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爾斯·布雷頓(Jules Breton，1827年5月1日—1906年7月5日)是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畫家。他的作品以描繪法國鄉村為主，對傳統繪畫方法的吸收使布雷頓成為農村的美麗和田園風光的主要傳播者之一。對傳統的尊重、對土地及家鄉的熱愛始終是他藝術的核心。

布雷頓于1827年5月1日出生在庫爾裡埃，一個加來海峽小村莊。他的父親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1842年布雷頓開始學習繪畫；1847年他前往巴黎，希望在巴黎美術學院完善藝術教育的他，進入德萊林的私人工作室學習。

布雷頓的第一幅參展作品是曆史題材《聖皮亞特在高盧傳教》。之後，在1848年革命的影響下，他繪制了《苦難和絕望》《饑餓》，分别在1849年、1850-1851年沙龍展出。但他發現自己并非有創作曆史題材繪畫的天賦，相反，他在青少年時期對自然和鄉村的記憶中找到了創作的靈感。

1853年，他展出了《收割者的回歸》，這是他衆多農村農民場景的第一幅。1854年，他回到了庫爾裡埃村，在那裡定居。《拾穗者》獲得了三等獎，開始了布雷頓的職業生涯。他收到了國家的訂件，許多作品被法國藝術管理局收購并被省博物館收藏。《阿圖瓦的小麥祝福》在1857年的沙龍展獲得二等獎章；1861年獲一等獎章；1872年獲榮譽勳章。不同于米勒的樸素，布雷頓把農民的生活理想化了，在1859年《拾穗歸來》畫後的題記裡面，他說，農民過的是“藝術家的生活”，而他本人是個“畫家農民”。在他的作品裡，農民永遠是快樂的、熱情洋溢的。1863年《拾穗的女人》描繪了農婦在收割後的麥田裡彎腰撿拾留下的麥穗，布雷頓将這個貧困階層的勞動場景置于金色的陽光裡，構成一幅和諧、甯靜的畫面，這種農村天堂的表述傳達了他對法國傳統農業的尊重。

布雷頓在1870年代到1890年代持續參加展覽，聲譽也随之增長。他還是一位公認的作家，出版了一部詩集(《珍妮》)和幾本散文，講述了他和其他藝術家的生活。梵高非常欽佩布雷頓，手抄布雷頓的詩歌，還曾徒步走了85英裡到庫爾裡埃去拜訪他。

在世界博覽會(1855年)之後的20年中，曆史繪畫的地位在歐洲急劇下降，到1871年普法戰争之後，古典或宗教題材的複雜叙事繪畫的創作和展出幾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當代曆史、日常生活、風景、靜物的描繪。評論家卡斯塔納裡(Jules Castagnary)将曆史繪畫的悲傷命運描述為社會制度變化的自然結果。他在1857年的沙龍評論中寫道：“宗教繪畫和曆史或英雄繪畫作為社會有機體逐漸失去力量——神權政治與君主制一一削弱了。他們的消失，導緻風俗、風景和肖像畫逐漸占統治地位，這是個人主義的結果：在藝術中，就像在當代社會一樣，人變得越來越自我。”個人主義繪畫代替了曆史繪畫的宏大公共藝術，在官方沙龍和非官方的前衛場所中同樣被奉行，很快成為現代主義的辯證基礎。此外，它還為卡斯塔納裡、愛德蒙·杜蘭蒂和埃米爾·左拉等人的自然主義藝術理論和批評提供了基礎。

“現實主義”作為藝術史的術語，最通常的含義常被用來指舍棄唯美來描繪事物的本來面貌，也幾乎被當做題材決定論——描繪苦難、下層民衆的生活以喚起同情；描繪上流社會的生活則必然出于批判的目的。以此為标準，庫爾貝與杜米埃可以歸于一類；而與其同時代的米勒和之後的布雷頓及羅莎·博納，也栖身于19世紀現實主義的代表畫家之列，但此三人雖然同樣将目光投注于鄉村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投射了不同程度的情緒，态度卻更加溫和，不具備革命式的煽動性，在此意義上，用“自然主義”界定亦無不可。因此我們将發現，自然主義是一種介于古典主義與反叛的現實主義之間的妥協藝術。

(作者為上海美術學院在讀博士，哈爾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水彩系主任)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