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空間被切割和分離開的時候，一個世界便産生了。

—— 斯賓塞·布朗《形式律》

人類思維的一個最基本的活動可以說是“分類”了。一個最簡單的三段論涉及 3 個類别之間的關系，例如：哈士奇是狗狗是動物哈士奇是動物我們在分類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思維。

系統思維中的“系統”其實是分類後的結果：你定義了一個系統，就和系統之外的東西區别了開來。

撇開這些大的方面不說，單看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分類”。當我們把某種東西看作一類東西時，例如一棵樹，我們就是在分類了。每當我們推斷事物的種類時——如椅子、民族、疾病、情感乃至所有事物的任何種類——我們都在是在運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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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着“分類”，這件事是如此自然，以至于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在“分類”的時候，一定是遇到了難以歸類的情況。既然這件事如此普遍，那麼一旦對同一個詞／概念／話語，我們和對方的分類不一緻，就有誤解的可能。一旦我們知道了大腦是如何分類的，我們就能更充分地理解對方說的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會這麼說。分類，或者用認知語言學的術語說，“範疇化”，即是在探讨這個問題，并由此來理解我們的思維方式。這篇文章是《如何提問》系列的第 6 篇，本篇起我想回到最基本的語言層面，來探讨提問的技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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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隻是按照事物原樣分類嗎？

如果我們整理衣櫃，會把相似的東西放到一起。衣服歸衣服，鞋子歸鞋子。衣服又進一步分為短袖、長袖、大衣等等。我們給一個東西命名，也是在進行分類。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會自動地對人、動物以及各種東西分類。有時會使人産生這樣一種印象，即我們隻是按照事物的原樣分類，事物本來就有其自然的種類，因此我們心中的分類自然也就符合世界上存在的各種事物的種類。不僅如此，那些被稱作同一個名字、或被歸為一類的事物必然有一些相同的特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樣的“分類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也成為許多學科默認的真理。然而事實上這隻是部分正确的。我們先來看看這張圖，你覺得圖中哪些是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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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做過這個實驗。在第一排的情形中，越往後，被認為是“杯子”的情況越少。他發現關于“杯子”的分類并沒有一個明确的界限。

并不存在一種東西叫“杯子”，對于它的界定是人為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你可能會說，杯子是人造的物品啊，自然界的情形呢？動植物總歸有它們本來的種類吧？當我們說“魚”，那就是所有的鲫魚、鯉魚、鲨魚等等的動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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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提到，生物學分類有兩個派别，一個是按進化樹圖譜來分類的進化學派，一個是按生物在形式、功能等方面的總體相似性來分類的表現型分類學派。被表現型學派分類為“斑馬”的生物有 3 種：伯奇爾斑馬、格列維斑馬和生活在山上的斑馬。按進化學派，前兩者是斑馬，而後者應該歸到“馬”。

假如分類必須建立在進化樹（進化分支圖）基礎上的話，那麼一些最普通、最令人信服的類别就不存在了。......那麼我很遺憾的說，像一條魚這樣的事物也就确實不存在了。

大約有兩萬種脊椎動物有鱗有鳍，并且生活在水中......有些魚——尤其肺魚和空棘魚——從家系上來說接近于那些爬上陸地而成為兩栖動物、爬行動物、鳥和哺乳動物的生物。

