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出品方/作者：平安證券，陳骁，魏偉，薛威）

近年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數字經濟已 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社會變革、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2020 年 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及“十四五”規劃，都提出了數字經 濟發展的政策部署。我們認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不僅僅是 政府政策的目标，也是中國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轉型的必然方向，更蘊含了富 有想象力的投資空間和機遇。

數字經濟的定義與内涵框架

目前，學術界對數字經濟尚無明确公認的定義。總體而言，我們認為數字經濟 至少包含如下特征：1）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數據為最基礎的生産要素，以信息 通信技術（ICT）為主要依托，強調經濟當中的數字化信息化驅動；2）數字經 濟通常自下而上包含三方面：支持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數字技術直接相關的 行業，以及數字化技術運用到其他傳統行業。3）随着經濟社會與信息技術的 發展，數字經濟的邊界也在不斷變化和拓展。

我們從生産函數、産業分類、經濟部門三個角度，劃定了數字經濟研究的框 架。從生産函數看，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産技術、生産關系、生産要 素三個方面；從産業分類看，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與信息通 信本身直接相關的行業，即數字産業化；二是各個傳統行業與數字技術的融 合，即産業數字化。從經濟部門看，數字經濟的研究則涵蓋了數字技術在企業 部門、居民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的融合與應用。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現狀

從數字經濟的規模上看，1）當前全球并無公認的數字經濟規模測算方法，不 同機構測算結果差異巨大。2）中國數字經濟的絕對規模處于全球領先位置， 但 GDP 占比不高，反映出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的問題。3）中國數字經濟增 速較快，且産業政策方向表明中國數字經濟的高增長還将延續。

從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上看，當前有諸多不同維度的數字經濟指标，來衡量不 同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普遍的結論包括：1）發達經濟體的數字經濟發 展程度較高；2）中國在全球排名不高，可能受到人均指标的拖累，也意味着 中國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第三，中國國内各區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并不平 衡，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數字經濟體量和深度都好于經濟欠發達地區。

從數字經濟的國家戰略上看，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 OECD 成員國均制定了 國家數字發展戰略；并且近年來的數字化轉型政策方針又呈現了一些新的變 化趨勢：一是國家數字戰略越來越多由政府最高層協調；二是對數據資源與數 字安全創新的關注度有所提升；三是人工智能（AI）、區塊鍊、量子計算正受 到越來越多的政策關注；四是實施了一系列數字經濟領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的政策措施。

數字經濟如何促進經濟增長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立足于新生産要素、利用新興技術、創造出新商業模式的新經濟形态，能夠有效促進經 濟增長。從微觀上看，數字經濟對企業運營的好處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成本的降低，具體可概括為規模 經濟效應、範圍經濟效應和長尾效應；從中觀上看，數字經濟對于産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産業創 新效應、産業融合效應與産業關聯效應這三個方面，最終促進産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從宏觀上看， 數字經濟可以通過增加生産要素數量、改變産出函數的形式、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水平這三個渠道，來促進 宏觀經濟的增長。

随着 20 世紀 40年代電子計算機的問世以及電子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關注到了數字化對經濟 增長的巨大潛力，引發了影響之後數十年社會經濟變革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被稱為數字化革命。 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于将信息數字化，依托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絡，提高經濟運轉效率，實現社會生産、 資源合理分配的新型經濟模式——數字經濟。

追本溯源，數字經濟一詞最早由加拿大學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1995 年提出。彼 時，其對數字經濟的認知尚停留在計算機及計算機網絡領域中，他提出，由于新經濟中信息以字節 形式儲存在電腦中，以光速傳播于網絡中；利用二進制代碼，所有信息和傳輸都可以用 0 和 1這兩 個數字來體現和完成，所以稱之為數字經濟。他認為，數字經濟是有關技術、智能機器的網絡系 統，将智能、知識及創新聯系起來，以促進财富及社會發展的創造性突破。

1.1 變化中的數字經濟邊界

目前，學術界對數字經濟尚無明确公認的定義，不同機構和學者基于差異化經濟社會環境給出了差 異化的理解。我們将近年來權威的研究機構和學者對數字經濟進行的定義總結如下：

OECD（2014）将數字經濟視為一種廣義的數字技術集群，從生态系統視角對數字經濟的範圍 進行了界定——數字經濟是一個由數字技術驅動的、在經濟社會領域發生持續數字化轉型的生 态系統，該生态系統至少包括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和區塊鍊。

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2016）從商業化運作層面解讀數字經 濟，認為數字經濟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一是與計算機網絡運行相關的數字化基礎設施，二是 基于網絡實現商業往來的電子商務業務，三是由數字經濟使用者所創造和使用的數字媒體。BEA 主要從互聯網和相關信息通信技術（ICT）的角度來定義數字經濟。

