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4日，上海首套中小學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正式投入使用，并在該市18所中小學内試講這一課程。當天上午，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上了一節公開課《身體的紅綠燈》。（資料圖片） 視覺中國供圖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醫院醫生惠燕有過一次尴尬的講課經曆——在一所初級中學的大禮堂，作為主講人，惠燕所講的主題是中學生性教育，400多名不同年級的學生及其家長、教師全都坐在台下一起聽。

“最後在尴尬中收場。”那天的情景讓惠燕印象深刻。她曾提出面向不同年級的學生分别授課，并且讓男生和女生分開聽課等，不過這些建議并沒被采納。惠燕說：“現場人又多又雜，我也不好講得太深太細，導緻低年級的學生聽得很懵懂，特别是女生又感到很害羞，最終效果非常不好。”這堂課結束後，有家長向學校反映，認為不應在大庭廣衆下講這些難以啟齒的事。

在不少中小學校，也存在着這樣的尴尬。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如何在校園中開展性教育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近年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性教育必須從孩子抓起，性教育課程要走進中小學課堂。現在問題來了，這堂講給孩子聽的性教育課，到底該怎麼上？

“被發現的，其實隻是冰山一角”

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副主席于欣偉多年來一直關注兒童安全教育及防性侵教育的問題。近年來，她每年都圍繞相關主題提交多項提案，呼籲更多人關注青少年成長中這個“隐秘的角落”。

2014年，于欣偉曾随婦聯、民政等相關部門，到農村留守兒童家庭中調研孩子們的性安全問題。“一個個活生生的事例令人感到震驚和心痛。”于欣偉說，調研後才知道，被發現的問題，其實隻是冰山一角。

2015年，民革廣東省委會向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提交了《關于“保護未成年人權利，加強農村留守未成年人性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的建議》。提案認為，當前社會體系在保護未成年人性安全方面面臨困境，如家長無力監護或長期不盡監護職責，學校防範性侵犯教育缺失，基層村居社區綜治工作不到位，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取證難、定性難，對受侵害未成年人保護難、救濟難、賠償難等。

2019年全國兩會，于欣偉提交了提案：《關于将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的建議》，呼籲盡快出台權威專業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識，将防性侵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課程，列入小學必修課。

很多代表委員有着同樣的心聲。全國人大代表劉麗也建議将防性侵課程納入九年義務教育，列入中小學必修課。她認為，未成年人防範性侵害、性騷擾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遠遠不足。

《“女童保護”2021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顯示，超九成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對未成年兒童進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96%以上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将對未成年兒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納入常态化教學。

課堂缺乏頂層設計，沒有統一教材、專業隊伍

學校應是學生性教育的主陣地，然而在中小學校的教學實踐中，惠燕遇到的情況非常普遍，真正讓性教育走進課堂，依然存在着不少現實的問題。

天津市彙文中學校長璩靜表示，基層學校遇到的普遍困惑是：性教育課到底該怎麼上？性知識具體應怎麼講？對不同年齡、不同性别的學生又該如何區分授課内容和方式等。然而，正處于青春期的學生對性知識是有需求的。璩靜說，這個年齡的孩子，容易沖動，做事不計後果，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導，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生殖醫院副院長孫燕在門診中遇到很多曾多次流産後導緻不孕不育的年輕女性。孫燕發現，這些年輕女性基本上都是在青春期沒有接受過正确的性教育，“發生性行為時沒有避孕，甚至有把人流手術當作避孕方式的想法”。

孫燕建議，預防非意願妊娠的關口必須前移至中學。中學生正處于青春期，性意識萌發，“需要在這個時候告訴中學生哪些行為是健康的，如何做好保護措施等”。

對于性教育進校園的呼籲早已有之，全國政協委員、成都畫院專職畫家高曉笛認為，改革開放後，我國政府層面一直在出台學校開展性教育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文件。但這些文件要落到實處還有很多障礙。在高曉笛看來，這些障礙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性及性教育的誤解，認為“性就等于性行為，而性教育就等于性教唆”，這些觀念成為性教育進課堂的“老大攔”。

璩靜也談到，學校開展性教育最大的阻力往往來自家長，“有的家長擔心，孩子是不是該聽到那些性知識”。因為缺乏專業的指導，有的教師講起性知識往往淺嘗辄止，“總擔心講的某些内容會刺激到一些有過相關經曆的孩子”。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胡衛認為，學校的性教育存在課程缺乏頂層設計，全國範圍内沒有統一教材，以及沒有組建起專業師資隊伍等問題。

“青春期教育本來一直就有，但依然遠遠不夠。”胡衛建議，統一規劃建立課程标準、培訓師資、增設課程質量監測體系等。

強制報告也要保護受害人隐私，避免二次傷害

如何保護那些受侵害的孩子，也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強制報告制度是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亮點之一，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題之策。胡衛一直關注強制報告制度的實施，認為這不僅是保護了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也有利于保護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他同時提醒，一定要關注被侵害人的隐私，應建立相應的保密制度，避免二次傷害。同時，建立黑名單制度，對曾經有性犯罪記錄的犯罪分子加強監管，嚴格限制這些人從事某些特定的職業，例如教師、醫生、保姆等。

性侵兒童的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很高，于欣偉多次呼籲加強對“熟人作案”的監管。今年兩會期間的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出，通過強制報告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對未履行報告義務促整改、追責459件。推動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入職查詢749萬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員。

看到這組數據，于欣偉說，近些年保護未成年人的法治環境在不斷變好，同時也發揮了相應的作用，但她認為，“問題還是不能忽視，要繼續重視，繼續呼籲”。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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