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周年

肖邦肖像

在歐洲的衆多音樂名城中，華沙或許不是最耀眼的一座，但卻是我最熟悉的。由于自己多部作品的首演以及一些其它的機會，我常有幸在這裡小住數日。更加幸運的是，每次我都能主動或被動地住在一個離古城區不遠的地方，于是每當我徒步穿越克拉科夫大街時，便會到安放着肖邦心髒的聖十字教堂裡駐足片刻。

這座巴洛克式的建築，相比于那些更加古老的天主教堂而言，當真算不上肅穆。如果你不去注意教堂内石柱上的文字，的确無法從周遭的環境中感受到一絲特别的氣息。傍晚時分甚至還能聽到管風琴師帶着大家唱些1830年11月起義時的革命歌曲，相比于在瓦維爾宮中常年供人瞻仰的亞當·密茨凱維奇的遺體和心髒，肖邦的長眠之地似乎少了一份神聖與威嚴，卻更充滿生機。顯然來這裡做彌撒、唱歌早就是當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當我“凝視”那柱安放肖邦心髒的石碑，總感覺肖邦就生活在這進進出出來來往往的人群中，與每個人共同呼吸着這裡的空氣，聆聽這裡的聲音。

肖邦心髒的所在

将心髒運回故鄉華沙，似乎是肖邦那份被背叛的遺囑中最為人所知，且被執行得最為完整的一項。之所以在此使用米蘭·昆德拉那個著名的隐喻，乃是因為肖邦的摯友尤利安·豐塔納0在肖邦去世後将其生前的手稿和尚未發表的作品全部出版，而沒有遵循肖邦關于将這些殘稿銷毀的遺願，而這其中就包括那首著名的升c小調《夜曲》。設想一下如果豐塔納真的将那些殘稿付之一炬，一旦“事情敗露”，估計他此生也沒機會再見家鄉父老了。

在波蘭被列強瓜分、祖國獨立的事業顯得遙遙無期，且整個歐洲正處于巨大的革命浪潮被剛剛鎮壓的那個年代，肖邦迅速地成為了一個傳奇。他作為一個特殊的人的意義，已經使人們不再簡單地把他作為一個音樂家去看待。浪漫主義的語境迅速将其包裹并送上神壇，帶上光環。有關他的一切都被貼上了神聖的标簽，毋庸置疑，不得侵犯。即使是在波蘭以外的地方，肖邦也同樣是一個被過度演繹了的人。有關他的故事，甚至成為了人們認識那個浪漫主義時代文化圈生活的一個窗口。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往往還會像美化自己的回憶一樣，給那個隻可遠觀的時代插上理想的翅膀。

肖邦出生地

這本沒有什麼不好，但卻容易讓人們忽略肖邦的音樂自身的價值，去真正從他的音樂中獲得啟發，去發現使這些音樂産生永恒價值的奧秘，觸摸其本質。更加災難性的情況是，把肖邦簡單地視為一位民族主義作曲家、一個浪漫主義者，亦或是将音樂作為表達語言的愛國青年。而面對20世紀下半葉層出不窮的波蘭現代作曲家，人們也往往會習慣性地從肖邦那裡去找他們音樂的源頭，隻因為他們都是波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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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今天而言，在整個19世紀，民族認同對于波蘭人是一個更加敏感和棘手的話題。一個原本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被俄、普、奧三國分别占領後從歐洲的版圖上徹底消失，三個瓜分國又都有各自的去波蘭化政策。肖邦年輕時在華沙公國尚能感受到的一絲自由與獨立的氣氛，在1830年11月起義後變成了一種奢望。在1863年起義失敗後，“波蘭”一詞更是成為沙皇俄國官方出版物上的禁用詞彙，波蘭行省也被改名為維斯瓦邊區，最具殺傷力的是所有的波蘭大學生在閱讀傳統波蘭文學時必須使用俄語譯本。被普魯士占領的波蘭西部依托着德國的統一及德意志帝國的迅速崛起，雖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發展，但始終處于普魯士後院的尴尬位置。波蘭的文化同樣不被尊重，而波蘭貴族富于裝飾性的藝術風尚，即典雅奢華的生活方式更是為德國人所不齒。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妄圖改造他們，把所有的波蘭人都變成帝國的廉價勞工。

