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經濟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轉型成敗的問題缺乏解釋力。比較經濟系統研究要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可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探讨發展中國家形成次優安排、産生“扭曲”制度的根本原因。比較經濟系統研究要理解系統内部的各種制度變革和政策制定，可以從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角度闡釋結構性失衡的不同來源，進而提出經濟系統運作良好的對策；政府要支持企業家抓住創新的機遇，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通過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實現動态、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

[關鍵詞]比較經濟系統；新結構經濟學；經濟轉型

附本文題錄：

林毅夫.比較經濟系統的現狀與未來：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21(04):5-10.

即将出版的《勞特利奇比較經濟系統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編輯Bruno Dallago和Sara Casagrande發布了四個重大問題，總結了比較經濟系統學科和世界經濟的現狀與未來的關鍵方面，并邀請六位著名專家撰寫他們對這四個問題的回應，将此納入手冊的最後總結章節，旨在勾勒比較經濟系統學科未來發展的軌迹。我很榮幸能成為受邀者中的一員，以下是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

一、比較經濟系統研究之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回顧過去30年，前蘇聯和中東歐經濟轉型，中國、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崛起，包括發達國家在内的部分經濟體各種危機頻發，再到當前的Covid-19大流行等曆史事實和經驗都表明，經濟分析和政策制定的标準方法已經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和管理這個快速變化時代的世界經濟。那麼，比較經濟系統（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CES）的研究怎樣才能幫助我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呢？

經濟研究的目的，是為了了解所研究現象的性質和成因，以指導人們認識世界并改造世界，最終促進社會進步。比較經濟系統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子學科，在二戰以後從比較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差異研究中而成立，極大促進了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不良表現的理解，同時也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勝利提供了理論支撐。在80至90年代，前蘇聯和中東歐國家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在遵循主流宏觀經濟學家推崇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指導下，紛紛摒棄運行不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但經濟轉型的實績卻不盡人意，出現了長期的經濟崩潰和停滞。與此同時，中國、越南、柬埔寨等東亞地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的經濟轉軌，并沒有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宏觀穩定化，而是采取了漸進雙軌的方式，即市場和計劃同時存在。這種“三心二意”的轉型方法在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策略，注定會導緻經濟的惡化。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些采取漸進雙軌轉型方式的國家都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轉型策略的最終表現，對比凸顯了主流經濟理論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轉型問題上的無能為力。

比較經濟系統的研究延續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認為相較于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想市場制度而言，社會主義計劃制度中的金融抑制、行政配置、國有産權、預算軟約束等都是外生的扭曲。但從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的視角看，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這些政策的産生是為了支持和補貼在計劃經濟時期，資本相對稀缺的經濟體想要優先發展但違反國家比較優勢的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産業。這些制度安排與國家的發展戰略相互關聯，内生形成。這種扭曲，其實是在限定條件下的一種次優安排，如果不解決導緻次優安排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在轉型中強行取消這些制度，反而可能導緻經濟表現的惡化。

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存在各種制度安排。從新古典經濟學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看似是扭曲的，但它們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也就是内生的。如果比較經濟系統這門子學科想要對現實世界的經濟發現和績效的改善作出貢獻，那麼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不僅要關注這些“扭曲”制度的影響，還要關注這些“扭曲”制度産生的原因。隻有從原因下手，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最終實現帕累托改進。

二、比較經濟系統研究之于制度變革和政策制定

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組合因國家而異，制度組合之間又環環相扣，因此想要進行制度改革往往是複雜且困難的，不僅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而且會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該如何進行比較經濟系統的研究，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系統内部的各種制度變革和政策制定，最終推動社會進步呢？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新古典主義方法為分析工具，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系統由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結構組成，包括禀賦結構、生産結構（産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基礎設施；上層建築，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規則以及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如行為模式、傳統、信仰、價值觀和意識形态。一個經濟體的生産結構内生于該經濟體的禀賦結構，因為要素禀賦結構決定在每個時點上經濟體的比較優勢，進而決定合宜的産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不同的産業和技術具有不同的特征，對資本、技術、基礎設施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因此要最大程度地釋放産業和技術的生産力，需要适當的基礎設施和上層建築。所以基礎設施和上層建築内生于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由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生産結構。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系統要運作良好，必須要有兩個基本的制度安排，一個是有效市場，一個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通過競争形成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來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以引導企業家根據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和技術。政府是一國唯一具有合法使用強制權力的機構，有為政府需要克服由于創新的外部性和協調基礎設施和各種制度安排的完善所導緻的不可避免的市場失靈，因勢利導結構轉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順利進行。