G20 杭州峰會發布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2016），其中将數字經濟定義為： 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産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 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曼徹斯特發展信息中心的 Bukht 和 Heeks（2017）撰文通過三個逐級遞進的層次來定義數字經 濟。第一，數字經濟的核心是生産基礎數字産品和服務的 IT/ICT部門，包含軟件制造業、信息 服務業、數字内容産業等；第二，狹義的數字經濟可以定義為經濟産出當中完全或主要來源于 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商品或服務；第三，廣義的數字經濟可以定義為信息通信技術在所有 經濟領域的使用，稱為“數字化經濟”。

中國信息化百人會發布的《2017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指出，數字經濟是全社會信息活動的 經濟總和。具體而言，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信息為關鍵資源，以信息網絡為依托，通過信息通 信技術與其他領域緊密融合，形成了基礎型、融合型、效率型、新生型、福利型五個類型的數 字經濟。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是我國長期跟蹤數字經濟領域的研究機構之一，其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白皮書（2020年）》當中對數字經濟的最新定義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産要素， 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不斷提高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态”。

總體而言，我們認為數字經濟的定義至少體現了如下三大特征：

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數據為最基礎的生産要素，以信息通信技術（ICT）為主要依托，強調經濟 當中的數字化信息化驅動特征。

第二，數字經濟的不同定義中，通常都自下而上包含三個層面的内 容，一是支持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通常指 ICT，但這個範圍随着技術的進步也在拓寬，本文後續将 統一稱為“數字化技術”），如當前的 5G、物聯網、區塊鍊等；二是與數字化技術直接相關并産出商 品和服務的行業，包括電子信息制造、信息通信、軟件服務業等；三是将數字化技術運用到其他傳統 行業，體現為各個行業生産和服務過程中與數字化的融合。

第三，數字經濟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變 的，随着經濟社會與信息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的内涵與邊界也在不斷變化和拓展。

1.2 改良中的數字經濟框架

目前，衆多研究機構與學者對于數字經濟的内涵和分析框架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例如，中國信通 院的“四化”框架，中國信息化百人會總結的數字經濟五個層次，賽迪智庫提出的數字經濟内涵的四 個維度等。

小結

數字經濟的内涵和框架是展開數字經濟研究的理論基礎，這個框架目前仍然在不斷完善和改良的過 程當中。如上所述，目前衆多機構和學者對數字經濟框架的勾勒從多種角度切入，有諸如數字技術、 産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等共同的内容，也有許多各自不同的要素，對未來研究的開展都具備很好 的借鑒意義。總體上，我們考慮構建數字經濟框架時遵循不重複、不遺漏的原則，以及與現有的經濟 分析框架的适應性和匹配性，從生産函數、産業分類、經濟部門三個角度劃定數字經濟研究的框架。

從生産函數的角度，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生産技術。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促 進全要素生産率發展，提升生産效率。這包括當前數字經濟的重要底層技術，例如 ABCD（AI人工 智能，Block Chain 區塊鍊，Cloud Computing 雲計算，大數據 Data），以及 5G、互聯網、物聯網 等重要的底層基礎設施。二是生産關系。主要是指數字經濟帶來生産關系的變化，進而改變了生産 函數的形式；這具體表現在由于數字技術催生各領域的新業态、新模式、新制度等。三是生産要素。 主要包括數字要素的價值化、确權、定價、交易、市場化，數據資産的核算等内容。

從産業分類的角度，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與信息通信本身直接相關的 行業，根據國民經濟分類主要有四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 傳輸服務；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二是傳統産業的數字化，即各個傳統行業 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可以粗略分為農業數字化、工業數字化和服務業數字化。

從經濟部門的角度，數字經濟的研究則涵蓋了數字技術在國民經濟四大部門的融合與應用：一是企 業部門的數字化生産，主要包括數字技術對企業生産和管理的改善；二是居民部門的數字化消費， 主要指的是數字技術帶來的新興消費模式和業态；三是金融部門的數字化金融，即我們通常所述的 金融科技等相關内容；四是政府部門的數字化治理，是指數字技術優化政府治理模式。

1.3 發展中的數字經濟曆程

如果将視角拉長到人類曆史發展的整個階段，我們可以大緻将主導世界增長的經濟階段粗略分為農 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數字經濟時代。

經濟形态的區分主要取決于以下三個因子：生産要素、核心驅動力和載體形态。農業經濟的生産要 素是土地與勞力，核心驅動力是農業技術，載體形态是農耕工具和牲畜馴化；工業經濟的生産要素 則更加豐富，除勞動力與土地之外，還增加了資源與資本，核心驅動力是工業技術，載體形态是機器 與工廠；數字經濟（早期稱作“信息經濟”）的生産要素除了勞動力、土地、資源、資本之外，還增 加了信息數據，核心驅動力是信息通信技術，載體形态是互聯網、計算機以及由此形成的現代信息 網絡。

廣義上的數字經濟發展最早可上溯到 20 世紀 40-60 年代，以美國研制出第一台通用計算機埃尼阿 克為開端。盡管目前各方研究在時間劃分上存在一些差異，但大體都經曆了如下幾個階段：

