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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即是我們熟悉的商鞅，他輔佐秦孝公開展的商鞅變法使秦國在短時間内迅速發展壯大，經濟軍事實力大幅增強，為後期秦王掃六合打下堅實基礎。作為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變法之一，商鞅變法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史記中對商鞅本身的刻畫尤為突出，其對整個變法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商鞅為了變法做了以下一些步驟。

商鞅

首先，說服秦孝公取得信任得到領導人的支持。史記中記載了商鞅會面秦孝公的場景，商鞅一共見了四次秦孝公，前三次分别跟孝公說了帝道（遠古時期五帝治理國家的方法）、王道（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國家的方法）、霸道（春秋五霸治理國家的方法）。秦孝公都不感興趣，第四次商鞅和孝公說了帝王之道，但是要三代人的努力，孝公說時間太長，他等不及。商鞅即推出他的變法——富國強兵，孝公很喜歡。由此可見，商鞅變法是符合當時秦國領導人願望的，得到領導者的支持是變法的關鍵。自上而下是商鞅變法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國曆史上諸多著名變法的特征，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改革，甚至清末的百日維新等，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是由于封建統治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全國統一調度，更加宏觀的控制改革的方向和進程，但也容易出現政策難以貫徹不連續，改革不符合國情等問題。并且缺乏基層反饋機制也是曆史上這些著名變法大多失敗的原因。

其次，要在統治階級中取得支持。所以商鞅才與秦孝公的大臣甘龍展開辯論，這場辯論中商鞅提出幾個觀點：一是“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幹大事要果絕，不能因受到非議而中斷。二是“民不可與慮始”國家大事開始時不能和百姓商議，百姓隻能是事辦成後與他們共享成果。三是“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治國不古法，必須推行改革。而甘龍所代表的一部分利益集團對商鞅第三條，即推行變法産生了強烈反對。這次辯論以商鞅得到重用，變法條文的拟定而告終。可以說是商鞅取得了勝利，但其并為處理好與反對派的關系，反對派依舊擁有強大的力量，以至于秦孝公死後商鞅馬上被處死。古往今來，隻要改革就必定會有阻力。改革的力度越大，阻力也越大，因為一旦改革就會觸碰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太史公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冉冉皆為利往。如何對待既得利益者，是變法的關鍵。如漢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變相削藩。極大損害了藩王的利益，但其成功的關鍵就是在于從内部分化了既得利益集團，将藩王的嫡長子與其他繼承者對立，大大減弱了改革所推行的阻力。

秦孝公（劇照）

再次，百姓中樹立權威，打造公信力。書中記載了商鞅在國都市南門立了根三丈長的木頭，以十金為報酬招募百姓将木頭從南門扛至北門，沒有人去。商鞅便将報酬加至五十金，有一個人應了，将木頭扛至北門，商鞅立即給了他五十金。商鞅用這樣類似的方法，在百姓中樹立的威望，打造了公信力。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必頹。政府具有公信力是推行改革的基礎，公信力需要長時間的培養，但打破它卻很容易。所以改革過程中更要極為注重公信力的打造，減少損害公信力的事件發生。

立木為信

最後，即是變法的推行。史記中記載了幾件商鞅處理變法推行過程中出現問題的處理方案，其皆是采用強硬的手段，使用酷刑來解決。如太子犯事，對他的老師實施了黥刑（臉上刺字）；公子虜犯了法，割掉了他的鼻子。《明大诰》中提到，亂世用重典。商鞅變法時期正是戰國亂世，他推行變法使用強硬的手段是必要的，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但這樣的苛政也存在隐患。《資治通鑒》中記載了商鞅與趙良的對話。商鞅問趙良，他和五羖大夫（即百裡奚，秦穆公時期大臣。秦穆公用五張羊皮從楚國贖回。）哪個治理秦國更好。趙良說，秦穆公将百裡奚從奴隸提拔到宰相，全國沒有不滿意的，他治理期間秦國國力強盛，東征北伐。他對自己也是嚴格要求，出行不坐車，夏天不打傘，他死以後全國男女流淚，孩童不唱歌謠，搗米的不舂米。而商君你陵轹公族，傷殘百姓使用酷吏，出行時車架衆多，排場空前。這段對話總結了商鞅被殺的原因“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蓄百姓之怨。”作為變法的發起者，其自身修養是極為重要的。打鐵還需自身硬，若如商鞅一樣貪财，結局一定是難得善終的。

《史記》和《資治通鑒》中對商鞅這樣的法家代表人物是反感的，司馬遷說他是“天資刻薄之人”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究其變法本身，商鞅變法是成功的，他達到了秦孝公所期望的，在短時間内國力軍力大幅增強的目标。但施行的“連坐”等一系列苛政也為秦朝統治埋下了禍根，間接導緻了秦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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