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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的“赤”得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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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玉文

（北京大學中文系）

“赤子”指嬰兒，其中“赤”的意義，清代以前，沒有不同的解釋。《書·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穎達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漢書·賈誼傳》：“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顔師古注：“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發，其色赤。”《資治通鑒·漢紀六》：“故自為赤子。”胡三省注：“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清駱如龍《幼科推拿秘書》卷一《賦歌論訣秘旨》：“小兒初生，五官宜赤。耳目口鼻天庭，五官也。初生氣血滿足，其色純赤，故曰赤子。”這是傳統最有影響的觀點，要想提出新的見解，必須有鐵證證明此說為誤。

清代以來，對“赤子”的得名之由有不同看法。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一《義訛》“赤子”條：“古字尺、赤通用，故尺牍亦謂之赤牍。《文獻通考》雲：‘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成人曰丈夫，六尺之軀、七尺之軀、三尺之童、五尺之童，皆以尺數論長短，故《曲禮》曰：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幹尺矣。’謂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或雲：古者二歲半為一尺，十五歲為六尺。愚按：二歲半為一尺之說，于《孟子》‘赤子匍匐入井’句，其義尤通，否則初生色赤及僅盈尺小兒安能匍匐乎？至于文王十尺、湯九尺及晏子長不滿六尺、今子長八尺等，則又不可拘此說耳。”

古書中确有“尺、赤”異文的例子，不過數量有限。杭氏根據古人以身材長度來形容人的年齡來證明“謂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是根據不足的，因為并沒有證明古人不能用别的方式來指人的年齡，由此證明“赤子”的“赤”假借為“尺”，推理上有問題。杭氏知道，他所舉《孟子·滕文公上》“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的例子，按照古訓“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去理解“赤子”的得名，也可以講通，所以他隻好說，按“二歲半為一尺之說”來理解，“其義尤通”，加了一個“尤”字，已經預留退路了。為了證成自己的觀點，他将“赤子”古訓的理解說成是“初生色赤”，多加了一個“初”字，不完全符合孔穎達、顔師古、胡三省等人的原意，由此推論“初生色赤”之子不能“匍匐”，就不免落空；至于連他自己的理解“僅盈尺小兒”也加上來證明“安能匍匐”，這等于捎帶批評自己的理解了，陷入矛盾之中。杭氏最後所說“至于文王十尺”雲雲，跟證明“赤子”的“赤”通“尺”沒有多大關系。

戰國至新莽時期，一尺相當于今天23·1厘米，今天0歲正常男嬰兒身高一般是45·2—52·8厘米,11個月是67·5—83·6厘米，戰國時期嬰兒可能身高稍微低一點，但不會低到哪裡去。如果“赤子”指“一尺之子”的含義，那麼得名太誇張了，當時即使是初出生的、最低身高的嬰兒也應該近乎二尺。所謂“古者二歲半為一尺，十五歲為六尺”隻是一種推測性意見，見于明陸深《春風堂随筆》：“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論語·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鄭玄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邢昺疏：“鄭玄注此雲：‘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托，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雲：‘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雲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這裡“可以托六尺之孤”是一種文學語言的表達，不是一種事實陳述。所以俞樾《湖樓筆談》說：“六尺以極小言，百裡以極大言。不極小，不足見托孤之難；不極大，不足見寄命之難。”後人因以“六尺”指成年男子的身高。唐李山甫《下第獻所知》詩之一：“虛教六尺受辛苦，枉把一身憂是非。”杭世駿采用陸深之說，根據“十五歲為六尺”推算，“二歲半為一尺”，這種算法沒有道理，還忽視了嬰兒出娘胎時的長度，據此以釋“赤子”為“尺子”，解釋力不強。日本丹波康賴于永觀二年（相當于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4年）《醫心方》卷二十五《小兒方例第一》引《産經》（已佚，當成書于東晉至隋朝期間）：“凡兒生當長一尺六寸，重十七斤。”所謂一尺六寸，跟将“赤子”理解為“一尺之子”不合，《産經》的說法是對的。按照東晉至南朝一尺相當于今24·5來換算，1·6尺長度當為39·2厘米；按照北朝到隋朝一尺相當于29·6厘米來換算，1·6尺當為47·36厘米，看來《産經》應該是北朝的作品，南朝39·2厘米連0歲嬰兒的一般長度也不符合，因此《産經》不是用南朝的尺寸來叙述嬰兒長度的。據此可知杭說不能成立，“赤子”的“赤”不可能取“尺寸”的“尺”，它應取“赤色”之義，傳統将“赤子”的含義理解為“赤色之子”，這種理解不誤，無法推翻。