1）電子計算機誕生（20世紀 40-60年代）。電子計算機的誕生标志着數字經濟時代正式開始。早期計 算機的硬件經曆了從電子管到晶體管再到集成電路的演進，軟件也經曆了從機器、彙編語言到标準 化程序設計語言和人機會話式的 BASIC語言的發展。總體上，電子計算機在這個階段完成了體積縮 小、價格下降、計算速度提高等進化。

2）個人電腦時代（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出現進一步縮小了電子計 算機的體積，個人電腦（PC）的出現使得計算機開始進入中小企業和居民生活當中，并在商業領域 廣泛運用。這一階段，個人電腦硬件向着便攜式演進，半導體芯片領域快速發展，而軟件則在編程語 言、操作系統、數據庫等方面有諸多創新。

3）PC 互聯網時代（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21 世紀初）。伴随着個人電腦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經 濟開始騰飛。從美國國防部 1969 年建立的阿帕網，到之後逐漸形成了 NSFnet、萬維網等主幹網。 直到 1993年美國克林頓政府執政後推出“信息高速公路”戰略，标志着計算機網絡進入信息高速公路發展階段。以此為開端，網絡浏覽器的開發、搜索服務、電子商務、網絡硬件等領域都出現了突破 性的創新，當下的諸多互聯網巨頭也是從此時開始起步。但是，由于個人計算機速度、存儲規模和網 速等客觀限制，很多商業模式在彼時得不到有效支撐，最終導緻了 2000 年科網泡沫的破滅。

4）移動互聯網時代（21世紀初-2015年左右）。移動通信技術的進步與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得網絡經 濟以移動互聯網的形式再度複興。從 3G 到 4G 的移動通信技術快速升級，以 iphone為代表的智能 手機取代傳統手機，互聯網企業平台化趨勢愈發明顯，共享經濟模式受到廣泛關注，雲計算于 2006 年最早提出，并開始引領 IT技術的發展趨勢。

5）全面數字經濟時代（2016 年之後）。随着信息技術的關鍵基礎——以集成電路為核心的微電子技 術，在制造工藝上不斷逼近物理極限。傳統的摩爾定律即将走到盡頭，數字經濟開始向着物聯網、雲 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方向發展：2005 年國際電信聯盟提出物聯網概念；2016 年雲計算進入 全面爆發階段，全球雲服務市場規模迅速膨脹；2008年大數據被正式提出，目前已在政府決策、交 通、物流、金融、電商、廣告等領域廣泛運用；人工智能近年來得到迅速發展，覆蓋了從手機、平闆、 電腦，到機器人、VR、可穿戴設備、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諸多領域。此外、區塊鍊、平台經濟等 新業态紛紛湧現。

目前，學術界與各國的研究機構開發了各種不同的指标來衡量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例如，測算經 濟體中數字經濟的規模及占 GDP 的比重；計算經濟體當中 ICT 部門的增加值及占比；構建數字經 濟指标體系并跟蹤數字經濟指數的變化趨勢等。當前，資本市場諸多涉及數字經濟的研究多直接引 用其中一個或幾個指标來描述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但缺乏橫向的梳理和對比。實際上，各類衡量 體系由于包含的指标與口徑不同，其測算出的國内外數字經濟發展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

2.1 規模測度：各國數字經濟規模及對比

對于數字經濟規模的測算，通常有兩個口徑的指标，一是測算與數字經濟技術直接相關的信息通信 部門（ICT部門）的增加值；二是測算包括傳統産業數字化在内的廣義數字經濟體量。

2.1.1. ICT 部門增加值及占 GDP 比重（聯合國、麥肯錫、波士頓）

聯合國、麥肯錫、波士頓咨詢用不同方法測算了 ICT部門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這可以看作對數 字經濟規模的狹義測算。具體來看：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測算了 ICT産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定義為 iGDP 指數。其結果表明，2010 年中國的互聯網經濟體量僅占 GDP 的 3.3%，落後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到 2013 年，中國的 iGDP 指數升至 4.4%，已經達到全球領先國家的水平，居于全球第五名。美國 2010 年互聯網 經濟占 GDP 比例 3.8%，較中國高，而 2013 年被中國反超，占比 4.3%。英國于 2010 年和 2013 年皆位列第一名，互聯網經濟占 GDP 比重分别為 6.0%和 6.3%。

波士頓咨詢在 2011 年 G20 峰會上首次提出 e-GDP 概念，其采用支出法評估了所有與 ICT設 備創造生産、服務提供和應用相關聯的活動，且包括互聯網零售、接入、設備相關的消費、投 資、政府支出和進出口，統計範圍比麥肯錫的更大。其中，韓國、印度排名高的主要原因是 ICT 設備進出口産值較高，如果将這部分排除不包含在計算内，則中國排名第一（6.4%），韓國降至 第三（5.8%），印度降至第八（3.2%）。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則直接利用生産法測算了各國 ICT部門增加值在 GDP 當 中的比重，其結果表明，全球 ICT 部門增加值占 GDP 的平均比重在 4.4%-6.4%之間。其中， 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占比較高，最高的馬來西亞超過了 10%；中國 2010-2015年占比穩定 在 4.6%-4.9%之間；英美ICT部門的增加值占比較低，美國甚至不足 3.0%。

