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科普方法論。

2020年3月份，在今日頭條上有70餘萬粉絲的袁岚峰在西瓜視頻上開了一個名為《科技袁理》的新欄目。到目前為止，有關新型肺炎與冠狀病毒科普的那一期共獲得了4600多萬的點擊。這不由讓我回想起2019年11月，袁岚峰在中國科普作家協會2019年會上做的主題分享，他談到了自己做科普的方法論。

《科技袁理》視頻畫面（西瓜視頻）

應該說，袁岚峰是近年來科學傳播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參與者，他作報告，拍視頻，運營微信公共賬号，做現場直播，等等。甚至誇張一點說，哪些平台熱門，哪些途徑最受人們青睐，他就會去占領哪些平台。

同時，大量的内容輸出和長期的堅持也給他帶來了一些回報，比如2018年，在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組織的第三屆“五個一百”網絡正能量精品評選活動中，被評為“百名網絡正能量榜樣”。2019年，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人民日報社組織的“典贊·2018科普中國”活動中，被評為“十大科學傳播人物”。同時他還兼職安徽省科學技術協會常務委員、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青年科學家社會責任聯盟理事、中國青少年新媒體協會理事等。他在微博上有近240萬粉絲，他的視頻在各平台上的總播放量達到數億次。

（新浪微博）

從一篇文章開始的科普路

1997年7月1日，袁岚峰第一次登陸中科大BBS，用了中科大胡不歸的名稱，沒成想的是，這個名稱一用就是二十多年。而且這個名字的由來似乎還有點古典文學的味道，因為陶淵明在他那首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歸去來兮辭》中寫道，歸去來兮，田園将蕪胡不歸？雖然袁岚峰用這個名字并沒有打算表達陶淵明那樣的宣言，但是也無形中印證了他從科研領域踏足科普領域的後續行為。

2013年，他用同樣的名字（@中科大胡不歸 ）注冊了微博，截止到2014年，他的粉絲才剛剛有1000人左右。

不過也許令他想不到的是，很快他的微博粉絲就會出現指數級的增加。

2015年2月26日，《自然》雜志發表封面文章，介紹了中國科技大學潘建偉項目組的“多自由度量子體系的隐形傳态”研究。這一研究成果引發了大量的媒體關注，也進行了系列科普解讀，但是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包含着大量科學術語的科普文章仍然沒能說明白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于是袁岚峰結合自己的了解并在采訪相關研究人員的基礎上，第一次主動撰寫了一篇科普文章，并以《科普量子瞬間傳輸技術，包你懂！》為标題，發表在自己的微博上。

突然間，在這篇文章的加持下，@中科大胡不歸 的微博吸引了大量的粉絲關注，同時上述文章也帶來了大量的轉發和評論。

這也調動了袁岚峰開展科普的熱情。因為他認為，“在面向專家的技術性文章和面向群衆的過于粗淺而往往不準确的文章之間，我們的科普工作存在一個巨大的空檔，即面向那些值得科普的讀者，準确而生動地介紹科學原理和科學的思維方式。”

近年來，他不斷地涉足各相關科學領域，力求把高大上的科學傳播給廣大公衆。這些領域涉及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工程等等。當然這些領域絕大多數都并非他的專業，因而一方面他不斷地自我學習，充實自己的知識儲備，另一方面也經常請教其他專家。

科普短視頻節目《科技袁人》（好看視頻）

從事科普是一種幸運

“對我自己影響最主要的是我感覺很有意義，這東西很有社會價值，也能實現我個人的價值，結合起來很愉快。我覺得這是件很好的事情，為社會做貢獻可以有很多種方式，然後如果有一種方式你去做它效率很高，你也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大家都很開心。”袁岚峰這樣看待科普給自己帶來的好處。

