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節後，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北京由此全面開啟了“生活垃圾強制分類”。

對于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垃圾分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當前生态文明建設的基礎環節。多年來，垃圾分類理念雖做到了家喻戶曉，但上熱下冷，落實層面與條例要求還有較大距離。在此次疫情引發了民衆對生态文明建設産生空前的集體性反思之時，應緊緊抓住“疫後窗口期”，在全國範圍内推動垃圾分類制度落實再落實。我們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也不應讓這次代價慘痛的疫情僅成為一次記憶。

什麼是“疫後窗口期”？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認為新冠肺炎将成為“公元前和公元後”那樣的曆史分期的起點。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産生深刻影響，業已在社會上形成了強大的生态文明觀念啟蒙和生态保護動員效應，為我國生态文明制度建設和政策實施創建了一個極為難得的“窗口期”。

• 首先，疫情初步完成了對全社會的動員。

疫情發生後，政府、媒體等每天都在提醒“戴口罩、勤洗手、不聚會”；許多有識之士都在高呼開展生态文明相關内容的啟蒙；各階層、各年齡段的民衆也自發地通過社區宣傳、電視、網絡等途徑了解疫情信息以及公共衛生知識。這種情況說明，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在客觀上完成了全民動員，而且這種動員的效果遠遠強于過去日常宣傳的效果。

• 其次，疫情促進了民衆對衛生觀念的認同，将大大降低推行垃圾分類制度的社會成本。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意識形态是一種為降低交易費用而設計的制度安排。這種基于社會動員之上的意識形态，能夠減少執行和實施垃圾分類制度及其配套改革的成本費用。這是疫情期間情感動員最突出的價值功能。在當前我國垃圾分類制度的實施過程中，新的管理制度與人們的日常經驗、慣習及傳統文化價值觀不一緻，因此在要求人們改變行為方式及心理定式時需要支付較高的成本。疫情為全體國民提供了一種不曾經曆的特殊經驗，其慘重代價會引導人們關注公共衛生、關注垃圾分類，進而引導人們确立更加科學的生态文明觀念。道格拉斯·C·諾斯曾提出，人們“試圖發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經驗的合理解釋，即以新的意識形态來節約認識世界和處理相互關系的費用”。這種觀念為過去和現在提供了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即社會意識形态是推進生态文明制度變遷的動力之源。

• 再次，疫情暴發後，針對疫情、衛生系統和社會治理體系的全國性大讨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全民生态文明觀念的啟蒙。

此次政府采取的嚴厲防控措施獲得了明顯效果，絕大多數居民因遵守政府規定而免于被感染，并一定程度上對政府強制管理方式形成了心理認同。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民衆的心理認同是制度實施的基礎。如果将這種非常時期形成的心理認同移植于垃圾分類，則同樣會降低居民因對新制度不習慣而帶來的抵觸情緒，從而有利于在全國大規模普及垃圾分類管理制度。

• 最後，應把握好疫情結束後的三到六個月的最佳“政策窗口期”。

新冠肺炎疫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疫情結束後的三到六個月，人們傷痕未愈，對疫情記憶猶新，因而公共衛生和環境觀念不會立即消散，不會出現明顯的集體記憶偏差。此時，把握好“政策窗口期”就顯得非常重要。全民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集體記憶作為支撐的社會心理，是影響人們支持公共衛生制度創新的力量來源。例如，2003年“非典”的強勢襲擊，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體制的不足。為此，我國政府在“政策窗口期”内迅速建立了全國性傳染性疾病檢測和信息報告系統。因為窗口期一旦錯過，相關制度出台便很難。如果禁食和禁止交易野生動物的政策沒有落地，吃野味的陋習沒有改掉，保護生态環境的意識沒有提升，人們對“非典”的集體記憶就隻剩下一種“疫情概念”。

總之，在疫情剛結束時，在餘熱未退的集體性反思下，實行垃圾分類制度引發的觀念阻力将會降到最低。一旦錯過疫後“政策窗口期”，那麼随着時間的推移，一切将慢慢回歸“正常”，再要推動就必須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

