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華裔美籍建築大師，“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一位大師貝聿銘先生于紐約逝世。一時間，人們紛紛分享着貝聿銘的故事、作品、思想，借此來紀念這位大師。在去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去世之後，網絡上也掀起了通過分享自己與金庸作品的故事來悼念金庸先生的活動。在這些活動興起的同時，一些聲音卻認為這樣的悼念行為無異于跟風或是盲從，于是一些網民通過分享錯誤的名人照片，編造名人語錄等行為來諷刺這樣的悼念活動。就在我本人的朋友圈中，也有人開玩笑說道：“今天大家都格外懂建築設計。”

當然，哪怕一位網民此前從沒有發表過關于貝聿銘先生的任何看法，我們也不應該輕易說他的紀念行為是不真誠的跟風。這并非是站在紀念者的角度來贊美這一行為，而是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獲取這位網民所有的生活信息。或許，在多年前，他或她曾在蘇州博物館前久久駐足，在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前等待日落，隻是我們對此不得而知。因此，我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或她的悼念行為的真誠性。如果我們不去揣測紀念者的動機，不輕易将紀念者都定義為跟風或盲從者，那麼我們或許會問出這個問題：為什麼隻有在具有“沖擊性”的大事件發生後，我們才會去表達對于大師或名人的看法或态度？對此，我們或許可以從海德格爾的著作《存在與時間》中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

海德格爾在黑森林

海德格爾的日常狀态

對于一些讀者，包括我自己而言，海德格爾的語言較為複雜晦澀，所以我會盡量提煉歸納他的思想而不直接引用他的原文，并在這一部分中用較為通俗的語言闡述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将人類（Dasein）的生活本源（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living）分為三類，籌劃（projection），被抛出性（thrownness），與沉淪/堕落（fallenness ）。人類來到這個世界上時，并沒有明确的目的或目标。與設計出的電器不同，人類并沒有明确的目的和“唯一”的最終功能，所以人類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被抛出在這個世界上，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通過宗教，各種理論或是科學來給人類出現的這一事實給予各種解釋。但是，人類也有着籌劃自己未來的能力。對于人類而言，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或多或少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雖然我們并不一定能夠實現或達到這一生活。而最後，我們卻發現人類有着沉淪/堕落的本性，這一本性并非宗教意義上的堕落，而是出現在我們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之中。而正是這一沉淪/堕落，與我們紀念大師，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有着重要的聯系。而建立這一聯系的橋梁，正是我們的日常狀态（everydayness）。

日常狀态是無處不在的，我們的日常閑談，無關緊要的好奇心，明知錯誤仍要進行的信息交流都是日常狀态的一部分，我們時常聽見上班族們抱怨自己的生活像一個機器人一樣，重複、無趣、機械，海德格爾或許在這一點上可以同意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一過”。對于海德格爾而言，我們的生活是由不反思式的事件所組成的。我們心安理得地去接受習俗，民間智慧，文化上的枷鎖，而不去質疑，反抗這些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部分。因為我們已經害怕離開舒适的日常生活，逃避對自己本身的追問，也不再了解本真自我（authentic self），所以我們變成了芸芸衆生裡的一員（anonymous they）。

讓大師帶領我們去反叛？

現在承擔打破日常生活這一任務的，是小說，電影，哲學，而人們對與這些作品或思想的渴望正是對日常生活的反叛。導演姜文曾經說過，“對現實沒招了，我才拍電影假造一種生活”。甚至資本主義本身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它将旅遊，購物，消費行為包裝成為對日常生活的逃離，包裝成“做自己”（一種模糊的真我概念）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是否真的是對日常生活的反抗呢？某些旅遊最後回到購物，某些做自己最後使得消費者迷失，不由得讓人質疑資本主義是否真的關心每個人能否找到真我。

也正因如此，每當大師去世時，很多人抓住這一機會說出自己日常生活之外的想法。在漫長的，令人疲憊的日常生活之外，這或許是個絕佳的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不顯得矯情或者無病呻吟，畢竟悼念的行為是善意的。在白天996、空餘時間669的生活之外，人們需要有共鳴和表達的空間。或許很多人去過蘇州博物館，很多人讀過金庸，那些玻璃、鋼材、石頭、水和植物讓人體會到與日常城市建築不同的建築之美；那些無法重現的生離死别、國仇家恨、英雄豪氣、義薄雲天、兒女情長，都曾出現在我們的夢裡，腦海裡。所以當有人放出一張貝聿銘先生作品的圖片時，我們或許可以想起自己遇見它時的情景；有人引用一句趙敏的“我偏要勉強”時，我們會知道那是怎麼樣的敢愛敢恨。

或許隻有少部分的人可以逃離996，有大把的時間去思考什麼才是本真自我，而更多的人隻有在柴米油鹽的空餘下，面對大師逝世，大師得獎，這些沖擊性事件之後，才能也才敢寫下那麼一些句子，分享自己的一些經曆，有時間回到過去，短暫地脫離窒息的日常生活，回到精神家園，面對大師和精神世界裡的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詩意

法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曾提出過針對海德格爾日常狀态的批判，列維納斯認為，日常狀态未必會導緻沉淪/堕落，自古以來許多偉大的小說家記載了許多日常生活，然而我們仍然将他們稱作偉大的。我的好友劉天依表示，“海德格爾或許會認為寫小說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不俗的，一般俗人是不會寫小說的”。但是我們也同意，海德格爾并沒有解釋為什麼不俗的人記錄日常的俗事就變成了偉大的作品。或許他們記錄這些事情的目的是強調了“日常狀态”這一現象的問題；又或者，在這些現象的背後藏着更大的矛盾和意義。以《伯羅奔尼撒戰争史》為例，我們可以說修昔底德是在詳細記錄當時的事件，雖然是戰争，但也是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然而，當我們讀到伯裡克利的《在陣亡将士葬禮上的講話》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不僅僅是一本曆史書籍。伯裡克利的名言，“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在今天看來仍是讨論公民與國家關系的重要材料，其背後的政治和哲學意義遠遠不是簡單一句“日常生活”可以概括的。伯裡克利做了一個偉大的決定，将這一演講記錄下來，它屬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金宇澄先生的《繁花》也是記錄了上海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的片段，卻讓人讀出背後的細膩情感，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個人在時代中的追求，上海人“不響”的文化，以及個人的渺小，和道德與生活的關系。或許在作家決定選取生活作為他/她記錄的同時，他/她也看到了遠高于生活的那一面。

結尾

正如王小波先生在萬壽寺中所言，對于日常的我們來說，“長安城裡的一切都已經結束。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但是在内心深處，我們也深深明白，“一個人隻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抓住日常生活裡的詩意，爬上高聳的梯子，回到我們的精神世界，詩意地栖居在這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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