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高壓軍事政治對抗下的國際環境，使整個世界範圍内彌漫着現實的壓抑以及對未知的惶恐，包括對世界大戰的焦慮。這段時期内，各個藝術領域内都開始萌發出對現實的隐喻和反思。

體現在世界文壇上的，就是突然流行起的一種特殊的創作題材——反烏托邦文學。它的出現代表着高懸空中千餘年的烏托邦理想從漂浮無根轉變到腳踩實地。這其中與馬列主義理論的興起與世界範圍内的傳播不可謂關系不深，本質上也是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在文學上的再現。所以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又一個光怪陸離的未來世界，在這些世界裡，我們可以一窺理想主義乃至社會主義道路的未來。

曆史上，烏托邦文學的曆史更為源遠流長，幾千年前柏拉圖的《理想國》便已成其濫觞，在一個匮乏而愚昧的時代，它代表着理想主義者對人性理智的崇尚，一種對人的解放的追求，這種追求高尚而純淨，集體意志作為主權者，使得意志中的每個個體都最大限度地享有完全的自由與精神愉悅，這一點與千年後馬克思列甯所憧憬的共産主義大聯合不謀而合。可以看出，烏托邦的精神理想世界并非空穴來風，而是自然而然地根植于世世代代人們心中的“桃花源”。

然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幾千年來，這樣一條哲人們所設想的共産主義之路真的是一成不變的嗎？兩千年前，柏拉圖需要僅僅是土地，糧食和完善的教育，而千年後以至未來的世界裡，馬恩和他們思想與理論的實踐者們，又是否僅靠土地，糧食和教育就能夠解決呢？

例如在《島》一書中發生在新一代拉賈（領導者）與集體島民之間的沖突，這種對立一方面體現在權利金錢利益的沖突，另一方面也是世界科技進步發展與島嶼之上田園牧歌式的理想的脫節。

事實上，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的第一章就說到，任何意志都無權決定贊成無悖于原意圖的事物，這從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教條化的集體理想的失效，也點明了反烏托邦意識存在的必要性，即理想主義者集體也必須時刻對自身保持警惕，這實際上又與五四運動一代思想史上的先驅們在如何堅持實踐和特色上是異曲同工的。

需要說明的是，與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反烏托邦并非物如其名，其本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假想糾錯，或許将其稱作“反極權主義”更為恰當，因為其所反對的“烏托邦”實際上是一種迷惑性的陷阱。在這些“烏托邦”中，集體意志總是輕易淪為個人意志，而“自我意識”則在綁架了集體的個人意志的決定下“被動地湮滅”。

這些作品的背景設定往往都是一個極為穩定而停滞的社會，在《1984》和《451℉》中，人們生活在一個時間點上，它處于近未來或近現代，且生産力并未高度發達的世界，有時候還需要為自身物質利益做出考慮；而在《美麗新世界》和《我們》的文學世界中，科技與物質水平極高，每個人的物質需求都被統一地滿足，他們需要做的就是精神上的“無欲無求”和“笑口常開”。但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這都是一個對于思想管制極為嚴苛的世界。

這其實是在向我們提出疑問：“理想國”所要求人們的最純淨高尚的道德是否包含了思想與精神層面上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又是否會導緻統一價值體系的崩潰？如果這個社會是老子式的小國寡民，也許還能通過類似于赫胥黎在《島》中所述的“以佛教的倫理觀和樸素的村莊共産主義社會思想巧妙服從于理性的原則”而得到穩定。

但事實上，一旦這個社會存在于一個大型國家水平，人類曆史無數次的重蹈覆轍告訴我們，維持其長久穩定絕對是一項任務艱巨而且代價不菲的工程，至少在上個世紀，人類曆史上已經自我實踐了起碼三次，都是以沉重的代價而告終。

如果屆時我們在教育中對人性的改觀尚未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那麼人類自利的本質就決定了烏托邦式的自由帶來的更有可能是個人意識對集體的背叛，無論這種背叛來自于底層抑或是掌權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導緻政治體制的高壓化：這種高壓也許是《1984》和《我們》之中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嚴密監察，也可能是《美麗新世界》中類似于“索麻”的精神藥物或直接有效的生理制約。事實上，這也正是高懸在我們理想之上最可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當代某些西方意識形态制造了一種悖論，将反烏托邦異化為一種政治武器，将烏托邦的高尚内涵偷換概念為一個恐怖的高壓政權。然而，隻有害怕烏托邦之人才總是不遺餘力地反對它，将其視為恐怖而無用的幻想，而這些人非蠢即壞。

例如紮米亞金在1920年就已完成了《我們》的創作，然而在一些人不懷好意的标簽化利用之後，等到公開出版時卻已經到了蘇聯解體的年代；此外，《1984》的反極權精神也屢屢被扭曲作醜化社會主義的“聖經”，殊不知一些西方政府自己就在大搞特搞這種意識形态的管控，而對階級固化和财産分配不聞不問。

相反，這些優秀文學作品，例如“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創造者卻是烏托邦的堅定擁護者：《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将一部歌頌烏托邦理想的巨作《島》作為自己的絕筆；

而《我們》的作者紮米亞金曾為俄國的十月革命抛頭顱灑熱血；

《1984》的作者奧威爾本人更是說到：“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滋味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他也因參與西方的社會主義活動而受到英國情報局長達十餘年的嚴密監視直至47歲因病去世。

反烏托邦文學本質上如一面鏡子一般，是從一條反向的道路接近烏托邦，當一個理想不再純潔，反而變得神化和偏執時，作家們即無情的将這種“幻夢的危險”告知衆人，使我們提前意識到深刻于人性中的獨裁欲望與專斷思想之危險，告訴我們真正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絕不是一個極權高壓或貪圖享樂的社會。

悲觀主義者往往将反烏托邦同化于夢的破碎而安于現狀，然而作者本意于為構造一種更為完善的烏托邦提供建議并不斷前進。

隻有同時看到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共同思想内核，才能真正體會到其中關于理性與情感，自由與幸福的精髓。

正如羅曼羅蘭的名句：“在我看來世界上隻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本質後依然熱愛着生活”，無論在向“理想國”的前進之路上有多少荊棘中傷與歧途陷阱，于黑夜中挑燈者，皆為英雄。

（本文是一個大學生上學期選修我的課程的作業，他能這樣思考和寫作也是很好的。我在貼上網前，對文字和一些提法做了适當的修改，并删節了一些繁雜的内容。）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