總體上看，三個機構測算出的各國數字經濟核心部門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 10%以下，且中國 在其中排名相對靠前。不過，ICT部門增加值僅能表明數字經濟核心産業的發展狀況，這受到一國産 業結構的影響較大，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

2.1.2. 數字經濟占 GDP 的比重（埃森哲、中國信通院、OECD）

埃森哲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法”測算了數字經濟規模，不僅全面衡量了全球 11個主要國家的數字經 濟規模（包括硬件、軟件、相關技術及使用這些數字工具而創造的 GDP 産值），還測算了應用在生 産過程中的數字化産品和服務所産生的價值。其結果顯示，2015 年全球GDP 中超過五分之一（22%） 都與涵蓋技能和資本的數字經濟緊密相關。其中，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數字經濟體，其數字化投資目 前約占其 GDP 的 33%，其他國家的數字經濟規模在其 GDP 中的占比各不相同，英國超過 30%， 中國的比例約為 10%。

中國信通院通過加總“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的增加值，測算了數字經濟的規模。2017年， G20 國家數字經濟總量由 2016 年的 24.09 萬億美元增加到 26.17 萬億美元，增長率達 8.64%。其 中，美國數字經濟規模11.50 萬億美元排名居首，中國數字經濟規模以 4.02萬億美元居于第二，日 本、德國數字經濟規模均超過 2萬億美元；但從數字經濟占總 GDP 比重來看，德國、英國、美國排 名靠前，中國 30.5%的比重居于中遊水平。

此外，OECD 最早曾統計了 G20 國家 2010年互聯網經濟占 GDP 的比重，結果顯示，英國、韓國、 中國、日本、美國的數字經濟占 GDP 比重排名靠前，且高于 G20 國家的平均水平。

2.1.3. 小結：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

我們将上述機構與學界研究測算出的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進行了對比。

中國信通院、賽迪顧問、埃森哲測算出 2019 年中國數字經濟 GDP 的規模均在 30 萬億元左右，2017 年的規模也超過 25 萬億元；而向書堅（2019）和許憲春（2020）測算 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 分别僅為 16.2萬億和 5.3萬億。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數 字經濟規模測算與“十四五”展望研究報告》則認為，2019 年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僅為 17.03萬億， 約占全年 GDP 的 17.2%；同時預計到 2025年數字經濟規模能夠達到 32.67萬億元，數字經濟整體 名義年均增長 11.3%。

總結不同的測算結果，可以得出一些結論：

第一，當前全球并未有公認的數字經濟規模測算方法，不同機構測算得出的結果存在較大差異。普 遍而言，由于選擇研究方法的不同，商業研究機構測算得出的結果偏高，而學術論文得出的結果偏 低。我們在使用數據進行研究時，應當注意測算口徑上的選擇。

第二，從絕對規模上看，中國數字經濟的體量處于全球領先位置，但其占 GDP 的比重并不高，可能 反映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的問題，但這也意味着中國的數字經濟領域未來仍有較大 的增長空間。

第三，中國數字經濟增長的速度較快，體現了近年來國家政策與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集中投入建 設的成果；并且從近年來政府高層、産業政策及資本市場政策的導向來看，科技創新尤其是數字經 濟相關的信息通信技術及相關企業的發展，無疑是未來政策大力支持的方向，這表面中國在此領域 的高增長還将延續。

2.2 指數測度：各國數字經濟指數及測度

學界、政府部門及研究機構還構建了不同的多維度數字經濟指标，來衡量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 狀況。國外包括歐盟的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DESI）、OECD的衡量數字經濟的指标體系、世界經濟 論壇的網絡準備度（NRI）、國際電信聯盟的 ICT發展指數（IDI）等；國内則主要包括中國信通院的 數字經濟指數（DEI）、賽迪顧問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上海社科院的全球數字經濟競 争力指數、騰訊研究院的“互聯網 ”數字經濟指數等。

但從各類數字經濟指數上仍然能夠總結出一些普遍性的結論：

第一，發達經濟體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從全球來看，發達經濟體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整體好 于發展中經濟體，這與數字經濟的發展依托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發展以及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有 關系。目前，很多新興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例如移動寬帶）建設也已經非常普 遍，但在速度與價格上仍然有顯著差異。

第二，中國在全球排名不高，可能受到人均指标的拖累。國際機構設計的大部分指标對中國數字經 濟發展程度的評估普遍不高，表現為中國在全球的排名靠後，這可能與大家對于數字化深入日常生 活的感觀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許是部分數字經濟衡量指标為人均口徑，例如“每百位居民 蜂窩移動電話簽約用戶數”“擁有計算機家庭的比例”等，這顯然拉低了中國的整體數字經濟發展水 平。但另一方面，這确實意味着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中國國内各區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并不平衡。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數字經濟體量和深度都好 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這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特征相一緻。具體而言，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突出 的區域集聚特征，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核心。這一方面得益于 三地經濟基礎優越，虹吸效應顯著，可以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資金等資源保障；另一 方面，三地紮實的産業基礎也為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2.3 政策視角：各國數字經濟戰略及創新

