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孩子的全職爸爸鄧可(米爸)。 （農健/圖）

米爸（鄧可）39歲，是廣州的一個全職爸爸——三個孩子，分别是兒子、女兒、女兒。他的白天被十幾個鬧鐘占據：叫醒三個孩子的時間、必須送三個孩子到校的時間、買菜、接孩子回家的時間，等等。

十年來，米爸工作的地點就是家。他戴眼鏡，面容白淨，年輕時喜歡穿紅色條紋T恤，“像脫了皮的花生米”。有了三個小孩後，大家更習慣叫他“米爸”。

他的工作重複且瑣碎。每天早上六點四十起床，把老大、老二叫起床後，準備早餐。老大自己去學校，米爸會先送老二上學，回家後再送老三上學，之後要到菜市場準備食物，米爸還考了廚師證，學了六十多道菜。

随着家庭分工方式日趨多元，全職爸爸已經不算一個新鮮詞。2022年1月，獵聘發布的《職場人婚育生活狀态洞察報告》顯示，北上深等城市男性願意當全職爸爸的占比為37.76%。這一比例在90後中更為突出，一項針對90後的調查數據顯示，在另一半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五成男性願意做全職爸爸，女性願意做全職媽媽的比例為三成。

他們或許很難估計到這份工作的不易。除了心理上的障礙，更大的問題是社交的讓位。每天準備完一家的午餐後，米爸常顧不上一身油煙味，一個人躲在房間發呆。由于帶着三個孩子旅途不便，他也很少回湖北老家，和許多親朋好友也失去了聯系，“所有社交都在手機上”。

另一方面，在米爸看來，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全職，都隻是階段性的工作。“這個地方需要你，那就先在這裡發揮價值，畢竟這隻是人生的一個節點，對不對？”

全職媽媽的低落，他都經曆了

成為全職爸爸之前，米爸沒有太多做家務活的機會。他的父親是政府單位的司機，常出差不在家，母親是政府招待所的服務員，從小，母親把家裡布置得井井有條，不讓他插手。

米爸大專畢業後，2006年，從湖北來到廣州。他學室内設計，在公司上幾年班後，開起了電玩店。2012年，空有熱愛但不懂營銷的他，生意漸漸走下坡路，還把母親和妻子的存款都虧掉了。

那段時間日子過得十分艱難，每個月靠妻子做PPT設計的五千塊工資度日。白天，米爸去店裡上班，孩子靠老人照顧，妻子還要騎單車回家哺乳。有時，他想偷懶不願擠公交，打了幾次出租車。有一次，妻子在他的衣服裡發現一沓總共将近千元的出租車票，兩人大吵了一架。

好在妻子的工作室風生水起。慢慢地，米爸開始輔助妻子做自媒體工作，在團隊招到足夠的人後，全職爸爸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

剛開始，這項新的工作是個不小的挑戰。他的“爸爸圈”裡的人，“在成為全職爸爸那一刻之前都沒有做好準備”。

在育兒方面，有一件事讓米爸至今很遺憾。老大出生後，家人在育兒方面缺乏經驗，沒讓老大在地上爬。“孩子3歲之前應該爬夠500個小時，鍛煉前額的發育和四肢的力量。”米爸覺得，後來老大在成長過程顯露出的注意力缺陷以及平衡感差的問題，都與此相關。

其他挑戰則來源于瑣碎的生活。例如他總覺得，家裡剛收拾沒兩分鐘，又髒了。而他期待的卻是，妻子和孩子回到家，看到幹幹淨淨的那聲“哇”，這會讓他自豪。

例如早上起太早，需要喝咖啡和紅牛提神，每天完全屬于自己的時間隻有二三十分鐘。他收藏了不少老的遊戲卡帶，會趁這個時間通通電“燒機”，防止機器損壞。有時，還會到樓下買瓶喝的，趁機獨自走一圈。