劉盼遂後來有《赤子解》一文，他的觀點跟杭世駿一緻，但是論證不完全相同。他說：“赤子者，長一尺之子也，猶之丈夫為長一丈之夫矣。赤與尺為同音假借字，而古者尤貫借身體以為度數之準。故度數之字，率取近人身而得義。”接着舉了一些根據“近人身而得義”的例子，他的論證，缺陷跟杭世駿一樣，都是簡單枚舉推理，不能證明“度數之字，率取近人身而得義”；如果采取“赤子”為“赤色之子”的得名，那麼“赤子”就跟度數無關，他沒有涉及将“赤”理解為“赤色”的對錯問題。因此，他的說法也無法駁倒成說。

據說，剛出生的嬰兒，皮膚對外界不适應，皮膚毛細血管豐富，外界刺激豐富的毛細血管擴張，引起皮膚紅。嬰兒的皮膚角質層很薄，在生活環境氣溫較高或大哭大鬧時情緒波動，都會導緻皮膚漲紅。嬰兒一般皮膚通紅的狀況會持續1—2個月，以後會逐漸變白，皮膚層增厚，皺紋減少，形成白裡透紅的肌膚。古人早已認識到嬰兒膚色是紅色的。例如古人“赤子”的“赤”跟形容詞相對。隋祖君彥《為李密移郡縣檄》：“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于匡床。萬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斷絕。”匡床，安适的床。《文鏡秘府論》地卷《九意》：“ 時逢赤子，數值黃公。”跟“黃”對舉。呂從慶《賊警》：“蒼翁災海内，赤子哭途中。”跟“蒼”對舉。唐杜光庭《通玄贊八首》之六：“白元來降接，赤子常攜抱。”跟“白”對舉。宋高斯得《次魏明已表弟韻送劉長翁赴福建倉》：“墨夫蹤一迹，赤子懸萬目。”跟“墨”對舉。還有“紅顔”，指童顔，杜甫《玉台觀》：“更肯紅顔生羽翼，便應黃發老漁樵。”這都說明“赤子”的“赤”人們是理解為“赤色”的“赤”。如果“赤子”的“赤”是“尺”字的假借字，“尺”是個常見的字詞，那麼“尺子”的寫法應該更常見才是，但是古人沒有将“赤子”寫作“尺子”的。

再如古醫書中，明孫一奎《赤水元珠·還丹秘要論》：“夫還丹者，乃返本還原之道。人禀父精母血而生，初為赤子時，元精元氣元神無不純全。”清沈金鳌《幼科釋謎》卷一《初生諸病》：“嬰兒堕地，一聲啞啞。形體雖具，猶是血茄。”所謂“血茄”，是根據嬰兒膚色得出的結果。周士祢《嬰兒論·辨初生脈證并治第一》：“兒初生，肌膚至紅，啼聲吃吃，胸腹堅硬者，此為熱毒所緻。”是說，嬰兒初生，皮膚是紅色的，但“至紅”則是“熱毒所緻”。夏鼎《幼科鐵鏡》卷二《辨胎熱》：“胎熱者，通面大紅。紅雖赤子本色，恐人不能辨。蓋本色紅而淡，淡而正。熱色深紅而燥，燥而色雜，如滿口熱氣莽莽，或舌腫而紅紫，口氣蒸手，或大便閉結，小便短赤，目内紅赤，此皆胎熱也。”他說“紅”是“赤子本色”，甚是。