當然科普不僅對從事科普的人有益處，而且對于科學共同體來說也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很多緻力于把本領域的科學傳播出去的科學家，應該說都奉行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觀。正如卡爾·薩根所言，“在科學的所有用處中，培養出少量的、專業知識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師式的專家是不夠的，事實上也是危險的。相反，某些最重要的科學發現和科學方法必須在最大的範圍内使公衆得到了解。”

科學發展的腳步在不斷加快，但是公衆往往跟不上這種步伐，“如今國内的實驗室幾乎都在出大量的成果，媒體不會把所有這些科學成就都作為宣傳的議題，公衆可能也不太關注，導緻中國科學界實際的發展水平和公衆的認知之間有脫節。”袁岚峰認為做科普能夠給科學共同體帶來的一種益處就是彌合這種“脫節”。同時也能夠維持公衆對科學共同體的信任，拉近公衆與科學之間的距離。

對于公衆來說，袁岚峰坦言，科普“最主要是一個好處就在于對思維方式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比方說，養成看事情要客觀的習慣。要不吹不黑，正反兩邊都要去看。同時還要用自己已知的那些科學去分析。” 所以做科普的意義就在于“讓公衆形成有事找科學的思維模式，”“把一件看似神秘的事情解釋清楚，用哲學一點的術語說，就是祛魅。”

圖源見水印

科普有方法論嗎？

首先科學是可靠的，究其原因是，在假設和推理之後，在直覺和洞察之後，在方程和計算之後，我們可以去檢驗做的好不好，理論會對我們尚未觀測到的東西做出預測，我們可以驗證這些預測正确與否。

而科普的源頭是科學，所以科普必須有“科”才能“普”。

有“科”沒“普”就會限制其傳播的廣度，因為如果不是公衆能夠理解的語言，那麼也難以實現普及的效果。同樣有“普”沒“科”實際上可能會成為僞科學或者說非科學的東西，這有時候也會給科普帶來一些傷害。所以，“科普要有一定的方法論”，袁岚峰如是說。

在袁岚峰看來，我們最需要傳播的是科學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具體的科學結論。也就是說每涉及一個知識點，都要盡量去說清楚它背後的道理，并進而闡述出科學家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想，而不是那麼想。實際上，這其中就蘊涵着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科學方法的普及。所以“科學的思維方式，跟具體的科學知識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當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論，或者說做科普的可操作性的方法。

袁岚峰借用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Roald Hoffmann的話來論述自己從事科普的方法論，一個“好的理論，就是盡可能簡單，你把它一減再減，直到再減你就什麼都剩不下為止，也就是說再減你對研究對象的描述就要出現定性的錯誤了。到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相信，剩下的每一條都是本質性的，這就是對研究對象的本質描述。”這個觀點與愛因斯坦“盡可能簡單，但不要過分簡單。（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的看法是一緻的。或者說這就是所謂的奧卡姆剃刀原理（如無必要，勿增實體！）

袁岚峰在衆多報告中都表示過，“隻要是你真正理解的科學道理，你都能夠講得讓别人理解。這就是我從事科普工作的基本信念。”

新時代，新期待

随着時代的發展，科普開始成為更多人關心的話題，這也給從事科普的人帶來了機遇和挑戰。袁岚峰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出來從事科普，“我對整個社會當然是非常期待。就是說我們國家一線的科研人員，或者說有科研經驗的人出來做科普，比例實在太低了！而且無論是人數比例還是深入程度都不高。” 雖然科普已經不再是明星科學家們的“保留戰場”，但是我們依然需要明星科學家。“比方說像美國有好多真正的超級牛人出來，像卡爾·薩根，像伽莫夫、像基普·索恩或者像英國的霍金，像這些人他們自己都是很牛的科學家，科普做得也非常好，像這樣的人我們還太稀缺了。”

同時，對于從事科普的人員來說，我們需要提供更多的體制和機制保障，加大投入力度，讓科研與科普比翼齊飛。“讓大家憑着熱情，自帶幹糧去做，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作者：王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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