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靈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我們來關注一個争議性的話題——女性非婚生育。

所謂非婚生育，顧名思義，就是女生不打算結婚，但依然想要孩子。

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8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平均是41.3%。其中，法國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高達60.4%。另外，美國非婚生子比例是39.6%。

圖源：OECD

為了支持這一類女性，包括英美法在内的許多西方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采用輔助生育技術（包括凍卵），其中，2012年美國率先對女性開放凍卵服務，2014年，美國的蘋果公司和Facebook宣布，為女性員工提供一項福利——報銷冷凍卵子的費用。

2018年，攜程集團啟動生育福利項目，其中包括為公司女性中高級管理人員提供10萬元至200萬元及7天年假，使她們能享有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

這是國内獨例。

但總體而言，女性“非婚生育”在中國依然是一個不被主流認同的領域。

2021年，深圳未婚媽媽于夢決定獨自生下孩子，8個多月時間裡，為了享受到跟婚内女性一樣的生育保險，懷着身孕的她輾轉于當地的醫保和衛健部門，卻被工作人員告知：“非婚生育”屬于政策外，故無法享受生育醫療報銷。

2021年9月，于夢對深圳市衛健委提起訴訟。在兩個月之後，她收到了4700元生育醫療報銷入賬的短信。

但她并沒有撤訴的打算。她要的不僅是一份生育報銷款，而是作為非婚媽媽的生育權利和身份認同。

于夢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2017年，上海非婚媽媽張萌（化名）為了争取生育金，前後起訴街道辦和上海社保中心，曆經了兩年三次敗訴。

2019年，31歲徐棗棗（化名）欲凍卵被拒絕，将北京婦産醫院告上法庭，起訴書稱：“被告違背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對男女平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等相關規定，侵害了原告的一般人格權。”這是國内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至今未宣判結果。

徐棗棗給各界人大代表寄信，希望他們提案（圖源：極晝工作室）

徐棗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黃金時期的卵子能夠被保存下來，成為一個後悔藥，以防我以後再有想生孩子的念頭。我其實很希望通過凍卵現代醫學技術，可以幫助我更加掌控自己的身體，赢得一個主動權。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生鄭葉昕、中國人民大學家庭與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李婷撰文分析，非婚生育的需求是當下傳統家庭觀與女性個體覺醒交織雜糅的産物，一方面，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依然存在，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識覺醒，婚姻逐漸成為個人選擇而非人生必需品。

同時，高教育女性往往更追求個人事業，缺乏時間和精力用于婚戀，也對婚配對象和未來婚姻生活期望更高，擔心自己付出高昂的沉沒成本。

一言以蔽之，随着女性覺醒，許多女性認為——生育權應是基本人權，不應依附在婚姻條件之下，于是，她們希望将生育剝離出婚姻，實現單身媽媽的心願。

徐棗棗在法院外

但現實生活中，當一位未婚女性有意願去獨自撫養孩子，到她真正懷孕生子，一路上還有好多關卡沒有被打通。

董曉瑩律師自2015年就開始關注非婚生育議題，也接受了大量的法律咨詢以及個案代理。

她介紹，非婚女性面臨的首先是懷孕之難——針對非婚女性群體，國内禁止實施人類生殖輔助技術（包括精子庫不開放），以及女性不能在國内凍卵。

其次是懷孕期間無法享受生育保險。盡管在國家層面，無任何法律限制“單身”生育領取生育險，但到了地方上，各地法規設置了障礙，将必須“符合計劃生育政策”作為領取保險的前提條件。

2021年1月，倡導單身女性生育權的“多元家庭網絡”做了調研，抽樣了北京、上海、廣州、遼甯、四川和湖北等多個省市後發現，僅有廣東省可以報銷生育保險，而且不同市的執行情況也并不統一。上海比較特殊，有十幾個左右的個案已經成功申領，但之後也有被拒絕的。

此外，董曉瑩律師介紹，她們還面臨職場上的難關——非婚生育女性的職場發展受到比婚内生育女性更多的歧視和壓力，除了産假無薪水外，體制内工作者還可能遭遇被降級或處分等影響職業發展的不公平對待。

董曉瑩律師表示，這些問題集中出現的核心原因，是我國對單身生育沒有一個切實有效的法律保障。但實際上，單身生育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此推動法律保障的完善需要“多元家庭網絡”這類社群，以及相關人士不斷地去努力和嘗試。

換言之，在非婚生育這件事上，如無政策和法律保障，單身媽媽們必将寸步難行。

恰好，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為這群單身媽媽發聲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在增加：

◎ 全國政協委員金李建議，放開單身女性凍卵限制、認可非婚生育孩子。

◎ 全國政協委員白岩松建議，确保并落實非婚生子女的權利。

◎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建議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

◎ 全國政協委員花亞偉建議，允許年滿30周歲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享受合法生育的産假、生育保險等權利。

