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文學家曹學佺曾寫過一首名為《至屠夫徐五家見懸此聯》的詩作，原文為：“蠅營狗苟貪妄欲，人猿如何再作揖，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這首詩作的前兩句大家聽的次數可能不是很多，但後兩句相信大家必然是都聽過的。那麼作為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學家（南明政壇上的幹臣），曹學佺又為什麼會寫出這樣一首與自己身份不太符合的詩作呢，難道說他的文學家身份是假冒僞劣的？

其實并不然，曹學佺是萬曆二十三年的進士出身，也是史料上所承認的閩劇始祖之一。更是被清政府追谥為“忠節”的南明臣子，如果說他不是讀書人，那起碼當時是沒有幾個人敢被稱為讀書人了。而曹學佺之所以寫下這兩句注定要流芳百世的詩句，在筆者看來應該還是因為這些原因。

明朝萬曆末年有一位擔任浙江學道的老官員名為李樂，他在自己的自傳中寫道，浙江當地的讀書人（年輕學子）都沒有半點讀書人的樣子，人人都是濃妝豔抹毫無羞恥之心，而且有的還當街與風塵女子調笑打鬧，甚至将亵衣（古代女子的内衣，如肚兜等）拿在手上搖來搖去。因而這位李樂還曾寫過一首詩來表達自己内心的不滿，詩作原文為：“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根據筆者考證，這種用我們現代話來說的“僞娘風”其實不止在浙江才有，而是當時全國各地的讀書人幾乎都是如此。此外，明朝末年的讀書人還非常喜愛追求時尚，比如他們都以穿的“妖豔珍貴”為榮，而當時最符合他們追求的莫過于産自江南等地的“湖羅衫”，而這種材料因為産地特殊且産量稀少，所以在當時甚至可以被炒到十幾兩銀子一件。但是盡管如此，卻依然還是供不應求，而且當時那個讀書人要是沒有這種材料做成的衣服，恐怕走在街上還會被同行所恥笑。

明朝崇祯年間，北方戰亂連綿厮殺不斷，而南方卻還是一股醉生夢死的樣子。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讀書人除了追求那種“僞娘風”之外，甚至還迷上特殊的娛樂方式，即賭博。按理說當時的賭博業已經是夕陽産業了，因為戰亂的原因敢于賭博的都是有錢人，而有錢人自然也沒幾個是讀書人。

但事無絕對，這些讀書人眼看富商大賈們不肯帶着他們一起玩，便自行聚集在一起，以秀才進士等身份為劃分，自顧自的開始了最後的瘋狂。當時的南方官場，幾乎每個高官家裡都會有賭坊，而且還有專門給讀書人開設的文雅賭坊。另外根據筆者查證，這種讀書人之間的賭博其實早在更早以前的嘉靖末年便已出現，但真正興起的還是崇祯年間。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将來站在廟堂之上的高官掌權者們，人人都是“不以賭博為恥”的賭徒賭棍，那這樣的朝廷這樣的王朝，真的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明朝中後期，已經享受了幾百年優待的讀書人們（有功名的讀書人可以不納稅不服勞役），其價值觀終于有了更深層次的改變，那就是争名奪利的深層化。史料《萬曆野獲編》記載，當時的讀書人一旦高中，那第一件事絕對不會是回家告謝父母長輩或老師同學，而是立刻給自己取一個符合當時環境的名号。

原因在于，明朝中後期的官場上，“号”的寓意非常重要，一個好的“号”甚至可以決定你可以拜在誰的門下或靠在誰的名下。取完了“号”以後，讀書人的第二件事依然不是告謝父母和老師，而是立刻尋找符合自己身份的田畝和小妾。原因是當時你名下的田産和小妾數量，幾乎可以決定你未來的走向。畢竟沒有那個讀書人的群體願意接受一個窮光蛋學弟，哪怕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東林黨或者浙黨也是如此。

筆者記得《明史》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萬曆四十四年，山東的一位舉人陳其猷在進京的過程中曾意外發現部分農村竟然有“易子而食”的恐怖現象，因而他一度在心胸中積攢了很多想要報效祖國的念頭。但進京之後再與幾位同鄉生活了兩三天後，心胸中的報效祖國念頭便再也尋找不到，而且之前腦海中的農民“易子而食”也變成了青樓歌姬的“笙歌誘耳，繁華奪目”等。

最後，從上文的種種情況來看，如果單純的是指明朝中後期的讀書人，那麼“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句話，應該是真的。因為從史料的種種記載來看，明朝末年的讀書人實在是令人可悲可恨亦可歎。

參考資料：《明史》 《萬曆野獲編》 《楹聯叢話全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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