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治道：概念·意義》書封。

“今人對古人概念的使用，往往容易根據個别資料肆意發揮、盲目誇大甚至刻意歪曲，而不願意對古人的用法全面考證、客觀分析，較少關注這些概念在曆史上的真實含義，特别是其來源和演變。由此導緻的問題是概念的含義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亂，‘治道’的概念即是如此。”

在最近出版的《治道：概念·意義》一書中，作者、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方朝晖圍繞着治道一詞以及與治道相關的八個基本概念，即治法、治具、治術、治體、政道、王道、人道、中道等，以《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以及一批現代新版古籍資料為基礎，以經、史、子、集文獻為框架，試圖分析每個概念在中國古代曆史上的起源、使用、含義及其演變。

最近，由中國實學研究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孔子研究院、北京大學經典與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曆史系等機構聯合主辦的儒家治道與人類文明國際論壇第一場“如何研究儒家治道？——方朝晖《治道：概念·意義》新書研讨”于線上舉辦。

線上研讨會。

政道與治道

關于自己關注“治道”這一概念的原因，方朝晖從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一書開始談起：“牟宗三與徐複觀等人認為中國幾千年的學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隻關心治道而不關心政道。牟宗三所謂的治道，就是治國之道，而政道就是所謂的政體問題——包括貴族政體、君主政體、民主政體、共和政體等政治制度。牟宗三認為，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隻是一味地想辦法改造人的心靈、提高道德修養、完善士大夫的人格、令其正心誠意治國安邦，但從沒意識到改造社會制度的重要性。”

“而我是不接受牟宗三的這一觀點的”，方朝晖提及，20世紀以來，中國人在社會治理問題上确實有一種主導性的思想，叫制度決定論。然而，決定一種政治制度能不能發揮作用的根本性的因素，不是這個制度本身，往往是制度背後的文化心理、社會風俗、人民的道德情操等一系列因素。

方朝晖進一步提出，治道的重要性就體現為，它通過積極地引導社會文化、心理、秩序的建構，來确保一種政體、一種政治制度的良好進行。“盡管在某些情況下直接從政體、政道入手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從長遠的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講，治道是确保社會安甯的一種更基礎性的工作。我們大家都追求在一夜之間以一種烏托邦的理想方式來解決整個社會的所有問題，解決自己心中所關心的幾乎所有社會重大問題，但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一個浪漫主義的制度決定論的思維。”

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塗可國也認為，牟宗三絕對斷定中國古代隻有治道而無政道，隻有吏治而無政治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儒家所言說的治道，既包括治之道，也包括治之具，既包括關切人類文化理想的治之道，也包括作為方法、工具、器物、制度的治之具。就儒教經典論及的治的對象而言，方朝晖的書中提到，涉及到治天、治人也包括治心、治身、治氣等治道觀念，此外也有治家、治國、治天下，治世、治法等治道言論。不僅闡發了自然之治、個人之治，也闡發了國家之治在内的社會之治。”

“治道具有鮮明的經世緻用等實學特征，對中華文明的赓續發展起着重要作用。方朝晖教授在其《治道：概念·意義》中提出，儒家治道基于儒家對宇宙秩序與人間秩序的某種崇高理念，緻力于追求一種可在天地間永存的人類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種真正合乎人性的人倫關系、一種以統治集體高度自覺為前提的意識形态、一種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體系和一種人民自我覺醒和道德進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因而，儒家治道并不是為了少數人的統治需要而發明出來的，而是為了實現一種高遠的文明理想而提出來的。”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王傑在談及“治道”這一概念的重要性時分享道。

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獻中汲取營養

在具體的寫作中，方朝晖介紹，書中試圖展示一批儒家治道概念的原本含義，比如第一章的《治、道考義》中，方朝晖從文字學的角度考辨了“治”與“道”：

“治”字晚出，不見于甲骨文、西周金文，不見于先秦六國文獻，僅見于秦文獻。今日作治理義的治，可能從甲骨文辭演變而來，本義為訴訟或理罪，後者在戰國時分化為辭、辝，甚至司等。……有理由認為，漢代以後“治”普遍出現于先秦文獻，并作治理義，是秦統一後用秦文字根據同音假借代替上述幾個原形字的結果。由此我們也理解，治之所以有治理義，與作為其源頭的字本義相關。道的本義可能為導（導），而非道路，含義與直、正有關；還可從理、通等來解釋其義，道字的道路、方法、道理等義亦由此衍生。