在我們的語言裡，給不同的東西命名、分類，可能并不像一個“整理衣櫃”的隐喻：事物本身就在那裡，我們不過把它們放進了不同的櫃子裡。更像是，在我們定義／分類之後，某個類别的事物才出現。另一方面，我們根據事物的不同特征來分類的嗎？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首先開始質疑。他思考了“遊戲”這個詞彙。什麼樣的東西可以稱為遊戲呢？是像鬥地主這樣需要動腦子的，還是像押賭注這樣純靠運氣的？是像下棋這樣有競争的，還是像丢手絹這樣純娛樂的？在“遊戲”這個分類裡，并沒有一種所有成員共同的特質。那麼我們的語言到底是怎麼分類的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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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傳統的分類觀認為事物本來就在那裡，我們隻是根據它的特質給它歸類。分類像一個容器，事物要麼在這個容器内，要麼在這個容器外。處于同一分類中的成員是由共同具有的特性來定義的。因此，沒有哪些成員比其他成員更具中心地位。維特根斯坦以來，有不同的哲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在各自的領域發現人類的“分類”，并不是像傳統分類觀所展現的那樣。被歸類到“遊戲”這個範疇裡的東西，并沒有共享某種所有遊戲的特質，維特根斯坦認為它們根據“家族相似性”聚合而成。家族中的各個成員在各種不同的方面彼此相像。就像同樣是中國人，可以有不同的頭發顔色、皮膚顔色，或者是性格氣質、民族文化。下棋和鬥地主都涉及競争，鬥地主和電腦裡 Windows 自帶的蜘蛛紙牌遊戲都是紙牌遊戲。A 和 B相像，B 和 C 相像，以此類推，它們都被歸到了一起。

古早蜘蛛紙牌 | 圖片來自網絡

維特根斯坦還考量了“數”這個概念。曆史上，“數”首先是被當作整數。後來，相繼擴展為有理數、實數、複數、超限數，以及數學家們發明創造的各種各樣的數的類型。每一個關于數的精确定義都必須包括整數，而不是每個數的定義都必須包括超窮數。可見“整數”，比其他數更具有中心地位。心理學家羅施（Eleanor Rosch）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了關鍵的貢獻。她發展了一種叫做“原型和基本層次理論”的理論。原型理論簡單來說，就是當我們說一種分類的時候，腦子裡會認為某種概念是更典型的。例如說起“鳥”，人們更常想到麻雀、金絲雀等，而更少想到鴕鳥。麻雀比鴕鳥更典型。基本層次理論簡單來說，就是相較于較高層次的範疇如“動物”、“家具”、“汽車”和較低層次的範疇如“波斯貓”、“敞篷椅”、“敞篷跑車”，中間層次的範疇“貓”、“椅子”、“汽車”更為重要。中間層次，也即基本層次，是我們最容易識别的層次，是孩童時最先學習的層次，也是日常講話時最常使用的層次。例如，我們會說“那邊有一條狗。”而不是“那邊有一隻哺乳動物。”或者“那邊有隻牛頭梗。”（當然我們可能會說有隻柴犬或哈士奇，這和下文介紹的内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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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層次也是我們的知識被組織起來的層次。

知識主要是在基本層次上被組織起來的。這是由下列方式決定的：當研究人員要求接受實驗者者列出範疇的特征時，對于處在上位層次的範疇成員（家具、交通工具、哺乳動物），他們幾乎列不出什麼特征；

對于處在基本層次的範疇成員（椅子、汽車、狗），他們列出了他們所知的大多數特征；

而對于處在下位層次的範疇成員（搖椅、賽車、獵犬），實際上他們對其所具有的知識并不比對基本層次範疇成員所具有的知識多多少。

不過，将哪一層次的概念作為基本層次，也受文化和專業影響。例如，從小生活在大山中的人，會把“楓樹”、“楊樹”等作為基本層次；而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會把“樹”作為基本層次。如果你是某一領域的專業人士，會把更下位的層級當作基本層次。所有的這些關于範疇的理論都對我們“如何理解對方”和“如何提問”有很好的啟示。看上去我們聽到了同一個詞彙，但是這個詞彙在對方腦中和在你的腦中的概念和範圍極有可能是有差異的。我們在提問或溝通時可以關注：

• 你所說的這個詞側重哪個／些特質？（家族相似性）例如當你說“我們玩個遊戲吧。”你在意的是其中的娛樂性還是競争性？
• 你說的這個詞是中心成員，還是非中心成員？（原型／中心成員）例如你說“來點紅色吧。” 大紅洋紅轉紅還是死亡芭比粉？
• 我在談論的對我來說是基本層次的事情，對于對方來說是否熟悉呢？（基本層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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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認知結構