在思想、信息和貿易跨境流動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結構性失衡有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由于經濟體系的組成結構具有不同的剛性。禀賦結構變化最快，當一個經濟體在禀賦結構基礎上，選擇了合适的生産結構、基礎設施和上層建築，在這種理想的體系結構運行下，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就會很快，繼而引發資本禀賦的變化。資本在禀賦結構和經濟比較優勢中的相對權重改變，就要求内生于禀賦結構的生産結構、基礎設施和上層建築相應改變。而上層建築，尤其是行為模式、傳統、信仰、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變化最為緩慢。如果當資本積累、人口增長、教育、移民、外國資本流入或自然資源的新發現等導緻要素禀賦結構變化，而生産結構、基礎設施和上層建築沒有進行相應改變時，就會造成因變動速度不同而帶來的結構扭曲。結構性失衡的第二個來源是國家在錯誤思潮的影響下對生産結構進行幹預。例如，二戰後，主流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必須發展先進制造業，實現重工業趕超，但發展中國家實際的要素禀賦結構并不能支撐重工業發展，最終造成結構扭曲。又比如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良好發展需要構建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但這種制度與發展中國家當時的經濟基礎、産業結構等都不适配，最終造成結構不均衡。這兩種類型的結構性失衡都會造成經濟表現不佳，甚至導緻社會、政治不穩定。

對于第一種結構性失衡，經濟變革的條件已經就緒，隻需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變革作用，就能讓結構趨于均衡，效率提高。對于恢複第二種結構性失衡，至關重要的是要意識到經濟體系中很多看似扭曲的次要制度（second-order institutions）内生于國家對生産結構或上層建築的一級幹預。正如我在對問題一的回答中所讨論的那樣，這些制度在性質上是次優的，因此在改革上層建築中的制度之前，最好采取務實的策略來避免系統性動蕩，并為低層的結構改革創造條件，以實現帕累托改善。對于那些繼承或引進發達國家正式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如果碰巧有一位開明的政治領導人，它們就可能可以克服這種結構性失衡。例如在二戰後處于追趕發達國家階段的東亞經濟中的一些領導人，他們一方面運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行使自由裁量權來維護本國政治穩定，另一方面利用政治穩定的機會之窗，大力發展經濟，提升國家經濟基礎，為上層建築的良好運行和改革創造條件。

三、比較經濟系統研究對于“創新”的闡釋

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尤其當前的數字經濟、人工智能革命等，都會加速産業和技術的變化。随着經濟一體化和宏觀政策協調發展的需要，創新環境（包括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社會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凸顯了經濟體系及其特征的關鍵意義。漸進式創新、突破性創新、勞動力流動性和人力資本投資顯然是各國的首選領域。那麼經濟體系是在何種意義上以及如何支持企業和國家進行創新的？比較經濟系統的研究怎樣解釋市場的不同運作，如何支持企業家和政府來抓住創新的機遇，以推動經濟發展的呢？

以快速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為特征的創新是引發經濟系統結構變化，推動經濟從停滞不前的傳統農業經濟轉變為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的基礎。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它的技術和産業已經處于世界最前沿，因此，發達國家的創新意味着新的甚至是開創性的發明，曆史經驗顯示，發達國家依靠自己發明實現了年均2%的人均GDP的增長。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實現自己的發明，但是發明的資本投入大，風險高，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無論是何種經濟體制，因為具有比發達國家采用最新技術機會成本低的“後發優勢”和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成熟技術的“後來者優勢”而擁有比發達國家更高的增長潛力。發展中國家無論采用何種經濟體制，要挖掘上述兩種創新潛力，既需要企業在市場中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來抓住創新的機會，也需要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家解決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突破基礎設施和相關制度的瓶頸，降低交易成本，将比較優勢從“潛在”轉變為“實在”。

