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前期，魏國原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禹王城）。魏惠王在位期間（前369—前319），遷都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西北）。關于魏國遷都的具體年份，因不同史籍記載各異，曆來争議不斷，迄今未有定論。

　　魏惠王六年（前364）說

　　北魏郦道元《水經注》引《紀年》曰：“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唐代顔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引西晉臣瓒語曰：“《汲郡古文》雲：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曆代多沿襲此說，流傳時間較長。宋代羅泌《路史·國名紀》雲：“魏惠王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清人徐文靖《竹書統箋》卷首上，“孫奭《孟子》疏曰：《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今據竹書是六年”，皆同意該說。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指出，“魏惠王六年夏正四月朔日為丙午，九日甲寅，與《水經注》所引《紀年》‘遷都條’的年月日相合”，肯定“六年說”無誤。屈春山主編《開封》（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3年版）沿用此說，認為“魏惠王六年（前364）将國都從山西安邑移此，擴建城池，仍襲名大梁。開封作為城市的可考曆史即從此時開始”。陳昌遠《魏國徙都大梁時間及其經濟發展》（《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認為“梁惠王遷都一定在十九年以前”，并結合七年“邦司寇”所作青銅矛“司寇”字形相同，證實“梁惠王遷都必在六年”。李玉潔《魏國史》（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亦同意此說，認為“魏惠王六年遷都大梁之說符合曆史實際”。

　　徐勇《魏惠王的紀年質疑》（《史學月刊》1986年第3期）則質疑此說，認為“魏惠王八年之前，魏國在戰國諸侯中處于首強地位，而遷都屬大事，一般發生在某種原因迫使之下，魏惠王繼位僅六年不會無故将都城遷至千裡之外的大梁”。他進而指出，《竹書紀年》中魏惠王遷都大梁“六年”說難以成立。

　　魏惠王九年（前361）說

　　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記·魏世家》“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時，引《汲冢紀年》雲：“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北宋學者孫奭疏《孟子》卷一上《梁惠王章句上》時，引《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采用這一說法。

　　徐中舒、何孝達《戰國初期魏齊的争霸及列國間合縱連橫的開始》（《四川大學學報》1956年第2期）贊同“九年說”，認為“安邑不但不便控制東方諸侯，且不便統治東方地區”，魏國遂于公元前361年遷都大梁。李長傅《開封曆史地理》（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強調，“公元前4世紀中葉，魏國既想要控制中原，又要避秦國的武力威脅，魏惠王九年（前361）從山西安邑遷到新裡城附近，命名大梁”。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論證與考訂《紀年》和《史記》中所載魏惠王時代之事，指出“魏惠王元年應在周烈王七年，即公元前369年。《史記》中魏惠王紀年則誤上一年”，并分析魏國在都城安邑的不利形勢，從而認為“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就遷都大梁了”。朱學西等《中國曆史大事編年》（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亦同意此說，“魏自安邑徙大梁。此事……從九年說，從此魏亦稱梁。自此，魏擺脫秦、韓、趙包圍，向中原發展”。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則不贊同該說，他們根據“魏國行建寅，采用夏曆”推算，認為“魏惠王九年四月朔為己未，此月有甲子、甲戌、甲申而無甲寅”，排除“九年說”。徐勇《魏惠王的紀年質疑》從遷都的方向和距離分析，“遷都是避秦之鋒芒，但魏惠王九年時，秦國還未經商鞅變法，國力不強，無鋒芒可避”。因此，《竹書紀年》中“九年遷都”說存在難以解釋的矛盾。

　　魏惠王十八年（前352）說

　　吳汝煜《關于魏國徙都大梁時間》（《文史》1983年第19輯）從兩處論證，一是“魏國徙都大梁的時間應該從秦、魏兩國的關系和力量消長來考察”，二是“古書靠抄寫流傳，六與十八字形近誤，六年可能為十八年之誤”，諸如“《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及《六國年表》所載齊桓公在位年數均作六年，但《竹書紀年》卻記十八年”，據此魏徙大梁可确定為“魏惠王十八年”。

　　劉心健《魏惠王“畏秦”遷都大梁質疑》（《史學月刊》1992年第4期）不同意該說，認為“吳汝煜的論證隻能說明《史記》中的偶然失誤，肯定《竹書紀年》所記之正确。若把此偶然失誤擴大看成為一般的必然規律，再用來推論《竹書紀年》中魏惠王遷都中六年之六也一定是把十八誤寫為六，并以此作為自己提出的惠王十八年遷都之佐證”。

　　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說

　　唐代司馬貞注釋《史記·商君列傳》“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時，引《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即肯定“二十九年說”。

　　王學理《魏徙大梁與秦陷安邑》（《文博》1984年第3期）反對此說，認為這屬于“望文生義的猜測”，因為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在這裡并未明載遷都一事，而且“鄙”的本意是同西周以來諸侯國家的鄉遂制度相關，“國”則指國都，包括國都附近的“鄉”，鄉以外的地區統稱為“遂”，也稱“鄙”或“野”。此處“伐梁西鄙”，即指“侵犯魏國的西部地區”。若認為某國一旦被伐某鄙就要遷都，那麼《史記·魏世家》中“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魏國豈非成了不勝其徙的流亡政府？崔恒升《魏遷都大梁年代考訂》（《文獻》1996年第3期）亦不支持此說，他考釋出土的梁廿七年鼎、梁廿七年方鼎、梁十九年鼎等所載之年代，認為“三器紀年皆稱‘梁’和‘大梁’，必為遷都大梁後所造”，以證“二十九年”和“三十一年”說法之誤。

　　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說

　　《史記·魏世家》雲：“（魏惠王）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資治通鑒·周紀二》“周顯王二十九年”條采納此說，載“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即指“避秦”或“畏秦”。

　　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同意該說，認為“商鞅大破魏軍，魏惠王棄安邑遷都大梁。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牛建強《戰國時期魏都遷梁年代考辨》（《史學月刊》2003年第11期）從“司馬遷和《史記》的角度”與“剖析古本《竹書紀年》”比較分析，認為“古本《竹書紀年》中的魏惠王六年說和《史記·魏世家》中的三十一年說相對有據”。整體比較，《紀年》中“六年說”記載存疑較大，而“三十一年說”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但更貼近實際。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三十六（藝文印書館1977年版）則認為，“魏之徙都不必因秦虜太子，東地至河，近安邑始遷也。《世家》謂襄王五年始于秦河西之地，七年始盡入上郡于秦，是惠王三十一年前秦地未嘗東至河矣”。同樣，清人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真》曰：“惠王之徙者，非畏秦也，欲與韓、趙、齊、楚争強也。安邑迫于中條太行之險，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車騎便利，易與諸侯争衡。”可知，他們并不認同《史記·魏世家》中“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的“畏秦”說，指出徙都是為謀發展，即不支持魏惠王三十一年說。近人陳昌遠《曆史地理與中國古代史研究》（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認為“魏遷都主要是出于争霸需要，‘避秦’說實難成立，而其它十八年說、二十九年說、三十一年說均為錯誤”，肯定“六年說”确鑿無疑。

　　綜上所述，由于曆代文獻記載差異，學界對魏國遷都大梁的年代衆說紛纭。其中，魏惠王六年說最為流行，但要成為不争之論，有待考古資料的進一步發掘與證實。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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