其中，黃細花提出：随着女性教育和職業發展水平的提高，中國城市裡的大齡未婚女性越來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孩子的未婚女性。為此，國家衛健委、全國婦聯等應出台政策允許單身女性享有與已婚女性一樣的生育權利和福利。

金李建議“放開單身女性凍卵限制”，盡快改變傳統觀念，對單身大齡女性或暫時找不到适合結婚對象而主觀願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都應放開生育力保存。

所謂的生育力保存，指的是将生殖細胞進行提前儲存，以備後續生育需要，具體的儲存形式包括：卵子冷凍、卵巢組織冷凍、胚胎冷凍。

裝着女性冷凍卵子的容器

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金李認為，如果法律制度依然沿襲原來傳統規定，隻會讓越來越多的大齡單身女性喪失當母親的權利，不利于誕生更多高質量後代，不利于提升生育率和生育質量。而國外則在我國設立了不少的中介組織進行生育力保存，讓國外機構大賺我國大齡單身女性的錢，從商業利益角度看，也導緻了國民财富的外流。

此外，他還建議對大齡單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為也應予以認可，在上戶口、上學、醫療以及其他方面都應一視同仁。

正在舉行的全國兩會上，“鼓勵生育”成了熱門議題。據初步統計，去年兩會期間“鼓勵生育”相關提案不足10份，而今年已經超過20份。

代表們着急的原因是令人不安的人口數據：2021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創下1949年以來新低；出生率為7.52‰，創下有記錄以來最低水平；總和生育率隻有1.15，比日本（1.34，2020年數據）還要低。

人口出生率

經濟快速增長，往往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和規律，中國也不例外。

另一個規律則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

以日本為例，“日本女性受教育比例”與“日本總生育率”兩條線的走勢，形成了一個大大的“❌”。

日本女性受教育水平變化和總生育率

這一點在中國也不例外。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追求個人職業發展，這意味着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直線上升。權衡利弊後，女性推遲了結婚和生育的時間，甚至選擇不生育。

不過，目前的提案中，大部分都以“為小家庭減負”而展開：

建議對二孩三孩家庭，給予個稅減免，發放生活現金補助，直至小孩6歲/成年；建議“第三孩免費上幼兒園”；建議返還三孩及以上家庭50%房貸利息等。

但更包容的“非婚生育”實際上也是一個不錯的激勵方式。

前不久，育娲人口研究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預計，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估計非婚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會提升2%，按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來計算，相當于20萬個孩子。

提升我國的生育率是一項系統工程，在這個龐大複雜的工程中，用“認可非婚生育”“放開凍卵”這類包容性的政策，減少對女性的束縛，尊重個體意願，保障女性生育的權益，女性也會用行動來反哺。

在大家千方百計為生育率獻計獻策的時候，這或許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

當然，有一些風險還是值得警惕。

比如，放開單身女性凍卵，并非是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背後存在一些潛在風險。

中國人民大學家庭與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李婷指出，相較于精子冷凍及胚胎冷凍，凍卵依舊面臨諸多技術上的難關。

比如，凍卵無法确保卵子的活力。卵母細胞對溫度十分敏感，冷凍有可能對卵子的細微結構、染色體造成損傷。而透明帶對溫度的敏感性以及成熟前皮質顆粒的釋放均可導緻透明帶變硬，精子難以穿透，受精後胚胎孵出困難。加之冷凍保護劑的毒性，也容易影響受精卵的質量。美國生殖醫學會也警告人們不要廣泛使用凍卵技術，因為它給女性帶來的可能會是虛假的希望。

“同時，取卵本身對女性而言具有傷害性。以及從後代健康來看，研究表明用冷凍卵子生育的孩子，其兒童期患癌風險是正常生育孩子的兩倍以上。”李婷說。

此外，如果放開凍卵，還可能滋生買賣卵子、代孕等法律禁止的行為。

城市街頭出現捐卵、代孕廣告

凍卵不是“一錘子買賣”，從個體的角度，後續的維護和使用都需要不斷地經濟投入。而從國家法律層面來說，則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規範，來防範風險。

事情都有兩面性，任何一種權利被濫用，都可能滋生違法犯罪活動。

技術需要改進，法律需要與時俱進，政策需要更人性化和更具包容性，但這些都不妨礙我們在三八婦女節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對“非婚生育”“放開凍卵”展開一場有意義的讨論。

全國兩會中還發生了一個插曲：政協委員謝茹将記者當作了調研對象，來了一個反問句：你覺得國家要怎麼做，你才願意生二孩？

對此，謝茹也做了解釋：“我覺得國家應該重視現有适齡有生育願望群體的真實訴求。”

小巴想，單身媽媽們的訴求，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聲音。

本篇作者 | 李夢清 | 當值編輯 | 武新月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 圖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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