現代方言和其他民族語言中，不乏拿“紅色”給嬰兒命名的例子。例如漢語方言，據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第二卷）2352頁，浙江金華岩下管剛出生的男孩叫“紅男”，2356頁，管剛出生的女孩叫“紅囡兒”；據2353頁，福建廈門管剛出生的嬰兒叫“紅嬰”；2356頁，福建仙遊管小孩子叫“紅囡丕”；2359頁，福建東山管初生的嬰兒叫“紅嬰仔”。盡管用詞跟古代不同，但是都将表紅顔色的詞素放在中心詞素之前構詞，反映觀念的角度是一緻的，現代方言繼承了古代命名的理據。我國東南一些方言，它們并沒有使用“赤子”一詞，而是改換了新詞，但是仍保留了古代認識事物的視角。

王力先生《中國文法學初探》提到“語像”的概念：“我們首先該注意中國語的‘語像’（法文image verbale）的結構與西洋語的‘語像’的異同，而且我們該直溯到‘語像’未成立時的精神行為的兩個步驟：（1）分析作用；（2）綜合作用。”根據“語像”的概念，“赤子”跟“紅男、紅囡兒、紅嬰、紅囡丕、紅嬰仔”的語像結構是一樣的。

有的外族語關于“嬰兒”的概念表達，也有跟漢語有相同的語像結構。例如台灣高山族是黃色人種，據何汝芬、曾思奇、田中山、林登仙著《高山族語言簡志（阿眉斯語）·詞彙·構詞法》（民族出版社，1986年，36頁），台灣阿眉斯語管嬰兒叫“kahəŋaəŋj a wawa”，其中“kahəŋaəŋj”意義是“紅的”，為修飾語；“a”是結構助詞，連接修飾語和被修飾語，修飾語在“a”之前；“wawa”是“嬰兒”的意義，被修飾語。

将“赤子”的得名含義解釋為“一尺之子”既然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人們最早将它的含義理解為“赤色之子”具有大量材料可以支撐，完全可以成立，因此，說“赤子”的“赤”是“赤色”義，自當是确诂。

在訓诂學理論中，我們強調要尊重古訓，同時又不能迷信古訓。這是不矛盾的。在訓诂實踐中，有不少人不太尊重古訓，常常提出新說。這些新說，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有鐵證可以證明古訓不能成立，新說有理，反複論證後可知，新說可以成為定論。這時候，我們就不能迷信古訓，毅然采用新說。第二，古訓和新說似乎都可以成立。很多新說都是這樣的。其實應該這樣來解釋：我們面對的古代文本，它的遣詞造句并不是隻有一種表達方式，而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如同我們修改作文，在古書的上下文中，用原來的那個詞、那個表達方式可以講通上下文，換一個詞、換一種表達方式也能将上下文講通，有時候可能講得更好。這是人們在面對新說時常有的感覺，以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往往會迷失在不同的說法之中而不能自拔。這個時候，科學的做法是不能舍古訓而取新說，還是要采取古訓來理解古書的上下文。第三，古訓經過反複驗證，是完全可信的，新說難以成立。這時候，我們更有理由采用古訓。“赤子”之得名，在清代以前一直理解為“赤色之子”，完全可信；清代以後，有人提出“一尺之子”的新說，經過多方論證，可知新說不可能成立，必須采用古訓方能講通它的得名之由，因此自當采納“赤色之子”來理解“赤子”的得名之由。

本文原載于《文史知識》2022年第1期

轉載自公衆号“語言服務”

作者簡介

孫玉文，1962年生，湖北黃岡市黃州區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修辭學會副會長，中國訓诂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音韻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漢語史研究，側重漢語音義關系和上古音研究，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上古音叢論》等專著多部。其中《漢語變調構詞研究》1999年被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辦評為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漢語變調構詞考辨》2015年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2016年獲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

特别鳴謝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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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向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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