随着部分發達國家受益于數字經濟的紅利，更多國家紛紛開啟數字化革命，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争奪 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前端領域。近年來，主要經濟體均陸續出台了國家級别的數字 經濟發展戰略，并且持續在數字經濟的細分領域推出各種支持政策。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 OECD 成員國均制定了國家數字發展戰略。

發達經濟體當中，美國從 90 年代末即開始大力支持和鼓勵數字經濟發展，1993年 9月克林頓政府 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奧巴馬任内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特朗普政府頒布的《國家網 絡戰略》等，都明确了美國對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英國政府早在 2009年即推出了“數字 大不列颠”行動計劃，緻力于實現英國主導的世界數字經濟世代；後又分别于 2015 和 2017年出台 了《數字經濟戰略（2015-2018）》和《英國數字化戰略》，力争讓英國成為全球領先的數字化經濟體。 日本在 21 世紀初就制定“IT立國”戰略，并通過《e-Japan 戰略》、《u-Japan》、《i-Japan》等政策 指引，促使日本數字經濟逐步向信息化、網絡化與智能化方向發展，并在 2013 年提出建設最尖端 IT 國家與“超智能社會”。新加坡從 1981 年起就先後實施了“國家電腦計劃”“國家 IT計劃”“IT2000 計劃”“Infocomm21”和“全聯新加坡計劃”，為數字經濟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2006 年 6 月正式 推出“智慧國2015（iN2015）”計劃，緻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為信息技術無處不在的智慧的國家。

發展中經濟體的數字經濟戰略布局起步較晚，但近年來也紛紛出台了相關政策。其中，印度在 2015 年才推出“數字印度”計劃，普及寬帶上網、建立全國數據中心與促進電子政務這三個方面；巴西在 2016 年才頒布《國家科技創新戰略（2016-2019年）》，将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列為其優先發展的十 一個領域之一；俄羅斯在 2017 年将數字經濟列入《俄聯邦 2018-2025 年主要戰略發展方向目錄》， 并将其編制成為《俄聯邦數字經濟規劃》。

近年來，各國的數字化轉型政策方針又呈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OECD近期梳理并總結出如下幾 個方面的變化15：第一，國家數字戰略越來越多由政府最高層協調，部分國家甚至成立了專門負責數 字事務的部門。第二，數據資源與數字安全創新是 OECD國家關注的焦點之一，主要經濟體近年來 都加強了公共部門數據的獲取和共享，部分國家還推動促進了私人部門的數據共享；同時，數字安 全創新也是經合組織的一個新趨勢，澳大利亞、法國、德國、以色列和英國等幾個國家已經建立了開 放創新中心，以促進其發展。第三，人工智能（AI）、區塊鍊、量子計算正受到越來越多的政策關注： 到 2020 年中，已有超過 60個國家制定了國家 Al戰略；澳大利亞、中國、德國、印度、瑞士等國已 發布了區塊鍊戰略；美國、中國和歐盟在量子計算研發支出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第四，為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OECD 國家的政府、學術界和企業實施了一系列應對政策，也包括許多數字經濟領域的措 施。例如，發展 AI 系統以預測和監測疾病傳播，同時促進醫學研究；收集、處理和共享與 COVID19 有關的個人數據，以發揮疫情防控的作用等。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立足于新生産要素、利用新興技術、創造出新商業模式的新經濟形态，其促進經 濟增長的機制也是目前研究的重點之一。目前，我們可以從微觀企業、中觀産業和宏觀經濟三個角 度，分析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3.1 微觀企業：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長尾效應

數字經濟對微觀企業運營帶來的好處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成本的降低，具體可概括為規模經濟效 應、範圍經濟效應和長尾效應。

第一，數字經濟特性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生産成本呈現高固定成本和低邊 際成本的特性。前者通常是沉沒成本，主要包括産品前期的研發成本、為吸引用戶而采取的免費、補 貼等策略所消耗的成本。後者則由數字經濟的特性決定，在企業用戶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會觸發 正反饋，實現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此時企業的産品幾乎可以零成本無限複制。這一點在騰訊的即 時通訊業務當中展現得淋漓盡緻：當你周圍所有的人都在使用 QQ 或微信的時候，你對它的選擇就 幾乎成為了一種必然，這使得騰訊要獲取一個新用戶的成本幾乎是零。

第二，數字經濟特性帶來的範圍經濟效應。傳統經濟背景下的企業通常通過平行提供多樣化的産品 來實現範圍經濟，其中的優勢在于，企業同時生産兩種或多種産品的成本，低于分别生産每種産品 的成本總和。而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可以依靠某一種主營業務積累起來的用戶，低成本地開展多 樣化的業務，這使得企業産品的種類大幅增加。例如，騰訊主營即時通信，同時有郵件、新聞、遊戲 等衍生業務；阿裡巴巴主營電子商務，同時又發展出金融、影視等衍生業務。這些衍生業務共同的特 征是，其業務開展都是基于主營業務所搭建起來的平台和積累的用戶，具有低成本的特點。

