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依本能而生活，人類則依意志或目的而行為；動物願意做的事，實際上是他們必須做的事，人類則可以根據個人意志，選擇自己所願做的事。所以人稱得上是萬物之靈。

不論人來源為何，人類在生理上、心理上、行為上與動物相較，有明顯不同。

人類在心理方面的表現，與動物大不相同，其間最大差别是：人類有語言、有道德感、有想象力；有道德感，尤其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本"所在。

人類之不同于動物者，在于人有道德感。

這種道德感俗稱"良心"

人類道德感的發展，是由無律、他律到自律的曆程。

良心絕不是一種簡單的心理機能，而是一種十分複雜的心理組織。它含有幾個特點：

良心是一種判别善惡的心理活動。

良心裡面一定有一種善惡的标準。

良心裡面兼含有情緒作用與意志作用。

良心是自發的而不是強迫的。

人類即使本質上與動物無别，人類也絕不同于動物。人類不像動物隻知依本能行事，卻能知仁行義，制造工具，喜歡遊戲，富于希望，并能實踐自我價值，所以人類誠為萬物之靈，自然之主。

有人類才有文化，也隻有人類能創造千變世界，雕琢萬化乾坤；但人類也有弱點，如何能使人立于世，而活出生而為人的更佳或最佳狀态，不止是科技文明需繼續發展，相反的，人類須回到自己，回到生命的根本，自尊地活出人的品質，此為固有獨有道德人格的人類所為。

孔子生在春秋時代，在孔子以前，中國文化已經曆兩千年以上之積累。

孔子也由中國文化所孕育，孔子僅發揚光大了中國文化。

儒家對人的定義始自孔子，所以儒家的"人觀"，亦是承繼古早而來。

孔子論道時曾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裡仁》）以道為志，即以道作為一種價值理想，一種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理想，而全力以赴，生死以之，所以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裡仁》）

儒家學者相信，理想上隻有那些沿着中道前進的人，才能完全實現個人自身，并體現那無所不包的完滿之道。

而在現實上也體認到：雖然這個中道是完美的，然而很少有人能始終一貫地去遵循它。

這樣如實又高遠的情志，像周敦顧說："聖可學。"

王陽明借勵明道先生語"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

"重道"也可說是人對本身有一種不自信的憂患。

"道"不一定此生能成，但憂患必将随個人修養之增厚而相對減輕，雖然"以生命為中心"這可能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追尋，但"以價值為中心"，則走一步有一步，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成就。

所以"道"是值得永恒追尋的方向。

道的方向，從儒家來說就是要天人合德，要頂天立地，與天地一般大；這天地不是指形體性的地，也不是指宗教性的主宰之天，而是指幹元坤元所象征的幵創性的生命力。

以周易說法，就是三才之道人道、天道、地道融合并進。

用中庸的話來說，就是人要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

正是因為人類能體會大天（幹元）所代表的創造沖動，與大地（坤元）所代表的孕育厚載，所以在俯察天行健、地勢坤之後，毅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這代表人生存在天地兩大之中，不甘自小成為小人，所以一定要充分發揚内在的創造潛能，一定要拿一生全部的生命力去成就其為大人。

孟子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告子上》）

成其大人，是道的具體方向，終極理想即是生命的圓成，亦即生命實踐。孔子對理想人格的期許正是"成人"。

西周以後，人們開始把禍福的根源放在現實的人間，而不是鬼神的世界，遂而神學也逐漸從屬于人學。

這時期的思想最可貴處是尚未分化；毋容否認，詩書期思想的基本情調比較接近儒家。

後代的儒者視之為儒家思想的泉源。

商周之際，中國的原始宗教漸漸轉向，由一心事天而轉向人文化、人倫化的倫理意識，上帝轉化為道德神，被視為公平正義的化身，由此開啟中國人文思想之先河；周人更由憂患意識而産生屬人的自覺，重視人生的價值。

春秋之後，戰國學說百家興起，儒墨顯學皆欲以其道"易天下"，都顯示了獨立的人格。

《周易大傳》說："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認為這些都是獨立人格的堅定宣示。

秦漢以降，承儒家道統，我國對于"人"的觀點大緻皆本于此，所看重者則在自我生命之自身如何安頓，存養問題與永恒理想的追求，都要在這實存的世界中求得安頓。

儒家強調生命的意義在于現世，目的在于引導人們在生機盎然的此世學聖作賢，儒家拒絕了一個彼岸世界對人所具有的終極關懷的意義，認為在有限的現實生活中就能創造出無限的超越價值來，即是死了，也能使自己生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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