征伐之用”。因此，如果說“酓”字在當時代表了一種祭祀儀式的話，也是說得過去的－－酓，代表祭祀儀式，酓字後面是楚王的名或号（畢竟，古人與我們現代人的表達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但如果說楚王改熊氏為熊姓，以酒祭天(神)為氏，稱酓氏，以此來力求達到“天人合一”的氛圍，或許更加接近于曆史的真相。因為據相關專家研究，在古代，氏在三代以後是可以改為姓的。

　　另外，楚國從立國開始，在楚王的帶領下，“筚路藍縷，以起山林”，從不足百裡的彈丸小國，一度發展成為戰國七雄中國土面積最大，實力最強的國家。基于此，楚王改熊氏為熊姓，重新訂立新氏為酓氏的論斷，是非常符合當時的曆史條件及姓氏的訂立規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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