第三，數字經濟特性帶來的長尾效應。數字經濟帶來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應，使得企業增加産 量和增加産品種類的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使得企業能夠低成本地滿足更多尾部的、邊緣化的消費需 求。多樣化的需求擴展了市場邊界，使得市場不易飽和，同時為中小企業創新提供了生存空間。

3.2 中觀産業：産業創新、融合與關聯效應

數字經濟對于中觀産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産業創新效應、産業融合效應與産業關聯效應 這三個方面，最終促進産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第一，産業創新效應，是指由數字經濟底層信息通信技術直接相關的 ICT部門帶來的創新。具體而 言，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術驅動的新一代 ICT産業，具備創新活躍、生産率高、 外溢性強等特征，代表未來産業升級的方向；同時，在數字技術擴散與産業化應用的過程中，供給與 需求側的響應又倒逼 ICT産業不斷升級。

第二，産業融合效應，是指數字經濟技術廣泛運用于傳統産業而帶來的産業融合，是傳統産業的數 字化改造。例如，ICT技術廣泛應用于工業制造領域而産生的智能制造、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 服務型制造等模式，提高了工業生産部門的整體效率；又如，ICT技術應用于農業領域而帶來的數字 種植工廠、畜牧養殖環境監測、動物體征監測等模式，也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

第三，産業關聯效應，是指數字經濟及技術帶動産業之間的關聯和互動，形成産業集群，降低成本。 數字産業在連接、平衡和帶動三大産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具體而言，數字技術革命首先從數字 産業逐漸擴散到聯系最為緊密的行業，通過高協同性和正反饋效應形成具有強烈互動的産業集群， 再通過橫向或縱向産業關聯，進一步降低其他産業采用新技術範式所需要的成本。 最後，随着 ICT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新，其本身發展壯大成為經濟社會的主導産業，其促進傳統産業 的數字化改造融資，并帶動了産業間的正向聯動發展；由此，數字經濟将完成對産業結構的深度改 造與調整，最終實現整個經濟體的産業轉型升級。

3.3 宏觀經濟：數據要素、生産函數與全要素生産率

數字經濟對宏觀經濟的促進作用，可以從生産函數的角度分析。以索羅模型 Y=T*F（A,K,L）作為基 礎，數字經濟将通過增加生産要素數量、改變産出函數的形式、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水平這三個渠道， 來促進宏觀經濟的增長。

第一，從生産要素角度，在産能一定的情況下，通過加大投入或改變要素配置，讓産出接近潛在産 能。數字經濟的規模效應，既增加了要素投入的數量，也提高了可投入要素的質量，同時可以較為精 準地使得生産資料在各部門之間分配。

第二，從産出函數角度，一是生産要素更豐富，例如加入數據（信息）作為生産要素，二是改變了函 數 F 的形式，通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形式 Y=Akα L 1-α可能不再有效。數字經濟使得淩亂的信息變 得有效，互聯網技術提高了信息或數據的邊際産出，其他生産資料也有類似的情況。

第三，從全要素生産率角度，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TFP：這既包括互聯網對技術進步的 作用（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改善了生産效率），也包括商業模式創新（共享經濟、O2O等）。這些新 的模式創新了新需求，同時更精準地匹配了供需兩端，促進了經濟增長。

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有着非常明顯的共性——創新驅動、基礎設施、深度融合、完善治理、人才 培養；隻是不同收入的國家發展存在先後差别，如前文所述，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整 體顯著慢于發達國家。由于各國在數字經濟上發展階段不一，且自身禀賦存在差異，所以各國在發 展數字經濟上均有“強化優勢、補齊短闆”的戰略需要，這也是各國數字經濟未來發展的趨勢。

4.1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強化優勢，補齊短闆

4.1.1.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展望

美國目前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優勢明顯，但存在被中國追趕超越的可能。因此，美國在強化自身優勢 的同時，一方面會在數字經濟的核心技術上對華采取遏制策略，例如對華為、中芯國際等擁有核心 技術并發展迅速的中國企業進行制裁；另一方面，美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唯一短闆在于設備生産能力 的不足，所以美國未來也将進一步促進國際電子、通信設備制造商在美國本土或周邊的墨西哥等地 設廠。綜合來講，“胡蘿蔔 大棒”模式将是美國數字經濟未來幾年的戰略趨勢，利用“胡蘿蔔”來 吸引國際廠商遷廠，用“大棒”來制裁中國企業及其他競争對手。

歐盟數字經濟的發展在發達經濟體中偏慢，但其積累的硬件技術較強，如何保護自身市場并培育歐 盟自己的數字産業是其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可以想見，未來若幹年，歐盟将與美國在大型科 技公司的稅務與數據産權方面進行長期博弈；但歐盟在顯著落後的背景下培育自身的數字産業，是 存在較大難度的。

日本、韓國等亞洲較發達的經濟體，當前數字經濟産業發展好于歐盟，并且能夠與美國形成較好的 優勢互補。所以日韓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将側重于維持自身在電子研發制造領域的優勢，并積極開 拓數字産業與人民生活與傳統産業的深度融合。