把握“疫後窗口期”，實行垃圾分類制度有何特殊意義？

① 改變城市與鄉村的生态環境，助力健康中國和美麗中國建設。目前，我國城市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是焚燒、填埋以及生物堆肥。垃圾填埋會占用城市日益稀缺的土地資源；焚燒和填埋易造成環境污染。而通過垃圾分類處理，能夠實現垃圾資源化、減量化和無害化，進而降低生活廢棄物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優化城市和鄉村的衛生環境，助力美麗中國建設。

② 通過規範“形而下”的日常行為方式，提高公民生态文明素質。唯有提高居民的生态文明素養，使其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才不會出現“回潮”現象。在實行垃圾分類制度的過程中，居民全體參與是重要一環。因此，應通過合理的獎懲機制，引導居民掌握垃圾分類相關知識。同時，應嚴格規範居民對廢棄物的分類行為，改變居民一直以來的相對粗放的垃圾投放習慣。由垃圾分類處理培養的居民公共衛生觀念與由本次疫情形成的危機意識互相作用，使生态文明觀念成為根植于居民内心的修養與行為自覺。

③ 有利于發展綠色産業，形成疫後的産業增量。垃圾的科學分類和利用，是綠色産業的重要内容。在全國實行垃圾分類制度，一方面可以産生新的生産部門，形成綠色産業新的增量；另一方面有利于促進綠色産業存量釋放，促進就業，引導傳統産業轉型。

④ 改變對外形象。疫情暴發以來，“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等稱謂在網絡上流傳。這對地方形象造成了明顯的負面效應，會對未來若幹年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果在疫情結束後立即開展垃圾分類管理制度，無疑能對地方形象形成有力修補。

千萬不要浪費一場危機！

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說過，“千萬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當前，在全國實施垃圾分類制度、構建提升民衆生态文明素質的實踐渠道，是将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巨大社會成本轉化為具有正向效益的關鍵政策舉措。

第一，把握“後疫情”時間節點，疫情結束後立即啟動垃圾分類制度。在疫情後的三到六個月，人們對于疫情的傷痛仍具有強烈的集體記憶，因此是實施垃圾分類制度的最佳時期。疫情結束後立即籌劃和啟動垃圾分類制度，将大大減少政策實施的阻力，降低政策創新的社會成本。

第二，借助政府力量強力推進，建立标準化行動方案。首先，政府應制定科學合理的垃圾分類管理行動方案，組建專門的領導班子專項推進，并構建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其次，工作體系一體化。各地可參考上海、廈門等城市的經驗，建立符合自身實際的垃圾分類标準，将上遊的垃圾分類設施與下遊的分類收運管理一體化、标準化，避免出現“前分後混”的無效結果。最後，獎懲機制明确化，引進多種激勵機制。應對垃圾分類工作做得出色的群體和組織進行正向激勵，使人們的環保行為更具有主動性，促進個人長遠利益與社會生态文明建設要求相協調。

第三，發動社會力量，建立民間志願者組織。垃圾分類制度對于我國民衆而言是新生事物，監督和管理均需要投入，因此，政府要善于借助社會力量，形成合力。一方面，政府可充分發揮市場作用，購買社會組織的垃圾分類服務（公共服務），将促進垃圾分類減量與資源化等事務性工作分離，交給具有專業能力的社會組織運作。另一方面，要發揮社區居民的力量，組建垃圾分類志願者組織，監督和輔導居民規範垃圾分類行為。

第四，推動地方立法，借助法律力量強制推進。對于尚未适應垃圾分類管理制度的大部分居民來說，垃圾分類所需要的時間成本和心理成本較高，因而起步階段還必須依靠法律的強制力量。特别是要通過具有針對性的地方立法來凝聚共識，規避“公地悲劇”。各地應當把握“疫後窗口期”，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相應法律法規，為全國實施垃圾分類制度提供地方立法支撐和保障。

上文略有删減

來源 | 人民論壇雜志

作者 | 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 傅才武；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蔡武進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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