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家駿

看詩人鵬鳴的《世界文學簡論》的書名，以為是我們大學的外國文學教師常見的教材如《歐美文學簡編》之類。但讀到内容，才知道：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它的内容是輕松流利的，像聽輕音樂一樣妙曼得使人舒暢。不像它的書名那樣沉重、嚴肅，猶如聽大型交響樂那樣讓人穿上晚禮服，正襟危坐，在一個樂章、一個樂章的轟鳴聲中去沉思。書中除了《大道之初——文學的起源》這篇緒論文章，包括67篇談文學的随感。這本《世界文學簡論》不是慣常大學教材那種四平八穩、闆起面孔說教的學院派文件，而是詩人用其特有的文學語言寫的自己讀書的心得。大學教材一般是沒有個性的，衆多作者寫的集中在一起，看不出其中的區别，章節之間沒有語言風格的差異。不少的教材，大同小異，編排的章節、内容、次序，甚至叙述語言都差不多，很難看出是誰借鑒了誰。所以寫作教材叫做“編寫”，一般署名下也叫“編著”。這完全不同于一本多人的散文集。那裡面的文章，篇與篇之間，差别很大，是有個性的、原創性的。就是一位散文家出版的集子，也不會和别的散文家的集子雷同。鵬鳴的這本《世界文學簡論》就是個性鮮明的書，是很有特色的一本書。

關于“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曆來有多種理解。1827年歌德在同愛克曼的談話中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他說的世界文學是指超越民族範圍、在交流中達到國際性的文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48年發表的《共産黨宣言》中也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他們說的世界文學，指世界性的文化與精神産品。

文學系科教學或綜合研究中的“世界文學”，是指與中國文學研究并列的外國文學研究。正如曆史系科有“中國通史”和“世界史”，地理系科有“中國地理”和“世界地理”一樣，這個“世界”是不包括中國的。

日常說的“世界”是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地圖是既然包含着處于中心的中國的版圖，中國既然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那麼講世界的文學，怎麼能沒有中國呢？鵬鳴在這裡所用的“世界文學”，就是日常口語裡所說的“全世界的文學”。因此說世界的文學，自然也包括中國文學在内。既然中國是越來越重要的世界因素。那麼中國文學也應該是世界文學中的重要部分。所以，鵬鳴的《世界文學簡論》把中國文學放在了首位，有38篇，占了三分之二弱的篇幅，達236頁，外國文學有29篇，隻占三分之一強，為130頁。這種格局，就完全不同于一般大學的不包括中國文學的“世界文學”教材。

鵬鳴的書不同于大學的“世界文學”教材，區别還不僅在形式上，更不一樣的是在内容上。

大學教材的《世界文學》面面俱到地介紹外國文學的曆史、思潮、大大小小作家的生平、作品的思想内容、各類人物形象、情節結構、藝術特點、手法和語言等等。鵬鳴的《世界文學簡論》卻是重點突出地對作家作品進行讀後感式的評論。如對中國古典文學，隻列入《詩經》、屈原、莊子、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蘇東坡、關漢卿、湯顯祖和明代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浒傳》、《四遊記》、《金瓶梅》和清代的傑作《紅樓夢》、《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這18項。中國古典文學當然不止這18項。但鵬鳴不是寫大學教材，他不去談司馬遷、司馬相如、曹操、阮籍等等，是有他自己的重點要說的。就是對這18項，鵬鳴也不是全面談其内涵，也隻是就某一點，重點表達自己的某些看法。說蘇東坡重點在“人生的三重境界”，說湯顯祖重點在“走在半夢半醒之間”，等等。

《世界文學簡論》談中國文學又重在現當代。魯迅、老舍、張愛玲、巴金、沈從文之外，更重在當今還在世的作家如金庸、賈平凹、高行健、鐵凝、王安憶、遲子建、陳忠實等。這一部分，完全打破傳統的系統文學研究的格局，成為别具特點的現實文學評論。鵬鳴的評論是深刻的，有時又是犀利的。如對“新生代”的作家作品。他用“用肉體寫作的美女”來概括。鵬鳴寫道：

讀着“新新人類文學”代表着這樣的内心獨白，看看他們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性經曆和感受直面讀者，我們感受到的是精神層面的頹廢堕落，對理性的絕對否定，對積極向上的社會主流精神的排斥與反駁，以及對欲望的瘋狂的追求與恣意滿足。他們不去也不屑于使自己的作品成為大衆認識生活的窗口，而隻為記錄個人生活體驗，在乎自我感受。

