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的千古名句，和一系列愛情詩、無題詩，成就了李商隐與杜牧合成“小李杜”、與溫庭筠合成“溫李”的詩人地位。

李商隐的詩以哀婉、深情、悲切、凄美見長，在晚唐詩作乃至整個璀璨、浩瀚的唐詩海洋裡，若論唯美，李商隐的詩是有足夠的實力傲視群豪的。

作為詩人的李商隐是成功的，作為政客的李商隐卻是令人心酸的。因為莫名其妙陷入來自唐朝權力核心的“牛李黨争”，才華橫溢，年紀輕輕就科舉入仕的李商隐一生屈郁終生、壯志未酬。

俗語說“時來頑鐵生輝，運去黃金失色”，李商隐無疑就是後半句話所描述的典範。估計在人生最為失意、彷徨、焦慮的日子，李商隐念叨最多的并不是詩句，而是“時也，命也，運也”的哀歎。

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真正的強者絕不會輕易服從命運的戲弄。恰好是官場失意、人生波折的經曆，卻成就了李商隐在另外一個領域的傑出成就，并由此成為一個“開山鼻祖”級别的人物。

李商隐的祖籍是現在的河南省沁陽市，到李商隐的爺爺李俌的時候，舉家遷移到了今天的河南省荥陽市。但總體而言，李商隐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但李商隐的“祖師爺”地位，卻和另外一個地方扯上了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關系。

李商隐一生活了45歲，從泾原節度使王茂元這裡開始，就将人生的大多數時光獻給了“私人秘書”這個特殊的崗位。王茂元的任所在今天的甘肅省泾川縣境内，他既是李商隐的第一任上司兼雇主，也因為工作關系而賞識李商隐，不久之後變成了李商隐的嶽父。

今天的行政制度和官員編制體系裡，秘書也是公職人員，是協助領導辦理一般性業務、寫作往來文書、處理機要事務的崗位。但在古代，各級官員的秘書并不是公職人員，也不能享受朝廷俸祿，隻能由官員自己掏腰包雇傭。這類由官員自己出錢雇傭的“私人秘書”的正規稱謂叫做“幕僚”。

事實上，幕僚這個職業興起非常早，當時的一些貴族、高官、豪門，都會注意搜羅并且聚集一些能為自己所用的人。一來可以壯大自己的聲名；二來可以儲備人才，擴充自己的實力。戰國時期名氣非常大、個人影響乃至可以波及當時的“國際局勢”的“戰國四公子”，手下就曾經豢養過很多門客。豢養門客最多的，當然屬那位相傳有門客三千的孟嘗君。

豢養門客顯示的是主人的人格魅力和社交手段，但最具決定性作用的顯然是财力。這些門客裡，既有奇人異士，也不乏濫竽充數、清談混飯的。秦漢之後，由于郡縣制替代了分封制，皇權開始向中央高度集中，私人大批豢養門客既受到了财力限制，也為曆代朝廷所猜忌。所以豢養門客的行為逐漸被雇傭幕僚的行為所替代。

從門客向幕僚的轉變，不僅僅是人數規模上的由多到少的轉變，重點反映在人才結構、質量的變化上。豢養門客，講求的是多，既然數量是前置條件，所以在質量上就不甚苛刻。門客包羅萬象，各種出身、“專業”、行業、特長的人都有。但凡有特别之處，哪怕是“雞鳴狗盜”之徒，隻要當事人有意願、主人也包容，就能成為座上賓。

但幕僚的招聘則更多從一些參加過科舉考試，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甚至功名在身的人中選拔。一方面這是因為隋唐以後科舉制度逐漸建立和完善，使得受過“正規教育”的人才大量出現；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雇主招聘幕僚的主要目的是從事一些文書拟寫、賬目管理、事務協理等“文職”工作。所以幕僚中以文人為主流，很少看到武士的影子。

李商隐一生的短暫時光，除了吟詩作文，就是替人“捉刀”，扮演一名幕僚的角色。事實上，李商隐的父親李嗣也有過幕府經曆，也就是做過高官的幕僚。但後世人卻把幕僚的兒子，尊作了幕僚行業的祖師爺。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估計有兩個：一個是李商隐在文壇上的名聲更加響亮，在後世的知名度更高；二是李商隐的命運更加讓人感覺屈郁和波折一些，才華橫溢卻無法施展，能力和地位、才華和功業之間的巨大落差，更容易讓人心生同情、惋惜等種種情愫。憐惜之餘，“追加”一個“開山鼻祖”的名号，似乎對李商隐而言也是某種哀榮或者補償吧。

到了明清時期，幕僚這個職業稱謂被“師爺”一詞替代，“開山鼻祖”是河南人的這個職業，卻與“紹興”二字結下了牢不可破的緣分。江浙地區從很早開始就是中國古代名副其實的“狀元之鄉”，蟾宮折桂、獨占鳌頭者，江浙地區的人占了多半。但“狀元之鄉”的名氣似乎沒有壓過“紹興師爺”的名頭。

“紹興師爺”幾乎成了這個職業的标配，談起師爺，似乎唯有來自紹興的才正宗、地道、夠格，一個官員能夠聘到一個籍貫紹興的師爺，似乎也實力、威望、面子的象征。

在二月河的曆史小說《雍正王朝》裡，雍親王胤禛的幕府裡就有一個名叫邬思道的人。這人沉穩老到、思慮周詳、謀劃深遠，滿肚子的謀略和計策，幫助胤禛在“九子奪嫡”的殘酷鬥争中，洞悉先機、借力打力、步步為營，逐步轉劣勢為優勢，最終摘取了繼承皇位、登上大寶的勝利。