由于可用資源和實施能力的限制，在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總體較差的發展中國家，國家需要切實發揮其促進作用。一個可行的策略是，針對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産業，投資和建設經濟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在園區内為目标産業提供堅實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營商環境，以此來啟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并為基礎設施在其他地方的完善和上層建築的改革轉型提供經濟基礎。通過這種務實的方法，任何經濟體系的國家都有望實現動态增長。

鑒于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時代的到來，機器人最終可能取代大多數行業的勞動力，發展中國家應努力盡快将現有的比較優勢從“潛在”轉變為“實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并盡可能多地積累财富和人力資本，完善基礎設施，改革制度，使國家有足夠的資本和有利的環境，在全自動化和機器人替代勞動力來臨之時，有資本使用機器人，同時，為被機器人置換出來的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競争力。

四、比較經濟系統研究對于“分配問題”的回答

近年來，盡管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有所減少，但國家内部的不平等現象明顯增加。當前社會和代際流動放緩，企業和整個經濟系統都在試圖吸引高流動的資本，從而勞動力正處于不利地位。與此同時，知識和專業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導緻勞動力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使得低技能勞動力工人正處于不利地位。對于解決分配問題，當前尚缺乏系統性的方案，那麼比較經濟系統的研究能否處理這些問題呢？

大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普遍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縮小分配差距，是中國國家主席提出的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夢想。

不同經濟體系的國家可能因價值理念或意識形态等影響而對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權重不同。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實現動态、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最佳途徑需要遵循以下原則：（1）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保障市場競争，突破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的軟硬基礎設施瓶頸，以實現一次分配時公平與效率并舉；（2）國家利用稅收進行二次分配，進一步縮小因财富繼承、社會關系網絡、天賦不平等等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利用遺産稅減少貧富差距的代際傳遞。國家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态決定了二次分配的力度；（3）鼓勵相互關懷的社會價值觀，以提供稅收優惠等形式鼓勵慈善捐贈，把支持社會公益事業作為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

在第一個原則中，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企業的生産成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如果能提供合适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降低交易費用，企業在國内國際市場就會有最大的競争力，也即意味着效率最高。更重要的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讓窮人有機會來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一個最大的差異在于：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勞動收入，而高收入群體有相當大部分的收入來自資本收益。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可以快速積累資本，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過渡到相對豐富；而勞動力會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勞動工資上漲就會非常快，導緻勞動力與資本的相對價格迅速上升，有利于貧窮的工薪階層。

此外，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政府的财政稅收也會相應增加。企業在開放、競争的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政府不需要再給予企業保護和補貼，政府增加的财政稅收就可以更多地用來改善分配問題。政府可以利用可用的資源，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激勵和促進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從而創造更多的高收入就業崗位；也可以通過投資教育，使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提升，從而能夠從事更高技能的工作；還可以通過社會福利等形式為弱勢群體提供直接的轉移支付，以減輕個人在财富和能力禀賦上的不利分配效應。

第三個原則在現代世界中也是需要的。當前，随着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結構變遷，一些技術和商業天才迅速成長為超級富豪。政府可以通過提供稅收優惠的形式來鼓勵他們參與慈善捐贈等公益活動；與此同時，倡導社會尊重慈善、互助關懷的價值觀，引導企業家自我價值實現，進一步縮小财富的差距。

由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禀賦結構和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其經濟體系、制度安排也會有其不同特征。我們需要尊重世界經濟系統和制度體系多樣性。無論在何種經濟體制下，世界各國人民都有着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希望人類向往共同富裕的内在動力和不同經濟體系之間的競争能夠為制度改革和創新帶來動力，最終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比較經濟系統的研究，将增強我們對經濟體系如何運的理解，提供思路、政策和制度改革為世界各國實現發展與公平作出重要貢獻。

來源：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作者簡介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新結構經濟學。代表作有《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迹》（北大出版社2017年）、《超越發展援助：在一個多級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行四年對重大國際經濟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中信出版社2012年）、《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第七屆、八屆、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