當我們說一個詞的時候，我們說的意思和聽者聽的意思會有不同，這取決于我們在詞義上對于範疇的劃分，或者說選取。除了在詞義上，我們還在社會文化因素上進行選取。例如我們來考慮“大齡剩女”這個詞。且不論這個詞包含的惡意，假定“大齡”指 30 歲，單純從含義上說，它的定義是什麼？包括哪些人呢？30歲以上沒有結婚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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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以上有男友的算嗎？嗯...算吧，沒結婚的都算。30 歲以上離過婚的呢？嗯...好像不算。30歲以上從沒結過婚的女性。30 歲以上，不婚主義呢？這.....30 歲以上，不婚主義，且有男友呢？這應該不算。30 歲以上，同性戀呢？這….好像也不算。30 歲以上，異性戀，有結婚打算，從沒結過婚的女性。60 歲以上，從未結過婚呢？這.....如果是從小生活在原始森林，和動物一起長大，30 歲以上的女版人猿泰山呢？這.....有這樣的嗎？30 歲以上，在沒有婚姻制度，實行走婚（男女中意的話，男方可在晚上到女方家中，早上離開）的摩梭族呢？這…..所以你看，“大齡剩女”，看定義像是 30 歲以上沒結婚的女性。而實際上，它在我們的概念裡，基本是指，在“一夫一妻”制中，30 歲以上，異性戀，有結婚打算，從沒結過婚的女性。這是詞彙背後蘊含的基于社會和文化考量，被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George Lakoff ）稱為“理想化認知結構”的東西。我們在溝通的時候，要關注别人對一個詞詞義範疇的劃分，還要關注背後的理想化認知結構。但是，這還不是最複雜的。我們再來看看“母親”這個詞。母親，似乎可以定義為“一個生過孩子的婦女。”百度百科的定義是“是親屬關系稱謂的一種，是子女對雙親中女性一方的稱呼。也用于比喻養育人的某一群體或事物。”然而正如我們将看到的那樣，沒有一種定義能包含所有的情形。母親實際上是由多種認知模式構成的一個集群模式：

—— 生育模式：生育過的人是母親。

生育模式通常伴随着一種遺傳模式，盡管自從卵子和胚胎移植技術發展以來，生育模式和遺傳模式并非總是互相吻合的。

—— 遺傳模式：貢獻遺傳物質的女性是母親。

—— 養育模式：養育了一個孩子的成年女性是那孩子的母親。

—— 婚姻模式：父親的妻子是母親。

—— 家系模式：最親密的女性長輩是母親。

所以當有人這麼說，盡管很匪夷所思也是有可能的：我有 4 個真正的母親：給我遺傳基因的女人、生下我的女人、養育我的女人、以及我父親現在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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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關于“母親”的隐喻也是基于不同的模式。例如“失敗乃成功之母”——生育模式。“他要他的女友像母親般照料他。”——養育模式。所以，溝通、提問不僅要關注語言背後的認知結構，還要關注認知結構的結構：

• 你所說的代表了一種怎樣的理想化認知結構？忽略了哪些人／事物？
• 你所說的是否是一個認知結構集群，你指的是哪一種？

也許你會說：我們為什麼要關注這些？日常交談中使用“母親”或者“大齡剩女”這樣的詞彙也沒有什麼交流障礙啊。原型、理想化認知結構都體現了大腦偏愛“典型”，這種思維是有好處的。例如當一隻狗撲過來，我們如果迅速識别出“狗”，而不是去在意它的毛色、尾巴的形狀等細節，就能預測它之後的行動，對我們有沒有危險。不去解釋自己的性格、為人等各方面，而是給自己立一個“人設”能更快讓人記住你。“典型”的思維基于的原則是“效率”，這個原則并不适合當目标為“全面理解”的場景。

例如你是在采訪，你想要深入了解你的采訪對象，你就得知道，TA 說出來的詞彙，TA 選擇這個詞彙而沒有選擇那個，TA 所選擇的詞彙背後的範疇和理想化認知結構體現了什麼？

又或者你想了解一門知識，這個行業裡人們說的專有名詞代表了什麼樣的範疇和認知結構，和日常語言有什麼區别呢？如果按日常語言理解，會産生怎樣的誤解呢？語言的妙處就在于，那些沒說的信息、那些組織信息的形式，都透露着信息。

參考資料：喬治·萊考夫.女人、火與危險事物.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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