邬思道并非真實的曆史人物，但卻是典型的“紹興師爺”。二月河也就是利用對這個角色的塑造，诠釋“紹興師爺”這種特殊的職業現象和地域特色。現實中的李商隐，雖然在謀略上比不上文學家筆下的邬思道，但他們的職業淵源同出一路，而且李商隐顯然是祖宗級的“師爺”。雖然李商隐并非紹興人。

“紹興師爺”這個響當當的名頭并非空中樓閣，而是有着很多文獻和事實支撐。明清兩朝，來自浙江紹興的師爺遍布中國的大江南北和各級官府、大小衙門。清代有個叫龔萼的人曾在《雪鴻軒尺牍》中寫到：“吾鄉之業于斯者，不啻萬家”。龔萼就是紹興人，他在文章中就說：“我的家鄉幹師爺這行的，不下一萬家”。當時的人口基數并不大，即便按照一萬的數量計算，紹興師爺的數量之多、在同行業從業者中占比之高，堪稱全國之首、行業霸主。

紹興因為盛産師爺，所以就誕生了很多行業專家。除過前面所說的龔萼的《雪鴻軒尺牍》，同樣成書于清代的還有《佐治藥言》《秋水軒尺牍》兩本書。《佐治藥言》的作者是汪龍莊，《秋水軒尺牍》的作者許思湄。這三本書的作者都是地道的“紹興師爺”，他們将自己的從業經驗加以總結和升華，其著作堪稱“師爺教科書”和“從業指南”。

從門客、幕僚到師爺，不僅僅是稱謂、從業形式發生了變化，特别“師爺學”專門著作的出現，标志着這個行業在經過萌芽和成長階段之後，以豐富生動的具體實踐為基礎，理論開始完備且自成體系，徹底完成了“開宗立派”的任務。可見，雖說李商隐是師爺的“開山鼻祖”，但真正完成“創派”任務并且确立“江湖地位”的卻是浙江紹興人。所以“紹興”二字才是師爺的“道地産品認證”的關鍵詞。

從門客到幕僚、師爺、秘書，這個職業雖說是一個表面上看不甚威風顯赫的職業，但在古代的官僚體制乃至今天的社會裡，這個職業始終是一個不可小觑的存在。他們不能出頭露面，但卻擁有幕後操作的手段和機會；他們沒有權力，但卻無限接近權力；他們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并不代表他們無法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們不能直接決策，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幹擾決策。

在古代的官府衙門裡，師爺可以按照特長分工擔任錢谷和刑名師爺，直接辦理一般性事務，還可以充當智囊，為雇主出謀劃策。反映在今天的職業劃分裡，秘書分為行政秘書、機要秘書、生活秘書三類，幾乎形成了對領導者的“全方位”包圍。

紹興為什麼盛産師爺呢？這與紹興的地理特征和人文傳統有着密切的關系。江浙特别紹興一帶水域豐富，水上謀生、作業是傳統的生産生活方式。這種動蕩而漂泊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這個地區的人習慣流動、敢于冒險、樂于開拓的區域性格。相比那些安于保守、難離故土的人，這裡的人更願意去他鄉、遠方尋求詩、美酒和夢想。

江浙地區自古文化積澱深厚，文脈深、文風盛，是一個文人才子層出不窮的地方。明代以後，這個地區人口數量激增，守住故土的負面效應就是必須面對激烈的人才競争，從業、創業甚至謀生壓力劇增。這就逼迫一些紹興人就不得不外出。這些外出的人裡面，不乏一些曾經考取過功名的文人，或者那些雖有一定功名，但政治前途黯淡或者從政機遇不好的人。動筆、動口、動腦的謀生方式顯然比當苦工要輕松、體面，而且收入高一些，所以進入官員的幕府，成為一個師爺，對于這些有才之士也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職業選擇。

紹興人性格沉穩，頭腦靈活，辦事謹慎，善于謀劃。清代曾經流傳的一首詞裡說：“部辦班分未入流，紹興善為一身謀。”就是稱贊那些來自紹興的師爺們擅長謀劃和權謀。有文采、有頭腦、會辦事，這諸多特點集于一身，很快讓來自紹興的師爺“核心競争力”激增，在上司那裡“高看一眼”，進而成為行業翹楚。

單靠品牌效應，估計“紹興師爺”也不會成就和持續擁有“江湖霸主”的地位。當最初的來自紹興的師爺們闖出了一定的名号和地位之後，他們又會通過地域、親緣等各種關系，積極發揮“傳幫帶”的作用，培養、帶動、扶持更多地符合職業要求的紹興人進入這個隊伍。

當規模優勢形成，幹師爺這個職業的紹興人遍布各地各級官府衙門以後，這些“紹興師爺”就逐漸顯現出“抱團發展”的傾向。他們利用位居核心部門的優勢，互通消息、互相幫襯、互為援助、結為朋黨。對于雇主來說，雇傭一個紹興師爺，就等于擁有了一個信息暢通、辦事順遂的師爺團；而對于那些非紹興籍的同行來說，這張無形的網絡就成了排除異己、一家獨大的強大武器。

随着清朝的覆亡，封建官僚體系走出了曆史舞台，新型的行政、司法體制逐漸成長和完善，這也為師爺這個特殊職業完結敲響了喪鐘。清末以後，包括“紹興師爺”在内的師爺在中國大地上消聲覓迹了。雖說在職業特點、服務性質上，今天的秘書和古代的門客、幕僚、師爺有着本質性的區别，但師爺文化特别是“紹興師爺”耗盡心血撰寫的那些“師爺學”著作，對于今天的人們研究秘書文化、做好秘書工作，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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