印度、巴西、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因其資源禀賦差異，數字經濟發展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印度擁 有強大的軟件基礎和工程師紅利，但其薄弱點在于基礎設施與社會開放度不足，未來的重點将放在 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改革上。巴西在數字經濟上起步較晚，且沒有較明顯的局部優勢，打造自身完 整數字産業鍊的必要性也不大；因此，其重點将放在傳統産業、人民生活與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上， 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數字經濟相關的配套産業。俄羅斯與巴西相比的優勢是擁有較多的科技人才， 但起步同樣薄弱，而從全球局勢角度考慮，其存在形成獨立自主數字經濟産業鍊的必要；因此，俄羅 斯數字經濟發展的趨勢将是全面追趕，但考慮到落後程度較大，追趕的難度也非常之大。而對于其 他相對更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促使自身融入全球數字經濟大潮将是未來的大趨勢。

4.1.2.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展望

中國數字經濟雖然起步晚于美國與日韓等發達國家，但顯著領先于發展中經濟體。依靠龐大的市場、 政策的支持與工程師紅利，我國數字經濟無論是規模，還是綜合水平，均處于全球前列，尤其在終端 應用開發與市場培育等方面，甚至處于全球領先位置。但是，在近年來外部經濟和政治環境複雜化 的背景下，盡快補齊短闆、實現自主可控也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需求。

第一，解決數字經濟“基礎不牢”的問題。由于近年來中美關系的複雜化，且我國在數字經濟的原 始技術積累與硬件材料設備等領域與美國相比處于明顯下風。在美國對我國處處設防，且對相關企業頻頻制裁的情況下，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基礎不牢”的問題。未來若幹年，針 對芯片産業鍊、操作系統、工程軟件、材料技術等領域進行“補短闆”将是可以預見的大趨勢之一。

第二，深化數字技術在第一産業的滲透。在産業數字化方面，我國工業制造業的數字化發展較快， 在工業互聯網、自動化等領域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縮短了與海外的差距，甚至在紡服、機械等細分領 域的數字化上，擁有全球領先的水準。但是，在針對第一産業的數字化方面，我國則顯著落後于美 國、以色列、法國等發達經濟體，這使得農業畜牧業也存在被外部“卡脖”的風險，且風險主要在于 作物種子、飼料作物、畜牧品種引入上。我們認為，農業畜牧業的數字化要義有三：首先，在作物種 子、豬雞品種領域，利用數字技術加強基因方面的研發，改良現有本土或海外品種，實現種子、畜牧 品種上的自主可控。其次，在作物種植或畜牧養殖的過程中，利用數字技術做到精細化種植、檢測、 養殖、醫療等程序的自動化與科學化，提升種植與養殖效率，提升作物與養殖品種的質量，同時降低 水、飼料、耕地等資源的浪費。再次，在作物收獲歸類與肉類加工領域，數字化發展可以在減少人力 依賴的同時，更為精細準确的對産品進行加工，提升生産與管理效率。

第三，加強數據資源的安全保護。在數據作為重大戰略資源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數據可貿易情況 下的安全可靠，也是未來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當今全球的數字貿易基本被美國所壟斷，貿易規則 也是由美國制定，這帶來了包括“棱鏡門”在内的一系列美國竊取别國數據的案例。所以，在發展數 字經濟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對私人數據産權的保護，防止被濫用導緻意外風險頻發；另一方 面，也要加強對國家與全民數據的對外監管，确保數據資源是被合理利用而非濫用盜用，特别是涉 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數據，更需做到萬無一失。在這方面，除了數字經濟相關立法、司法、執法制度與 體系的加強，也需要鼓勵企業與社會加強這方面的保護意識，并促使數據安全保護産業的健康發展。

第四，警惕過度壟斷帶來的效率下滑。如何衡量和管理數字經濟時代的反壟斷問題，也是擺在我們 面前的一道難關。目前，政府已經在着手出台相關監管政策。2020 年 11月 11日，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發布了《關于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明确了《反壟斷法》的基本制度、規制 原則和分析框架适用于互聯網平台領域（含 VIE 結構公司），并詳細介紹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判定 标準以及六種互聯網平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包括不公平價格行為、低于成本銷售、拒絕交 易（微信禁淘寶分享）、限定交易（二選一）、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差别待遇（大數據殺 熟）等。

4.2 全球數字經濟投資機遇：尋機海外，布局“十四五”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全球經濟遭受了自 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深度的經濟衰退，全球 各大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均出現了快速劇烈地下行，但是，以“線上”為特征的數字經濟卻迎來了加速 發展。美國零售業實體店大規模倒閉的背景下，線上零售卻迎來了爆發式增長；同樣的情形也在其 他國家出現。對中國來說，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了重大負面沖擊，但線上經濟表現一枝獨秀，加快數 字化建設以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與 2003 年 SARS 病毒疫情推動電 子商務的發展如出一轍。新冠疫情沖擊成為助推數字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全球範圍内的數字經濟投 資也值得加速布局。

