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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曆了歲月的打磨變得成熟

——評《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

作者：王朝軍 （山西省作協首屆簽約評論家）

在魯順民、楊遙、陳克海創作《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北嶽文藝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之前，其實還寫有一本書，叫《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同樣是講述扶貧故事，同樣在山西，故事的重心卻有所轉移。當前，脫貧攻堅已經進入決戰決勝階段，駐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正在鄉村的土地上“攻堅堡壘”。他們不是簡單地參與，而是深度地建構；他們不是外來的幫扶者，而是村莊這個鄉村社會基本細胞的内容生産者和組織者。這種角色的轉換，沒有明晰的物理邊界，存在于越來越紮實、細緻、精準的扶貧日常中。

對山西扶貧日常的書寫和見證，對新一輪脫貧攻堅實效的打量與記錄，對宏大曆史進程中個體生命的關注和凝視，對消除貧困的承諾從國家到基層村莊落實現狀的經驗梳理，是“擲地有聲”系列的寫作動因。然而，當“第一書記”的群像攜帶着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呼吸款款走來的時候，我知道，這本書的“色彩”将格外濃重，因為在它的底部又添了一重主題，那就是信心。

信心不隻是“很重要”，而是“絕對重要”。在農村，特别是農村的貧困地區，好政策、好點子、好計劃、好辦法固然是奠定信心的基石，但讓信心轉變為巨大持久的力量和勇氣，還需要内生性的中介。既是中介，何以内生？這就涉及人與人的關系，而這種關系的具體形象，便首先定格在駐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他們是曆史和現實雙重選擇的結果，集身份、信念、責任、組織、施行等諸多職能于一身，他們怎樣行動，行動的方向和力度如何，将直接決定脫貧攻堅戰略降落在地面上的質量。所以，他們必得沉入村莊，與村莊建立肉體和心靈的共同體。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山西第一書記故事”蓬勃生長起來，展開并延續着它作為“信史”的獨特價值。這當然不是一部好人好事報告集。魯順民們在這本書裡東奔西走，曆時六個月的調查走訪文字，和他們在書外的行走一樣确鑿。因此，他們才有了“持中”的審慎與“看見”的客觀。建檔立卡、産業開發、“一村一品”、易地搬遷……這些制度上的規劃，在他們的實地行走中得到了鏡像化的驗證。

“瘋書記”張晉東打造“三晉莜面第一村”，以“提秤人”孟利成為首的駐村工作隊辦起小雜糧加工廠，王志祥帶頭籌劃紅樹莓種植産業，王亮君與“七彩村莊”南平頭塢村的亮麗風景圖，王鴻“花椒經”在北坡村的規模化延伸，土地裝備、糧食銀行、能繁母牛養殖……樁樁件件，都是值得保存和分享的扶貧經驗。站在這些經驗之上的第一書記們，回首來路，再眺望前方，我相信，他們的内心一定湧動着某種壯闊的波瀾。隻有曆經時代土壤的洗禮，才能生發出真實的情感。

隐伏在這特定情感之下的是過程。脫貧攻堅作為新時代的一項重要議題，對于駐村第一書記而言，其過程是複雜的，比如如何與當地群衆溝通，如何赢得貧困戶信任，如何激發扶貧對象的“造血”潛能，都是對他們的基本考驗。他們在具體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思路和做法，雖然各有千秋，卻有共同的遵循，那就是符合“村情”。是啊，“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典型話語，通過第一書記們的扶貧實踐，内涵又一次得到了彰顯和拓展。

《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歸根結底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也就是說，除了“報告”，它還是“文學”，要描寫人、刻畫人、反映人，彰顯人作為意識及行動主體的内在世界和心路曆程。果然，我欣喜地看到了“第一書記”身份下那群“拼命三郎”的風采。

講述“第一書記故事”的寫作者們深知，這本書裡的人物拒絕“虛構”，他們都是真實的生命個體，他們期許的是忠直的筆觸、誠實的文字。唯有忠直和誠實，唯有将人物放在具體而微的處境中，才能使讀者充分體認到這項涉及全社會的全方位複雜系統工程究竟有多難，才能從更深廣的意義上理解什麼是奉獻和犧牲，什麼是中國抱負、中國擔當、中國聲音。

中國聲音，是一個個具體聲音的集合，寫作者的聲音亦在其中。從這個意義出發，“擲地有聲”至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扶貧政策切實“落地”的铮铮聲響，二是這聲響“砸”在紙面上的理性思考。我想說，正是寫作者們在叙事間隙發出的理性聲音，讓這本書擁有了金屬般的光澤與品質。

魯順民、楊遙、陳克海，這些人站在脫貧攻堅的現場，對他們來說，脫貧攻堅作為一場動員全社會力量齊心協力投身進去的攻堅“戰役”，迫切性和艱巨性并存，曆史性和現實性同在。報告文學在觀照現場的同時，也必須表達對現場的認知及認知基礎上的判斷、考量。這是報告文學天然的叙事基因，也是其跻身“優秀”之列的必備要素。

于是，在“山西第一書記故事”的邊緣，盤旋着另一個獨立“章節”，它标有寫作者的鮮明印記，它的目标是度量“故事”，并将“故事”引向深度的審視區域。

上文中提到的“瘋書記”張晉東，就首先促發了本書寫作者們的思考本能。“克海對老韓講：盡管在宋村那一個特殊地方，做的工作盡管‘瘋狂’，但總歸講，張晉東所做的工作，還是第一書記的‘規定動作’。”寫作成員的随口一說，觸動的卻是寫作者們對于“規定動作”的再梳理和再認知。

執筆人魯順民在數千字的篇幅中清晰地呈現了從脫貧攻堅到精準扶貧、從精準扶貧到“規定動作”、從“規定動作”到由第一書記承擔“精準落地”主體責任的脈絡結構。由此，“規定動作”的重要性和困難程度不言而喻。張晉東們所貫徹執行的條文“規定”，便有了堅實的依據和根基。“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政策能否徹底落實，就在于這“從頭來過”的“一磚一石”。千千萬萬個張晉東們隻有将這規定的“底線動作”不折不扣地落地生根，才可能站在牢靠的基石上有所作為。

寫作者們圍繞鄉村社會和“精準扶貧”的思索并沒有就此止步，他們或在記憶中整理鄉村發展陷入困境的曆史症結，力圖更清晰地界定這場鄉村變革的意義維度；或對“保障性兜底”“開發式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辯證關系形成更形象的思想構建。而對于“第一書記故事”中的諸多“個别”，他們也進行了準确的觀感表達。

這些出自寫作者的聲音裡，飽含着關切、求證與專注的熱情。這種熱情感染着我們，也必将感染這本書的關注對象——駐村第一書記們。

不過，魯順民在本書的“引子”裡講了句實在話：“鞏固脫貧成果，在某種程度上講，要比脫貧攻堅本身來得更加艱難，更加嚴峻。”我的理解是：當脫貧攻堅勝利在望之時，我們也将迎來新問題和新考驗。當然，還有新的希望。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4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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