這樣的批評真實一針見血，道出了這類“文學”的本質。

至于說到鵬鳴的論“外國文學”，我作為一個教了一生外國文學課的教師和寫了幾本外國文學教材的老人來說，以為太簡略些。我是學“俄羅斯文學”的，鵬鳴的《世界文學簡論》隻包括了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兩個作家、一篇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和一個“多餘人”的專題。這樣的四項，是不能說明世界文學中的俄羅斯文學的地位的。盡管外國文學部分簡略了些，但是它對主要的外國文學成就還是都說到了的：希臘神話、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亞、薄伽丘、塞萬提斯、彌爾頓、莫裡哀、拜倫、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梅裡美、高爾斯華綏都在鵬鳴的論述之内。鵬鳴的論述是出自個人的深刻理解的。如對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的困惑與猶疑，對人物面對“生存還是毀滅”的思索。鵬鳴論道：

如果哈姆雷特是孔儒的傳人，他會因為自己而忽略了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而感到羞愧，他會想到我們大多數中國民衆一樣認為這樣的問題是不可理喻的“僞問題”。

如果他接受了佛的洗禮，他會認為殺父之仇隻不過是人生苦樂輪回中的一劫而已，并不值得那樣為複仇而處心積慮；……

如果他還是一個虔誠的基督信徒，他會自己堅持的不饒恕和不苟活而惶恐不安。

但是他不是以上任何一種“單純”的人……哈姆雷特的困惑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存在性顯現，“哈姆雷特命題”是有思想的個體對人之存在、生存本質的叩問。

我引用這段話是說明，作者在這裡發揮着自己的想象，用各種思想（儒家學說、佛學、基督教觀念）去與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的實際形象做比較，從而把握人物形象的實質内容。在随筆式的文字中運用比較文化的方法，既靈活潇灑，有能對外國古典文學作出自己結論，這種評述是深刻的，有獨到見解的。

更可貴的是鵬鳴将二十世紀的重要的作家作品做了重點論述，而且在每一項的标題中做了抓住本質地加以概括：“《荒原》：在廢墟上尋找生命意義”、“《百年孤獨》：魔幻的天空”、“勞倫斯：生活中的另類”、“卡夫卡：現代人的孤獨與焦慮”、“薩特、加缪：‘我将在希望中死去’”、“弗尼吉亞·伍爾芙：豐富的痛苦”、“福克納：存在之拼搏”、“喬伊斯：世紀病患者的心靈獨白”。這些概括集中表現了它們每一篇文字的内涵。當然每一篇文章也不是僅僅談談思想内容，結合着思想内容，同樣也在論到了該作家的藝術特征。如說到卡夫卡，鵬鳴論到：

卡夫卡生活在西方現代文藝思潮此起彼伏的時期，他的創作手法與這股思潮相呼應。他善于通過奇特的構思勾勒出誇張的畫面，把現實與非現實、合理與背理、常人與非人并列在一起，作品不點明時間、地點和社會背景，穿插的故事和場面遊離于情節之外，有時記錄瞬間的直覺和夢幻，使畫面顯得支離破碎，主題晦澀不明。他常采用的藝術手法是象征、荒誕和獨特的諷刺，帶有獨到的寓言性質。卡夫卡富有創造性的作品是特定曆史的産物，他以獨特的藝術形式表現了現代世界人們所體驗到的各種痛苦感受，把現代人的孤獨感、災難感、無能為力感表達得十分深刻。

這樣的評論，十分準确。看得出論者具有相當的學力和修養，加之詩人的筆調，使這部《世界文學簡論》成為一部很有特點、很有創造性的著作。

2011年11月于黃浦江畔

（注：本文作者已經授權本頭條）

（馬家駿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現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陝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原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原理事、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原理事、陝西省高等學校戲曲研究會原會長、陝西詩詞學會原顧問、陝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原常務理事、陝西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先進個人、陝西省教書育人先進教師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獨著有《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美學史的新階段》、《詩歌探藝》、《世界文學探究》等12種；與女兒馬曉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學真髓》、《西洋戲劇史》等4種；主編有《世界文學史》（3卷）、《高爾基創作研究》等9種；編輯有《歐美現代派文學30講》等4種；參編合著有《馬列文論百題》、《文化學研究方法》、《東方文學50講》、《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等40多種。

名列《中國作家大辭典》、《中華詩人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劍橋《國際傳記辭典》（英文第27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國外俄羅斯學專家名錄》（俄文版）、《陝西百年文藝經典》等40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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