最初那幾年，米爸不大願意向别人介紹自己是全職爸爸，通常調侃說自己是無業遊民。他不是沒找過工作，全職在家也受到過家人奚落，全職媽媽們會經曆的那些低落，這個全職爸爸都經曆過。“在壓抑的環境和狀态下，感覺所有人都對你有意見。”

米爸對全職爸爸的工作也産生過抵觸，覺得付出“很難被看到”，“炒個菜隻需要十幾分鐘，但買菜、洗菜、收拾碗筷，其實占用很多時間”。那段時間他極為敏感，每天不停喝飲料吃甜點，體重達到了92公斤，哪怕妻子一句“你今天幹了什麼”，也會引來新一輪争吵。

直到2017年，米爸做了一件“不太冷靜”的事。他拜托母親來照顧孩子們，自己則到川藏線騎行。14天時間，騎行兩千多公裡，在與一位又一位騎行者交流，又在大昭寺前連續坐了三天後，米爸轉變了心态。“用平和的态度去看待這份全職工作，眼下家庭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能做好手頭的事情，就是最好的。”

用供應鍊的方式管理孩子

成為全職爸爸十年後，米爸對這項工作早已駕輕就熟。

最大的轉變是教育觀上的。三個小孩都不多不少有先天性問題，老大、老二有注意力缺陷障礙，老三對魚過敏。曾經，夫妻倆把老大送進一所私立學校，周圍大部分家長都已經給孩子規劃了一個去國外名校升學至博士的未來。但米爸發覺，老大并不是學習型孩子，“會逃課去圖書館看書，或是直接在課堂偷偷看書”。

米爸記得，一年級時，老大每天要花4個小時寫作業。“寫字寫得慢，我們當時還不太懂什麼是讀寫障礙，拍過桌子，也動過手。”

但夫妻倆也發現了老大的優點，“可以把很厚的曆史小說和科學書很快看完，而且能抓住重點”。這個有注意力障礙的孩子，能通過一個人的經曆，把時代背景繪聲繪色地複述出來。米爸和妻子決定把孩子轉到公立學校，并為老大注冊了一個自媒體賬号，現在，孩子有了幾千粉絲。

在孩子們的管理上，米爸采用了一套供應鍊的管理模式。

為此，他專門做了一個行程表，計劃好做每一件事的時間，以及如何高效地滿足三個孩子還有妻子的需求。比如，為了讓孩子回家能吃到溫熱的菜，他在出門接老三放學之前就要把粥或者湯做好。到了學校門口，有25分鐘左右給電動車充電的時間。利用這段零碎的時間，他可以聽不同的課程，“學到某個理念對家庭管理有啟發，可以存在腦子裡，靈活變通在家庭各個地方”。

過去十年，米爸感受最明顯的是生育相關政策的影響。

撫養老大和老二的時候，由于城市人口基數大，生育補貼的落實效率往往不高。曾經有一段時間，夫妻倆還為老三的學位發愁過。四處打聽後，一家子從廣州郊區搬到市中心，接下來，準備戶口、買學區房，一一被列入計劃。

而根據廣州“十四五”期間的規劃，為适應人口形勢發展的需要，廣州預計将增加優質公辦基礎教育學位超過30萬個。另外，随着政策落實，米爸家的老三也可以與老大共用一個學位，“上學變通了”。

米爸也注意到，民法典第1088條修訂後，全職一方照顧家庭的家務活，正在被當成一種有收入價值的工作，而非“免費為家庭作貢獻的義務”。他現在覺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價值：接送孩子，省下一份司機的工資；為家人做飯，也可以省下點外賣的費用。

他也觀察到，随着社會發展和疫情影響，全職爸爸的群體越來越壯大。在自己熱愛的電玩圈中，就有了不少新夥伴。“這或許是社會某個發展階段的必然産物，但以後說不定也會因為種種原因有新的變化。”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 南方周末實習生 莊澤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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