奧地利占領區的情況要稍好一些，這主要歸功于哈布斯堡王朝妄圖建立的超民族國家實在難以制造出一個足夠有說服力的民族主義話語。因此二戰區的克拉科夫公國，成為整個19世紀波蘭語言和文化發展最為蓬勃的地區。但另一方面，奧地利捉襟見肘的财政狀況以及不堪入目的債務，使得奧屬波蘭難以得到來自維也納的經濟支持。由奧地利管轄的加利西亞幾乎成為當時歐洲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通過音樂喚起在不同國家制下的同胞們共同的曆史記憶，似乎成為了那個時代波蘭音樂家的使命。一些作曲家如庫爾賓斯基和莫紐什科力圖通過創作波蘭語的歌劇，引發民族共鳴。但在1864年莫紐什科的歌劇《鬧鬼的莊園》被沙皇俄國禁演之後，這條道路變得愈發艱難。不過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文化生活的不斷豐富，對波蘭也并非毫無積極意義。華沙成為衆多前往俄國巡回演出的西歐音樂家的必經之地，一批波蘭本土的炫技派獨奏家也在這一時期湧現。

肖邦手稿

在鋼琴方面，我們不難發現一條從沙爾文卡兄弟、莫什科夫斯基，直至帕德列夫斯基的線索。對這些鋼琴家兼作曲家而言，肖邦幾乎是一個無可動搖的坐标。肖邦對于一切民族語言的呈現都是他們模仿的對象。在這些人中，盡管每個人對自己的波蘭身份認同程度有所不一（尤其是沙爾文卡兄弟，幾乎從不強調自己的波蘭身份，且極力否認肖邦對于他們創作的影響），但即使是随便一位普通的音樂愛好者，也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清晰地聽到肖邦的印記。

肖邦傾注了最多心血的體裁瑪祖卡舞曲，也成為了波蘭民族音樂的新标志。其實在這一時期，并沒有多少人真的關心這些瑪祖卡舞曲與華沙鄉間婚禮上跳的那些舞蹈音樂究竟具有何種聯系，因為肖邦的音樂已經深入人心。肖邦風格的旋律和聲以及重拍不規則錯落的特點，共同形成了人們對瑪祖卡的印象。

而波羅乃茲也被重新貼上了波蘭民族文化的标簽。事實上，這種來自宮廷的舞蹈，早在18世紀上半葉就已經通過奧古斯特一世的宮廷傳到了歐洲各地，在巴赫和泰勒曼的作品中，都出現了這種舞曲。肖邦無疑是在鋼琴上讓這種慢速的具有貴族氣息的舞蹈幻化出更加豐富的音樂内容。

如今，人們已經極少以民族主義者的視角去看待肖邦的音樂。美國音樂學家、鋼琴家查爾斯·羅森用他的研究，在肖邦與巴赫的音樂之間找到了繼承與發展的關系，而作為波蘭年輕一代作曲家的代表，米凱頓則直言，“我從不在意肖邦是波蘭人還是奧地利人，就像我從不在意巴赫是德國人還是波蘭人一樣，他們都是我熱愛的作曲家。”作曲家杜赫諾夫斯基形容肖邦的音樂：在一顆原子中，展示了整個宇宙。

而肖邦也成為了爵士樂音樂家們除巴赫以外最青睐的古典音樂家，無數的爵士樂組合在嘗試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繹肖邦的音樂。這也應當歸功于他音樂的簡潔給了爵士樂演奏者足夠的即興發揮空間，讓每個人能以之為框架來釋放自己的音樂靈感。

當肖邦遇見爵士樂

肖邦在1848年10月1日寫給其摯友沃依切赫·格日瑪瓦公爵的信中，曾開玩笑地說：“我恐怕很快會忘記波蘭語，學會英語和法語後，我要學蘇格蘭口音的英語，變成同時講五種語言的老迦沃雷克人。”事實上肖邦既沒有忘記波蘭語，也沒有真的學會五種語言，他隻講屬于他自己的音樂語言。

阿爾弗萊德·愛因斯坦在《論音樂的偉大性》一書中，将肖邦稱為在民族性偉大和世界性偉大的結合方面做得最傑出的例子。“他将民族與外國特色融合得如此密切、深邃，以至波蘭的、法國的、德國的特性在他的作品中不可辨别，因為這些特性已經轉化成了肖邦特質……自從他的音樂問世以來，我們對波蘭音樂的印象是由他确立的，而不是相反。”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并非是因為肖邦的音樂引用了瑪祖卡的元素才引起我們的注意，而恰恰是由于人們熱愛肖邦的音樂，才開始關注瑪祖卡這種隻屬于馬佐夫舍地區的舞曲。任何隻屬于某一時代或某一民族的文化，都會有它光芒暗淡的那一刻。肖邦的音樂正是超越了所有這些時間與空間方面的局限，才真的一直活在我們身邊，感動着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每一代人。

代博/撰文

小卯/選編

原載于《愛樂》

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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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愛樂》【肖邦】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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