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桃疆丨文

率先登陸電視的《舞力覺醒》并沒有如期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應，帶動起街舞熱潮。這讓夾在《舞力覺醒》和另一檔街舞選秀綜藝《熱血街舞團》之間的《這！就是街舞》，在承載了更多期待的同時也必須承受壓力。

和說唱音樂不同，街舞盡管同樣來自街頭，但是肢體語言傳遞明确信息的能力卻不及語言。這種暧昧的表述中抵消掉街頭文化許多冒犯性的、帶有反叛性的信息同時，也削弱了街舞本身面向陌生觀衆時的感染力。

對于不熟悉街舞的觀衆而言，僅靠節目提供的信息是無法完全了解地闆舞（霹靂舞）、鎖舞、甩舞、機械舞、爵士舞，等等街舞類别之間的區分，即便舞者自行選擇了與個人舞蹈風格匹配的着裝和妝容風格，這些誕生于異國街頭的舞蹈類别對于普通觀衆而言，還是難以區分——更不要提評判标準了。

正是評判标準的不确定性，令剛剛開播的《這！就是街舞》陷入了困局。

對于參與節目的街舞舞者而言，首先擺在他們面前的是《這！就是街舞》雙選規則産生的博弈。節目中的四位“隊長”易烊千玺、黃子韬、韓庚、羅志祥都有舞蹈功底，水平不同、風格不同、偏好也不同，僅靠節目一開場安排的隊長街舞表演很難獲得上述信息，基本相當于盲選。

從“隊長”的個人影響力來看，年紀最小的易烊千玺不僅不輸于三位前輩，反而是最大的一個，在節目的社交平台預熱階段，“#說到街舞就能想到易烊千玺#”這個話題的熱度甚至和節目本身平分秋色。

對于想要借節目提高曝光率的選手來講，選擇易烊千玺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遺憾的是，一直以“乖小孩”形象出現在公衆話語中的易烊千玺或許在街舞圈子裡很有知名度，但街舞舞者對于易烊千玺在舞蹈功底和判斷能力上或許并沒有太多的認同感，近四百位舞者中隻有五分之一的舞者選擇了易烊千玺的街道。

在四位隊長手中掌握的名額均等這一前置條件下，基數越小，成功晉級的機會就越高，比起羅志祥街道五取一，黃子韬、韓庚街道四取一的競争比率，這些選擇易烊千玺的舞者或許可以赢得更容易。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赢在起跑線上的這些舞者發現自己面臨着規則不确定、機會不公平的“悲慘境地”。“易隊長”選拔隊員的規則問題也是《這！就是街舞》第一集除了幾位隊長的開場表演舞蹈編舞之外，争議最大的地方。

四位隊長中，隻有韓庚的選拔标準不同。韓庚的标準類似正規比賽，選擇他所在街道的舞者依次表演過後，留下技術好、表演感染力強的，淘汰不符合隊長選拔标準的，再把實力相當但又有不足的舞者單拎出來進行對抗，留下其中更好的一方晉級。最後的結果是在保證舞者機會公平之餘，體現了較高的效率。

但是代價是犧牲了“綜藝感”。在其他三隊都有舞者晉級的同時，韓庚街道遲遲沒有捷報傳來，在規則不公開、評價不确定的情況下，韓庚的街道除了舞者的内心戲，長時間處于沉默狀态，除了幾場舞者之間的抗衡之外，缺乏“戲劇性的情節”，最後收錄在節目中的鏡頭不多，甚至沒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

從備選人才庫最龐大的羅志祥到競争最小的易烊千玺，再到相争第一又怕墊底結果取中間量的黃子韬，選擇的都是更符合街舞舞者偏好的規則，那就是：這條街，我說了算。

這種不成規則的規則除了和街舞的氣質很搭之外，既存在不公平的隐患，又缺乏效率，不過隻要評判者心中有數，也可能不會造成太嚴重的後果，對于一檔綜藝節目來說，過程中的戲劇性情節反而會成為節目的亮點。

最好的例子是黃子韬所在的街道。由于規則具有随意性，因而迫切想要為自己争取晉級機會的舞者獲得了多次與其他舞者對抗的機會，和隊長辯論的過程也頗具戲劇感，生動地表現了一個不想傷害舞者的耿直男孩在無計可施之後不得不強硬起來，以德服人，結合自己的經曆教育對方要用實力說話。

整個過程耗時長、效率低，且不一定保證公平，卻符合節目的需求，它有故事性，而且刻畫了人物，甚至比黃子韬在電影電視劇裡出演的人物更生動讨喜。

同樣都是“我說了算”這套規則，為什麼羅志祥和黃子韬就沒有被搞到頭大，易烊千玺就要被搞得頭疼不已呢？可能是因為易隊長畢竟是“加油男孩”出身，貫徹愛與真實的正能量，同時又實在是太過年輕、單純、天真，明明不想傷害任何人，結果無意中傷害了更多人。

《這！就是街舞》不存在絕對公平一說。街舞也是舞蹈的一種，對舞者的天賦、努力程度、藝術表現力和理解力、心理素質都有一定的要求，無法實現起點公平。

另外，節目設定的雙選規則也有“賭”的成分在裡面，隊伍之間的基數不平均，競争程度也不同，起點公平在這裡可以被視為表達自我意願的成本，一種必要的犧牲。忽略起點公平的問題不談，《這！就是街舞》還是有公平競争可能的。

公平競争有三種模式，一種是平行競争，一種是搏擊式競争，還有一種是對弈式競争。四隊第一輪淘汰勉強算是平行競争，舞者和舞者之間的對抗則是搏擊式競争，舞者面對隊長選拔則是對弈式競争。在規則公開前提下存在這三種公平競争手段的節目是可以避免災難的，但是當評判标準不公開、不确定，舞者又無法通過經驗揣摩出規律的時候，問題就來了。

易烊千玺在初期選拔階段慷慨地發出大量“毛巾”（即，節目中“晉級”的标志），導緻尚未表演的舞者陷入更激烈的競争、甚至無“毛巾”可拿的恐慌，反饋信息讓原本樂觀的易隊長變得焦慮，中途決定将已獲得“毛巾”的舞者再次卷入競争，緻使“先到先得”者同樣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了損害，有失公平。

評判的權利仍然在易隊長手中，結果則是易隊長的權威感受損，規則肆意變化和潛在的不公平同時也會影響集體内部的團結，對于日後需要帶領隊員和其他隊伍競争的易烊千玺而言，開局不利的确是件令人頭疼的事。

不過如果四位隊長全部選擇韓庚模式選拔隊員，頭疼的可能就是節目制作方了。縱觀當下的網絡綜藝，選擇知名藝人出任“導師”、“隊長”、“制作人”，都優先考慮是否能夠擴大節目影響力，其次才是職位和藝人的契合度問題。

在同一種思路的影響下，網絡選秀綜藝的第一集甚至前幾集大多以表現知名藝人為主，壓縮選手空間，以期保證節目熱度、維系影響力。

因此，比起能否保障選手機會公平，節目更盼着出現一些戲劇性的情節，起承轉合最好不過，欲揚先抑也很不錯，無論結果如何，對于被賦予決定他人命運權力的易隊長而言，《這！就是街舞》中出的頭疼，都是成長路上關于何為公平、如何實現公平的重要一課。

本期編輯 郦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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