4.2.1. 從全球趨勢看數字經濟的海外投資重點

根據各國數字經濟發展趨勢，我們認為在全球範圍内布局數字經濟産業投資，應該考慮以下幾點：

由于美國對華戰略轉向以及在數字經濟上對華采取遏制策略，投資美國企業不僅面臨美國政府的幹 擾，而且存在交易被取消甚至承擔損失的可能，對這一點需要保持警惕。但是對于歐、日、韓數字經 濟相關企業，我們可以進行投資合作，已達到共赢目标。

對于歐盟，投資側重領域有二：一是加大對歐盟先進硬件設備與精密儀器工業的投資，彌補我國在 精密工業機械領域技術積累的不足；二是通過與歐盟本地企業合作進行相關領域數字化發展的開發 與運營，我們的先發經驗可以給歐盟提供助益。

對于日韓，我們的投資重點應當放在電子制造領域。在美方對我國芯片相關制造業“卡脖”的大背景 下，日韓的電子制造行業對我們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大，也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對象。此外，由于中日 韓經貿關系緊密，所以在産業數字化與數字經濟的發展和規則制定上還可以進行投資與合作。

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大多數還處于數字經濟的起步階段，我們可以考慮将這部分發展中國家作 為數字經濟的重要市場進行開發，通過與當地政府與企業進行合作，培育當地數字經濟相關産業， 發展數字産業化與産業數字化，并加強當地的數字化治理能力，達成雙赢。

4.2.2. 從“十四五”規劃看數字經濟的中國投資主線

“十四五”規劃數字化發展的重要性顯著提升。規劃明确提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量化指标：數字經 濟核心産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2025 年達到 10%（目前為 7.8%），據此測算，未來五年數字經濟 核心産業增加值規模将增加 60%以上。此外，“十四五”規劃綱要在第五篇單獨闡述了“加快數字化 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相關内容，從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 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态這四個方面，部署了未來五年數字經濟領域的重點工作。

具體來看，第一，數字經濟方面，主要包括深化數字技術的創新研發和應用，并在此基礎上推進數 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以賦能傳統産業的轉型，推動新産業新模式的産生，壯大經濟發展的新引 擎。

第二，數字社會方面，主要探索數字技術在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促進社會運行方式 的數字化，包括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智慧城市與數字鄉村的建設、打造各類新型數字生活場景。

第 三，數字政府方面，緻力于将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 化，不斷提高決策科學性和服務效率，包括公共數據的開放，政務信息與政府服務的數字化等。

第四，數字生态方面，主要涉及數字經濟領域的監管和規範，包括數據要素市場的規則，數字經濟相 關政策法規體系的搭建，網絡安全保護機制的建設，以及參與制定全球化的數字與網絡治理體系。

總體而言，數字經濟領域的投資涵蓋的範圍廣闊，包含的細分領域也非常多。從十四五規劃的産業 政策布局當中，我們可以粗略梳理出數字經濟領域未來五年的幾條主要的投資主線：

第一，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具體有三個重點領域的創新應用：一是高端芯片、操作系統、人工智能 關鍵算法、傳感器等關鍵領域，以及相關的基礎理論、基礎算法、裝備材料等；二是通用處理器、雲 計算系統和軟件核心技術一體化研發；三是量子計算、量子通信、神經芯片、DNA 存儲等前沿技術， 并加強信息科學與生命科學、材料等基礎學科的交叉創新。

第二，數字産業化發展。有四個具體布局的領域：一是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鍊、雲計算、網絡安 全等新興數字産業，以及相關的通信設備、核心電子元器件、關鍵軟件等産業；二是 5G的建設和應 用，試點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醫療等重點領域；三是第三方大數據服務産業，尤其 是政府将在“十四五”期間推動部分公共數據向社會開放，鼓勵第三方深化對公共數據的挖掘利用； 四是共享經濟和平台經濟。

第三，産業數字化轉型。“上雲用數賦智”，一業帶百業，推動數據賦能全産業鍊協同轉型。一是工業 方面，主要是通過工業互聯網和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的建設，推動工業各環節的數字化應用，尤其 是個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模式。二是服務業方面，培育衆包設計、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長點。 三是農業方面，發展智慧農業，推進農業生産經營和管理服務數字化改造。

第四，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在 5G通信、雲計算領域已處于領跑地位，未來在 5G商用領域全 面發展之前，相關通信與數據存儲、處理的基礎設施将是投資的主要方向。除此之外，“十四五”規 劃重點強調了城鄉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包括物聯網感知設施、通信系統，以及市政公用設施、建築等物聯網應用和智能化改造等。除此之外，還需要搭建支持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發展的底層信息 管理服務平台，即大數據中心。

第五，數據安全、網絡安全服務。數據資源與網絡體系的安全性，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基本保障。具 體來看，一是網絡安全基礎設施建設，二是網絡安全關鍵技術的研發，加快人工智能安全技術創新。

詳見報告原文。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我們的任何投資建議。如需使用相關信息，請參閱報告原文。）

精選報告來源：【未來智庫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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