之後的章節中，方朝晖統計歸納治道作為一個術語在先秦古籍及以後曆史上的使用情況，分析此詞的主要含義及特點，總結古人對它的使用方式及其曆史演變過程。另外，《治道：概念·意義》一書中，方朝晖也逐個分析治法、治具、治術、治體、政道、王道、人道、中道這些概念的使用、含義及特點。

除了這些被廣泛使用的術語，先秦至漢代文獻中還有諸如“為國”“為君”“為上”“為政”“王政”“為治”“治國”“治世”“治平”“治政”“治民”“治人”“治下”“治要”“治略”“治天下”“平天下”“王天下”等概念，含義與“治道”相近，尤其是當後面加上“之道”二字時。此外，還有一些概念，亦與“治道”義近：如“救世”（《左傳·昭公六年》）、“撫世”（《莊子·天道》）、“經世”（《莊子·齊物論》）、“濟世”（《莊子·庚桑楚》）、“畜天下”（《莊子·天地》）、“為天下”（《莊子·應帝王》）、“用天下”《莊子·天道》）、“持天下”（《荀子·王霸》）、“王治”（《申鑒·政體》）、“均國”（《中庸》）、“君國”（《鹽鐵論·複古》）、“君萬物”（《管子·心術下》《管子·内業》）、“君天下”（徐幹《中論·爵祿》）、“均天下”（《中庸》《莊子·天道》”）、“政體”（《申鑒·政體》）、“經國（家）”（《左傳·隐公十一年》《荀子·非十二子》）等。

清華大學曆史系主任、教授仲偉民認為，方朝晖從儒家治道對傳統文獻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對概念進行了提煉、總結、歸納、分析，是很有益的嘗試。“我們要建設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到底怎樣建設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它一定要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獻當中汲取營養，這是最切實可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途徑。”

治道問題成為中國一切學問的中心問題

首爾大學哲學系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郭沂談道，當今學術界有很多的問題，有一種趨勢就是認為傳統的東西為我所用，服務現實，這種思路可能導緻先入為主、曲解、甚至望文生義，這是當今學界存在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哲學中，不管是漢代新儒學，宋明新儒學，一直到現在，我們都要回到先秦時代，我們首先需要做一個正本清源的工作，來搞清楚概念範疇的本來含義。我們有非常豐富的内容可能在後代流失了。戴震的《孟子字義疏正》、阮元的《性命古訓》等前人都在進行這項工作，并且非常紮實，非常重要。”

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

塗可國例舉了圍繞着“治道”思想展開論述的作品，諸如牟宗三的《治道與政道》，中山大學黎紅雷主編的《中國傳統治道研究叢書》系列中，包括張增田的《黃老治道及其實踐》、戴黍的《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等等。“我自己很關注荀子，荀子是最有原創性的一個思想家，治道這個概念最早是《墨子·兼愛》中提出來的，但就儒家而言，最早使用治道概念的應該是荀子，荀子是特别重視治或治道的。《荀子》三十二篇當中每一篇都有‘治’這個概念。”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曹峰則從自己最近在研究的清華簡《五紀》入手，提出：治道、王道、人道和中道裡面都有與“中”相關的問題。“我發現‘中’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可能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尤其在先秦時代，古人對它的理解或許要超出我們目前對它的理解。我們現在過多使用所謂的文化文明進化論來尋求最好的制度，其實我們不必有這樣的想法，其實每個時代都在尋求一個理想的社會，尋求一個理想的制度，《五紀》就體現了這樣一種尋求，其中的‘中’就是後帝所實現的宇宙秩序的一個最好體現。”

方朝晖總結，中國文化是一個此岸取向的文化。借用李澤厚先生的術語，中國文化是一個建立在一個世界的假定基礎上的文化。所謂一個世界的假定，就是說中國文化是迄今人類幾大文明當中，唯一一個以此生此世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世界為最高目标的文化。“由此就導緻治道問題成為中國一切學問的中心問題。讀任何學問都要解決社會現實問題，要麼是個人身家性命的需要，要麼是社會現實的需要。因此我認為治道問題在中國幾千年思想史上，甚至一直到今天為止，依然深深地主宰了當代中國學術的話語體系。”

責任編輯：梁佳 圖片編輯：張同澤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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